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这是台湾乐评人、政治学者张铁志在大陆出版的新书《声音与愤怒》提出的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如果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可能！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可能？张铁志带着这本新书和这个问题访京的时候恰逢大地震，他和我一起看了一场摇滚大义演，也每天目睹了空前的赈灾文艺总动员。

    张铁志书中提及2003年反战运动高涨之际，却有很多音乐人一反常规反对联合录制慈善歌或举办大规模慈善演唱会。当男孩团体Blue要找凯莉·米洛和贾斯汀录歌时，乔治·迈克尔公开呼吁别搞明星慈善秀：“我求你们，不要出现‘四海一家’的续集，因为我们在电台听到的，很少人是在真诚地做音乐。他们是靠唱别人的歌来赚钱，所以他们不够份量来支撑一种真正有意义的反战音乐。”

    当中国的歌星们为了翻唱一首歌来赈灾，然而录音棚却坐了一屋子的记者，甚至粉丝们也闻风而来堵在门口，这事难道不是变味了？——其实也没有变，他们就是那个味道，他们已经做作得很自然，不用做就已经很秀。

    既利人又利已，既做秀又公益，这是明星公益的两难和吊诡之处，不应一味苛求，但是明星和媒体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越来越容易把死也变成了娱乐——把死亡当作娱乐的背景，例如面对时尚摄影师，在地震废楼前大摆爱心Pose。我倒不认为明星去灾区就一定不能穿名牌，对此炮轰有仇富之嫌，但明星为什么非得要跑到灾区去？如果你悄悄去没问题，如果屁股后面长枪短枪跟着记者那就得注意分寸了。但要求明星注意分寸，几乎就是要求他们别做明星了，因为社会派给明星的一大任务似乎就是夸张和煽情。这就是为什么一面对明星，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他（她）弄哭。当媒体像搞金曲排行榜一样搞捐款排行榜，当爱心变成大PK，道德变成串串秀，以爱心、以道德介入社会改变世界，对明星来说已变成一团浆糊。

    更不用说以其职业道德来介入社会改变世界。对一个歌手、音乐人来说，道德指的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公民的道徳，更指职业道德——那就是你的音乐态度和水准，而如果你想介入社会政治，那你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观念。乔治·迈克尔批评那些并非真诚做音乐（缺乏职业态度）又只会唱别人的歌（缺乏职业水准）的人，同时还指出，当年他们参加“四海一家”时有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鲍勃·盖尔多夫、斯汀、U2，而现在的流行歌手太年轻太缺乏政治知识。

    我非常尊重歌星们的爱心，但你能忍受每天在公交车上连续听八遍他们的爱心歌曲吗？为什么电视台、电台、网络和公交车要把这样从音乐到歌词都如此苍白（不只是直白）的歌硬塞到我耳朵里？这真的有把泪水稀释为白开水之嫌。情，不是这么煽的。

    至于什么社会观念、政治常识，什么独立思考、批判意识，似乎都是多余的。那次摇滚义演，主持人先宣布默哀，默哀完了他说：“谢谢大家”，一听这话，有人忍不住笑了。接着主持人挥舞铁拳指挥观众山呼加油中国，汪峰演出时又挥舞铁拳指挥观众山呼加油中国。这到底是一个群众爱国集会还是一场音乐会？到底口号有力还是音乐有力？汪峰的《我爱你中国》是伟大的爱国歌曲兼体育广告歌曲，而周云蓬的《中国孩子》却有卖国歌曲之嫌。

    斯普林斯汀是美国乐坛的反战斗士，对“美国梦”也时有深刻批判，不过他仍然遭到过“黑旗”主唱、朋克老炮亨利·罗林斯的讥讽。他厌恶斯普林斯汀的成名作《生于美国》，说一听这样的歌就会想到有很多士兵会听着这样的歌去杀人去为美国送死。

    琼·贝茨更是美国乐坛的反战圣母，但连她也遭到过苏珊·桑塔格的讥讽。她批评琼·贝茨到萨拉热窝去，却仅仅呆在坦克车里，根本没有踏上那片被战争蹂躏的土地。而苏珊·桑塔格却在战火中的萨拉热窝呆了几个月，并排演了《等待戈多》。艺术家如何改变世界？首先需要作为一个人的生存勇气，然后是作为艺术家的艺术能量。这是苏珊·桑塔格的最高标准。

    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也没问题，你可以只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去作为。但请不要随便派发爱心串串烧和艺术白开水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