把你扔到一张伍德斯托克躺椅上，对着一杯茶发呆——里面放了太多的糖，一场甜美的爱与和平的风暴。但我宁可带你去厕所，四十年功夫只一泡尿，你的青春小鸟就不见了。当年一位当地居民曾怒斥伍德斯托克是一个“人类粪坑”，很多人也对那三天摇滚青年们的体臭刻骨铭心。然而后来，伍德斯托克俨然已成为人类污浊历史长河的一块香皂，不管是政治恶臭还是金钱铜臭，在它面前都得洗洗睡。
近日刚好看了盛志民拍的一部有关魔岩三杰时代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很有水准的电影，但对“遥远的乡愁”呀、“再见，乌托邦”啊之类的煽情我还是有些腻味。怀旧病患者的乌托邦烤箱总是要么把东西烤焦，要么没烤熟。“再见，乌托邦 ”式浪漫主义怀旧病总是喜欢割裂历史与现在的联系，夸大不同时代的对立，通过刻意夸大往昔——将之神化为“乌托邦”——来反衬庸常甚至堕落的后来和现在。在过去金碧辉煌的乌托邦面前，后来和现在自然沦为废墟，这种戏剧效果颇为悲壮，但这样的历史观还是失之机械幼稚，并且往往无视历史事实。
“乌托邦”从来不是一个什么历史概念，乌托邦之所以永恒正因为它既不存在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和未来。索尔·贝娄《晃来晃去的人》主人公约瑟夫说过：“我们所追求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得到的世界。”谁都别以为只有自己睡过乌托邦，可以将她占为己有，乌托邦梦中情人是君临一切年代的，她一直呆在你头顶好好的，何谈再见？她也一直没有死翘翘，何谈 再生？然而为了和“再见派”的同志们说再见，我还是不得不以“再生，乌托邦”之名，来重申乌托邦精神的生生不息。
从嬉皮变成雅皮，从伍德斯托克一代变成纳斯达克一代，剪去长发脱下花衣，西装革履去硅谷上班…人们喜欢如此讽刺伍德斯托克一代的从良——反文化被主流文化招安——批判那一代人背叛了当初的理想。然而，这种讽刺和批判难道不是一种简单粗暴的陈辞烂调吗？
青年反文化被主流文化招安——反建制思想被强大的体制消化，反消费反拜物被更隐蔽高明的品牌拜物教吸纳，另类成为主流的新花招新噱头——这向来是青年反文化的固有悖论，从来如此，于今为烈。这原本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内在矛盾。将伍德斯托克一代一味神化为不单反战而且反建制、甚至反消费的反文化急先锋，多少有些一厢 情愿。实际上伍德斯托克一代恰恰是有史以来口袋里闲钱最多的一代青少年，战后婴儿潮一代恰恰是空前的消费主义狂潮的产物，也正因此摇滚乐一跃成为一头产业巨兽。45万人啸聚于一个音乐节确实可怕，但别忘了这一代人也被称为“电视的一代”，绝大部分人的闲暇时光并不是被摇滚音乐会、而是被无聊的电视节目吞噬的。一方面享受父辈积累的社会财富、拓展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又反叛父辈的保守价值观，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在盛极之时初尝自己的人格分裂，而摇滚乐是这种人格分裂的产物，那些年青的双头怪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抢占伍德斯托克，那两个头有时互相咬噬，有时互相接吻。反文化和消费文化，是那个时代的双驾马车。并不是说他们后来才变成所谓雅皮从而背叛了往日的嬉皮理想，而是从一开始嬉皮和 雅皮就是他们人格的两面，他们后来进入成人世界进入主流社会，这种每一代人都必经的成长之路没有必要被危言耸听地夸大为一场分崩离析的集体叛变。
为什么硅谷和伍德斯托克会被习以为常地当作两个完全对立的象征？从60年代的伍德斯托克到80年代的硅谷——这总是被当作社会思潮由左而右、由激进回归保守的写照。伍德斯托克VS硅谷，被当作乌托邦/世俗、自然/工业、艺术/科学、肉体/机器、神秘主义/工具理性、浪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源远流长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新版。而这又源于对1969年相距不到一个月内发生的两件事的截然对立的阐释方式：1969年8月15～17日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1969年7月22日的登月壮举被不容置疑地分别划入艺术/科学、以及酒神/日神的敌对阵营。可能是因为耍嘴皮子和笔杆子的尽是文艺青年和 “人文”学者，他们热衷对伍德斯托克作口水多过茶的阐释，月亮也好硅谷也罢，很容易被伍德斯托克的唾沫淹没。
然而这种想当然的壁垒森严的对立划分非但没有跟上时代的剧变，也忽略了60年代文化的两位50年代先驱的伟大预言。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论准确地预言和分析了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再生功能；“垮掉的一代”宗师威廉·巴勒斯尽管描述了社会体制宰制一切的恐怖前景，但反过来也通过瘾君子的神经浪游和想象力跑马指出了突围之路。
60年代的药物洗礼（大麻、LSD等）惠及文艺青年，也不可能不对乍看理性得多的“科技青年”产生冲击，虽然他们嗑得可能没有文艺青年那么多，但不管文艺也好科技也罢，他们都受惠于“重估一切价值，打开知觉大门”的同一时代氛围，都迫切需要一 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想象力解放——在自己的神经末梢狂舞。而伍德斯托克的精神遗产：民主，平等，自由，共享，恰恰被后来一波又一波的电脑革命网络革命继承发扬；让工业时代分崩离析的人们重返部落化集体家园的伍德斯托克梦想，恰恰在网络的无际空间被一再重温。
假如仅仅将伍德斯托克当作一个音乐事件，仅仅以1969年那场可遇不可求的艳遇来衡量后世的摇滚音乐节（尤其是1994年和1999年那两次以伍德斯托克之名筹办的音乐节），你难免会因为狗尾续貂而感时伤怀，但是假如我们将伍德斯托克视为一种可以在不同领域激起广泛共鸣的人类先锋精神，那么您老人家的浩叹便可以省省了。伍德斯托克策划人迈克尔·朗认为最能继承伍德斯托克精神的，是一个名为“燃烧者”的一年一度的狂欢节，这个狂欢节的发起人也 自认他们的理念深受伍德斯托克文化影响，“燃烧者”狂欢节的参与者大多是电脑软件工程师！这就是60年代伍德斯托克与80年代硅谷草蛇灰线的隐秘联系。
谁说伍德斯托克只能在摇滚这一棵树上吊死？谁说伍德斯托克一代去硅谷上班就一定是背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锋代表，60年代的先锋是摇滚乐，而80年代甚至一直到现在，电脑科技信息工程一直充当前途无量的时代先锋，风水轮流转，不必厚此薄彼，第一个吃苹果的是披头士，但下一个苹果就归乔布斯了。容我扯远些，这也是我去年12月5日特意跑去香港亲睹Kraftwerk乐队的原因，这支将摇滚乐和电脑联姻，并昭示未来电脑乌托邦世界的德国嬉皮乐队虽然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所有乐队都大相径庭，但毕竟也诞生在那个创世纪般的年代。
伍德斯托克就是植入未来社 会的芯片。

反面乌托邦
2007年夏天，旧金山“爱之夏”运动40周年，凯鲁亚克笔下流浪汉、瘾君子、流氓出没的第三街，早已成为光鲜白领出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社会渣滓纷纷转移到第7街。第7街的廉价旅馆令我难忘的除了我所住房间那块渗有暗红血的肮脏地毯，还有隔壁一个嬉皮老头的眼神，他蹲在墙角看着我，眼神疲惫迷茫得令人心酸——或许他就是40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花童？
当年嬉皮圣地海特—阿什伯利如今已被游客和流浪汉攻占。作为游客，除了购物你还能作甚？我挨家选购旧黑胶，最后又拎又抱大堆唱片，本应该满足，但我却感到一丝空虚，在这条“爱之夏”的朝圣之路上，自由似乎变得空虚，当历史的光环消失，嬉皮也好花童也罢，都只是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卸下那些沉甸甸的历史负载，满 大街恍然行尸走肉。
最后我走进著名的左翼政治书店“Bond the Round”，除了书，这儿还有数百种全世界各地的地下政治杂志以及宣传册，在这儿，嬉皮圣地才从一个贩卖60年代怀旧情调（一张60年代原版摇滚海报卖到数千美元）的创意市集返回水深火热的现实。然而，“Bond the Round”顾客寥寥，我猜仅仅是因为顽固的左派信念，这家书店才没有关门大吉。
没有具体方向、方式和内容的自由终难免沦为美丽而空洞的口号，抽除去现实内容的伍德斯托克也容易沦为一种无关痛痒、无病呻吟的小资文艺情调。我不知道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会不会变成“制造伍德斯托克情调”，商业文化对反文化的调情功夫向来高超，没必要苛求李安，那只是一部好莱坞喜剧片而不是什么“伍德斯托克电影”；更没必要苛求华纳那部经典的伍德斯托克纪录片——假如没有这部纪录片，伍德斯托克绝不可能有后来那么巨大的名声，假如没有这部片子的盗版碟带来的启蒙，我现在也不可能腆着脸在这儿奢谈和中国人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伍德斯托克。没必要过多指责华纳借伍德斯托克大发横财，否则你还不如把整 个摇滚产业也一锅端了，何况最初伍德斯托克也不是什么爱心公益活动，本来就是冲着赚钱来的，虽然不幸赔了。
应当探究和追问的是这部纪录片的内容——它漠视、遮蔽乃至删除了政治。商业利用了反文化并不是关键所在，更要命的是商业干掉了政治。顶多是高唱反战歌曲，顶多只反映音乐介入政治这一层面，而无涉直接的政治介入行动。事实上，当年的伍德斯托克就如同如今在”Bond the Round”书店所见，左派书刊尤其是宣传单满天飞，各种左派政治力量云集，但镜头绕开了这些。
嬉皮政治斗士阿比·霍夫曼在音乐节上曾经谋划偷走华纳的摄像设备，最后没得逞。阿比·霍夫曼曾致电华纳，质问为什么删除了政治内容。对方反唇相讥：我们可以出机票请你来参加首映仪式，你可以当场用刀子割破银幕！
当然片方也大可自我辩解：删除政治内容是为了维护音乐的独立性和伍德斯托克的纯洁性，也就是说以音乐的方式去介入社会，这种间接的、艺术的方式对一个音乐节来说才是最恰当的，而阿比·霍夫曼式的直接政治行动是不合时宜、容易引发混乱乃至暴力的。
阿比·霍夫曼果然引发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惟一的暴力事件——但与其说是暴力还不如说是一个他自己创造的启示录瞬间：他在The Who演出时爬上台，为了嚷嚷一句“你们在这儿作威作福，辛克莱尔却因为两根大麻被判了10年”而挨了彼得·汤森一吉他。冯尼古特晚年在《没有国家的人》中感慨：阿比·霍夫曼这般妙人，现在绝迹了。
伍德斯托克自有其伟大的天真，但它也被一直刻意包装成一个圣婴。胡子拉碴的政治被刮干净后，伍德斯托克俨然成了一个驻颜有方的小白脸。阿比·霍夫曼早就识破了这种享乐主义养生术，他后来申明：“毫无政治追求的伍德斯托克是豪无价值的，不过是流行乐坛的一场骗局。当他们说‘嘿，哥们，政治在别处’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别烦我，我只想维护我的现状和财产！’”
拒绝政治，拒绝直面凶险万状的世道乃至恶贯满盈的人性，“爱与和平”的道德制高点反而让伍德斯托克高蹈的理想摔得更重。伍德斯托克 的反面是阿尔特蒙（“地狱天使”杀人事件），也是查尔斯·曼森（嬉皮邪教徒杀人事件）。伍德斯托克是不可复制的，却绝不是不可超越的，与其把伍德斯托克作为永恒的道德制高点去俯视一切，还不如颠覆那种过于清高、圣洁的伍德斯托克神话。伍德斯托克的反面还有扎布里斯基角——在同拍于1969年的《扎布里斯基角》一片中，安东尼奥尼非但没有高歌猛进，反而为一个时代敲响丧钟，他似乎看到了伍德斯托克的尸体，看到了自由的空洞，爱与和平背后的荒芜，伍德斯托克的梦想有多真，托布里斯基角的梦魇就有多深。
《扎布里斯基角》里有一个死亡谷，十几年之后，Sonic Youth (音速青年)乐队也唱及死亡谷……只是这一次死亡谷从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国家公园转移到波兰斯基的好莱坞，在那里，这位导演的妻子和其他4人被曼森信徒屠戮，Sonic Youth的《Death Valley 69》如同天国里的绞肉机，这强悍无比的残酷美学典型地表明了朋克一代和无浪潮（No Wave）一代对伍德斯托克一代的扬弃。

乌托邦病人
1969年7月，文革狂潮中的中国人知悉了美帝登月的消息，而对作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当然一无所知——红卫兵们正忙于武斗——直到1978年，如饥似渴的中国新一代知识青年才从商务印书馆内部发行的那部伟大的黄皮书——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中第一次听说伍德斯托克，其中把rock and roll翻译成了“摇曳音乐”，又过了10年，直到中国摇滚乐横空出世、打口磁带和盗版碟时代来临，才真正见识了伍德斯托克盛世风采。
美国战后婴儿潮当然没有中国战后婴儿潮那么汹涌澎湃，伍德斯托克45万人的规模，跟1966年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朝觐毛泽东的盛况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67岁的保罗·麦卡特尼正准备启动新一轮全球巡演，据说这一次他梦想在几个特殊的地点实现创举，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当年迈克尔•杰克逊也梦想过在天安门开演唱会，据说他居然天真地问随行中方人士到时能否把毛主席像换成他的画像。
虽然从伍德斯托克到天安门广场尚有无法跨越的鸿沟，但在全球化的今时今日，伍德斯托克精神也已在中国大地上播种。如今地方政府和商家都开始“摇滚搭台经济唱戏”，主流文化也逐步吸纳青年亚文化。——然而问题在于，当代中国从未出现过强大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软绵绵轻飘飘的青年亚文化缺乏卓然独立的精神指向，中国的摇滚音乐节徒有伍德斯托克的外在形式而缺乏其精神实质。
吉米·亨德里克斯的压轴演出被视为足以定义伍德斯托克精神的决定性时刻：他即兴将美国国歌弹得四分五裂肝肠寸断，一举颠覆了美国梦，为狂飚突进的60年代奏响了最后的安魂曲，这位吉他之神谋杀了美国国歌，将之变成“伍德斯托克王国”的国歌。
在伍德斯托克结束后不久，因在1968年民主党大会上发起抗议示威而受审的阿比·霍夫曼第一次宣告了“伍德斯托克王国”的成立。当律师问他住在哪儿时，阿比回答：伍德斯托克王国；当法官追问它在哪儿时，阿比回答：它在我心里，在我的兄弟姐妹心里。
对伍德斯托克王国，今天的中国青年只是隔岸观火。我曾多次见识中国摇滚舞台上 的各色爱国表演，甚至不只一次见过雄赳赳气昂昂的摇滚版国歌演奏。假如说很多年轻人还有政治意识和政治诉求的话，那么爱国似乎总是第一的、甚至是惟一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诉求。
在盛志民的《再见，乌托邦》中，我们看到90年代所谓“中国摇滚盛世”的精英们被苍促推到社会前台，但刚刚登记入住，就又马上Check Out了……在商业大潮来临之际，他们轻易就被社会干掉了。片中只剩下崔健不合时宜地唠叨摇滚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而更多的人，还没来得及相遇就拜拜了，还没来得及诞生，就死翘翘了。
2009年8月10日凌晨，英国神人Tricky在张北草原音乐节压轴献演。就像在1969年8月18日凌晨，吉米·亨德里克斯在伍德斯托克压轴登场时一样，观众已走掉绝大部分。但在中国北方一个陌生的贫困县的荒郊，在旅游广告牌大书“欧洲风光”的草原，在中国元朝中都遗址不远处，这个英国的孤魂野鬼，却在夜半三更奉献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伍德斯托克时刻”，嬉皮气质十足的Tricky悄悄从后台潜到舞台下，被乐迷高高接起，在人浪中扬帆……随后又煽动乐迷纷纷跳上舞台群魔乱舞。崔健就在舞台下，而前一天晚上左小祖咒演出时，艾未 未也在舞台下。
然而这个音乐节纪念的不是伍德斯托克，假如非要纪念什么，那就是纪念奥林匹克了。8月8日晚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我收到在鸟巢看意大利超级坏的一位朋友的短信：开赛前一位中国女歌手在高唱“Loving Beijing！Loving Beijing！！”而在张北，左小祖咒唱了一首杀气腾腾的新歌。他反复唱：“患者出院后，症状未消除……”。
这才是真正中国的伍德斯托克时刻。是的我们都是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的乌托邦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