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时尚先生》9月刊
文/雨良粉
阿比·霍夫曼如何令伍德斯托克变得更加政治化——并最终改变了美国，以及世界。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最初也是作为商业活动来筹划的。但它是如何变身为一场神话般的盛事，并持续引发激烈政治论战的呢？
对一些人来说，伍德斯托克象征了一代人的不满、反越战、性解放、种族和平、借助迷幻药实现的心灵扩展。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象征了一个泥沙混杂的危险社会、一场破坏法律的神秘仪式、小家庭的毁灭和现有秩序的堕落。
以上每种观点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曾经和现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都是富于政治性的。这不是偶然的，有一小队政治活动家贯穿始终、尽心竭力地要在这个神话上打上政治的印记。
69年的夏天
1969年夏，部分的学生运动已经盯上了那些涉世未深、疏离、反叛的白人青少年。那时候，正处在无政府野皮党阶段的“气象员”正在高中走廊里大声疾呼“越狱！”这支极具暴力倾向的革命队伍，后变身为“气象地下组织”。也是在那个年代诞生“白豹党”，其领袖约翰·辛克莱尔还写过一本叫《吉他王国》的书。白豹党热衷于政治和音乐，深受“学生民主社团”和MC5乐队影响。气象员和白豹党呼应了已日过中天的野皮党。他们都对药物文化兴致勃勃，将药物视为解放的要素，同时也对音乐情有独衷。“还有什么能集这些于一身，成为比‘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更好的组织工具呢？” 如今已是《国家》杂志副主编的安德鲁·科普坎德解释说。
1969年6月，阿比·霍夫曼在密歇根州的一次野皮党会议上第一次听说了伍德斯托克。在听罢关于它的种种描述――包括音乐节将在鲍勃·迪伦的农场举行的谣传――后，已花费两年时间致力于将青年文化组织成政治力量的霍夫曼，看到了一个机会。
“我知道那会成为一场盛事，因为它已被说得神乎其神了，人们都在编撰关于它的神奇故事，”霍夫曼对《伍德斯托克口述实录》（1989年）一书的作者乔尔·马科尔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它的主办者。”
马科尔的书中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描写，讲了霍夫曼如何以搞破坏相威胁赢得了主办者的允许，在音乐节现场设立了一座“运动之城”，又如何从主办者那里弄来10000美元的捐款来修建它。
曼哈顿的下东区，作为东海岸的反主流文化首府浮出了水面，霍夫曼的组织基地也在那里。身为民权和反越战运动的老炮，1967年，31岁的霍夫曼决定使出浑身解数来组织一场青年叛乱。“组织者往往是不同于煽动者的，”他在自传《不久将拍成一部主流电影》（1980）中这样写道，“他们就像人类学家那样研究当地人，学他们的方言，模仿他们的语言风格。”而他集两种身份于一身。在自传中，他写道：“嬉皮文化刚刚浮出水面，那就是我们。”
他还写道：“有一种东西，令我们在下东区的组织经历变得不同：长发。它在当时意味着很多东西……它引发了青年与家庭、学校和警察的激战。在下东区，警察经常抓着孩子们的长发，把他们扔到墙边进行搜身。”
对纽约的嬉皮士而言，警察的骚扰成为了首要的地方组织难题。为此，阿比和纽约警署辖区长官乔·芬克交上了朋友，“他接纳了我，好像我是个任性的孩子。” 阿比说。
乔·芬克无意中成为伍德斯托克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音乐节主办者雇佣了韦斯·波默罗伊协调安保工作；波默罗伊曾是县治安官和公路巡警，作为美国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的助理刚刚退休。波默罗伊帮助芬克招募警察在周末为演出作保安。
芬克尽管与霍夫曼和野皮党建立了一种职业友谊，却和另一支更为好战的团体“处死混蛋”（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s）频频产生不和。“处死混蛋”四处张贴手写的传单，力劝嬉皮士们去参加伍德斯托克。传单上写着：“免费音乐、免费宿营、警察不带武器。”
芬克感到了隐隐的威胁，他带着传单去提请警察行政长官霍华德·利里的注意。音乐节的前一天，利里下令禁止城市警察去伍德斯托克做兼职。“处死混蛋”天真的组织战略导致局势发生巨大转变。8月15日，音乐节第一天，《纽约时报》的大标题赫然写着：346名警察退出音乐节。
没有警察
“我现在一个保安也没有了，”波默罗伊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在没有警察保护的情况下集结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孩子群。”在当地青年的口口相传中，伍德斯托克似乎成为了一场不会因吸大麻和磕药而遭迫害的活动。这使观众人数不断增加并确立了自由的基调。
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波默罗伊说事实上有不少警察在音乐节上现身。“我没问他们是不是从纽约来的，”他说。这些警察可不想被自己的长官发现，这也确保了他们在年轻人面前会拿出最得体的举止。没有哪个警察会逮捕抽大麻的孩子，因为该警察将不得不在官方文件上说明自己的身份。
除了野皮党、“处死混蛋”和其他旨在为音乐节加盖革命印记的团体，非主流媒体也扮演了令音乐节政治化的推手。“1969年对地下传媒来说是分水岭式的一年，”科普坎德回忆说，“地下报刊做得很火。纽约有一家《鼠报》，创办人是杰夫·希罗，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夜莺杰夫·希罗。在音乐节开始的三天前，我就是跟杰夫和《鼠报》的人一起开蓬车去的。”
阿比·霍夫曼的妻子安妮塔说：“夜莺杰夫把印刷机带到现场去做《鼠报》。一群行动主义者还在那组了一个小队。”
接下来发生的事才真叫有革命性。
据加州“小猪农场”最耀眼的成员“滚动的肉汁”所说，他受主办者之邀来提供免费食物并协助组织工作，“有几万人在入场时间前就到了。一个主办者要我清理内场，他们好向观众收票。他们跟华纳兄弟公司达成协议要做音乐节电影和原声大碟的事我们已经听说了。我问他，‘你是想做个牛逼的电影还是做个烂片？’面对现实吧。伍德斯托克的主办者就是奔着挣钱去的。只是那些旋转栅门不知怎么倒了而已。”
“那一幕也许不会再重演了，”安妮塔·霍夫曼说，“主办者也只能耸耸肩。”
科普坎德这样回忆道：“突然间，闸门打开了，‘伍德斯托克王国’奔涌而来。那些政治人物在好几个小时里都不知所措。我所能记得的就是这局面太令人崩溃了，然后有人说，‘别管这么多了，好好玩吧。’事实上，有意识的政治性组织工作至此画上了句号。巨兽般的人群在四下里游弋。任何政见或趋势的形成，更多是源自内部的动力，而非政治骨干们有意识的努力。它不可能被这些人所领导、指挥或影响，尽管这10年里他们都在发展自己的政治。”
天堂与地狱
在第一天的媒体报道中，伍德斯托克被说成一场梦魇：庞大而失控的人群，纽约州高速公路4小时的大塞车，食物匮乏，非法药物滥用，以及周五晚上的倾盆大雨。
这场后勤危机对阿比·霍夫曼来说又成了一个机会，他马上换了一种运筹方式――足以令那些仅通过他的野皮党风范来了解他的评论者们愕然。
到了周六下午，一切都化险为夷了。“小猪农场”喂饱了饥肠辘辘的孩子们。那些飞得乱七八糟的人也在医疗帐篷里平静了下来。太阳出来了。
“阿比组织的医疗帐篷，是我所见过的最精致的组织工作，”滚动的肉汁回忆说。
“阿比和那些出色的后勤组织者还让一些政治人士也来帮忙弄医药和食物，”科普坎德补充道，“有意思的是，自由派在那一刻转变了。毕竟，那些是他们的孩子，这是关键所在。毕竟，孩子们是要参与到文化之中的，即使他们在这个周末飞得不着四六，听着某个海洛因成瘾的疯狂黑人倒着弹奏美国国歌。”
当权派虽然勉强接受了音乐节所宣传的青年文化，但有个关键性的东西是美国父母们所不能认同的：毒品。《纽约时报》这样描述伍德斯托克的观众，“他们展现了奇装异服之下的真善美，如果激发这种真善美的不仅仅是LSD就好了。”
“药物显然有种抚慰效果，”科普坎德说，“但它也会让人变得呆滞、迟钝。我打赌几乎所有人都吸了大麻，但磕药的绝没那么多。我一直觉得大家高估和夸大了迷幻药的消耗量。”
伍德斯托克只发生了一例海洛因过量。不知谁带到后台的1公斤可卡因――这种毒品在60年代还没有广泛传播――也在大雨中报销了。因此大麻和LSD当仁不让地占据了绝对优势。
因有350名青年在服用所谓“棕色酸”之后经历了噩梦般的体验，为LSD招致了大量的负面报道。可是，事后回想起来，他们的糟糕体验或许怪不得LSD，要怪也该怪政府对LSD的禁令。没有人了解在棕色酸、绿色酸、蓝色酸和其它乱七八糟的迷幻禁药里都含有些什么成分，这才是问题所在。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观。
“现在，”肉汁说，“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去看精神病医生，从他那得到一次迷幻剂体验。而那时候，那些可怜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在街头买了些什么。在人们开始了解真相并搞清手中的药物之前，很多未成年人为此丧命，这真是耻辱。”
阿比Vs.谁人
阿比·霍夫曼组织完了医疗帐篷、食品和水的配给后，开始与安妮塔和保罗·克拉斯纳（《现实主义者》杂志的编辑）在音乐节上四处巡游。“我们在伍德瑟托克上赤身裸体，”安妮塔回忆说，“保罗也一丝不挂地跟我们待在一块。那地方有条小河，大家都脱光了在里面游。好像是在加利福尼亚吧，很多嬉皮士在私人酒吧里也会这么干。不过在东部，这还是第一个聚集了这么多裸体者的地方。”
亲身参与了此种体验之后，阿比还不忘他将音乐节政治化的初衷。他打量着面前的这片人海，决定上台发表一番演说。
问题是，主办者并不想让他讲什么话。
约翰·辛克莱尔刚刚因为拥有两根印度大麻烟而被宣判了10年的刑期。阿比决定夺过麦克风讲讲辛克莱尔的窘境。
“阿比代表了反主流文化和政治激进分子中间缺失的那一环，”克拉斯纳回忆说，“这在他登台的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彼得·汤森和“谁人”乐队正在演出。“‘谁人’正像往常一样演出，”歌手康特利·乔·麦克唐纳说，“他们并不正式报出歌名，他们用肢体语言表示演出开始了。有那么一个瞬间，舞台上没有动静，或至少在阿比看来是那样的。但在我看来很显然乐队要进入下一首歌了。”
“阿比上台走到另一个麦克风跟前，开始讲约翰·辛克莱尔入狱的事。这本来也无所谓，因为观众没打算听他讲话，他们正准备要听下一首歌呢。阿比说的话就像风一样从观众头顶飘了过去。他并没有说‘嗨，我是阿比·霍夫曼。’彼得抬眼一看，‘乖乖，台上有个不认识的人。’他上前去用吉他把轻轻敲了敲阿比脑袋的一侧，并没有打他，但却把他吓坏了，阿比一下蹿进了记者席，就在舞台的斜前方，离舞台大约4米多吧，然后爬进了观众群。”
克拉斯纳解释说：“这一段电影里没有。遗漏了这么有意思的场面。”
有些当时没看到始末的人，听说汤森用吉他砸了霍夫曼的脑袋（要知道砸吉他可是汤森的招牌动作）。这件事后来成为音乐节组织者、电影工作者，乃至某些艺术家为擦去神话中的政治成分而付出努力的象征。汤森过后还会说，用吉他打阿比是他所做过的最具政治性的举动。
对霍夫曼的组织工作，麦克唐纳持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阿比在伍德斯托克上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他坚持说，“我觉得阿比是不负责任的。我在社会主义家庭里长大，他是在资本主义家庭长大，所以他对这些事一窍不通。他好哗众取宠。这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他觉得可以靠操纵音乐节去迫使革命发生。那可是非常冒险的事。”
10年后，霍夫曼开始明白他在伍德斯托克上的举动是躁狂抑郁症的表现。这也导致他最终于1989年自杀。
因在一名卧底警员的要求下促成了一桩可卡因交易，霍夫曼获刑20年，当时正值他逃亡第6年。在一个朋友的磁带录音机跟前，霍夫曼回忆说：“我又一次好长时间没合眼了，工作压力巨大，我试图用设置帐篷等手段来挽救音乐节……我感觉有点怪怪的，抓过麦克风来就说了那些话，麦克风是关着的，我跳下了7米多高的舞台。我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能量爆发。我开始写书，5天就写完了。”
换言之，在某种疯狂的精神状态下，阿比以一种帮助社会保全心智的方式利用了那场“能量爆发”。一些人称之为“疾病”的躁狂抑郁症，事实上，对他可能却是一份礼物。
阿比将他的著作《伍德斯托克王国》称为一本“语言摇滚专辑”。他在书中痛斥了音乐节的“嬉皮资本主义”，同时继续在其上加盖自己的文化政治印记。
“是阿比发明了‘伍德斯托克王国’这种说法，”克拉斯纳说，“尽管他没有为此获得赞誉，到现在也没有。是他最先将我们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阿比写道：“毫无政治追求的伍德斯托克是毫无价值的，不过是流行音乐界的一场骗局。当他们说‘嘿，哥们，政治在别处’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别烦我，我想保持我的现状和财产。’”不同于那部伍德斯托克电影，《伍德斯托克王国》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最后都牺牲在编辑室里了。
如今，很多年过去了，但无论是媒体还是商业化美国的其它组成部分，都没能洗去伍德斯托克神话中强烈的政治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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