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公告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附两篇发表在体育版的旧文

黑纱，哭纱

--写于2004年

英葡大战后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看上去很平常，就拍摄而言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估计难入严志刚法眼，照片上埃里克松在安慰射失点球的瓦塞尔，瓦塞尔已经脱光了上衣，但他赤裸的左臂上仍然戴着黑纱，他没有把它除下来，或许摄影师漏了另一个镜头：瓦塞尔在脱下上衣后，又重新把黑纱戴到左臂上。

他有这样清晰的意识：在球场内，衣服可以脱，黑纱是不能脱的。瓦塞尔黑色的肤色，令那一块小小的黑纱显得黑上加黑。

有中国球迷搞不懂英格兰队为什么要戴黑纱，在网上骂英吉利不吉利。

一个多月前英格兰足总杯决赛，曼联夺冠后回到休息室，出来时全体球员都换上了36号球衣走上领奖台。当时解说员全都愣了，当英国摄影机给范尼后背巨大的“36”特写的时候，他们也没反应过来：曼联是在悼念车祸遇难的二队前锋36号吉米·戴维斯（当时租借至沃特福德），尽管他已去世好几个月，曼联也已经在当时一场联赛中戴黑纱为他默哀过。

悼念一名球员很自然，但悼念一名球迷就有点非同小可。英格兰队是在悼念几天前在里斯本被窃贼刺死的一名球迷，这会给其家人一丝安慰，也给英格兰球迷莫大的温暖，英格兰足球的形象因此也有所改善，无辜球迷被害这一悲剧也令向来背有流氓恶名的英格兰球迷获得一些同情，在英国媒体无情曝光下丑闻层出不穷的英格兰球员，也展示了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

这不是刻意的，而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传统：尊重生命。死者的家人看到这张照片，看到瓦塞尔裸臂上的黑纱，也可以告慰逝者在天之灵。当然最好的悼念方式是把比赛也赢下来，劳尔在参加欧洲杯前也念念不忘要用欧洲杯的胜利来安慰马德里3·11恐怖袭击的受难者家属，他们最终失败了，但此情可待，其志可嘉。

不管是9·11还是3·11，悲剧发生后，全世界很多赛场都在悼念。这，当然是和中国赛场无关的。2001年岁末，网上曾有人评出“2001年中国人十大痛快”，其中有“中国足球首次进军世界杯”，也有“美国世贸被炸”。

似乎中国人见惯苦难，不单宠辱不惊，而且悲喜混淆，已到了另一境界。真不知道是米卢有幸还是拉丹有幸，反正他们都为这位爱国网友带来了快乐。

即使是中国足坛乃至整个体坛，也基本没有在场上默哀悼念之传统，不管是飞机失事遇难的安琦恩师，还是被闪电夺去生命的姜涛，如果这些“小人物”还不足以打动“有关方面”，那么中国体坛名宿的去世也大多是悄无声息的。我们已见惯欧洲足坛为去世的名宿、球员、球迷悼念，甚至巴萨还悼念过一名老记者，这在中国足坛看来恐怕实在太费解。

戴黑纱？不吉利！他们首先会这么想。

我的童年是和追悼会的黑纱以及游行的彩纸旗（上面写有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现在我可以用到足球评论中的标语）联系在一起的，追悼会结束黑纱还不敢摘下来得戴着回家——我受的教育和瓦塞尔一样严格。1976年我上幼儿园中班，现在一回想起那一年眼里全是白衣黑纱，耳边全是哭声，平常乱哭老师要骂，但到了追悼会哭——哭得越凶越好——会得到表扬，最后哭不动了就只好假哭干嚎（但心里窃笑），记得一位同学因为在追悼日一不留神哼了一段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儿歌而被树为坏典型。郭其龙告诉我大连象棋名家卜风波少时的轶闻，1976年卜风波去兰州比赛，正好碰上毛泽东逝世，当时这哥们发高烧39度多，糊里糊涂地把队里发下来的黑纱弄丢了，竟因此被开除出队。当时他12岁。

那年唐山大地震，家乡整整一年都在传播地震、海啸的谣言，但我不记得为死掉的那几十万人默哀过。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朝鲜人民悼念金日成，不禁无限怀旧地回到伤感而美好的幼儿园时光。

前些年，一份后来变得颇有正义感、令人尊重的报纸曾经在头版登过一张大照片，说的是印尼一个幼儿园发生火灾，照片上救援人员用白布摊开一撮又一撮黑乎乎的尸灰。登出这样的照片让人愤怒。

不知死，焉知生。

未知死焉知生

--写于2007年10月

　　既然吾国在劝美国人要好好读一读《论语》，那我们自个儿就更应该关起门来焚香净手，读一读孔老夫子，然后梦想有那么一天，我会像李阳一样跑到美国自由女神像下面，指挥美国人民学习“疯狂汉语”或者“疯狂论语”，我会教美国人大吼―――最好是去一个国家公墓―――
    “未知生，焉知死”！
　　或许你也有类似的经历：坐车经过某个偏僻乡镇，公路两旁到处是化肥农药广告，以及各种标语，尤以计划生育为多，比如“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还有“只生一个好”，年深日久标语旧了，就得推陈出新，于是又有更为豪迈的标语：“结扎光荣”！这时刚好有一头被阉过的老牛经过。但是还有一条标语让你一点都笑不出来―――“宁增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就像一看到公路边“打击车匪路霸”的标语便心惊肉跳直觉梁山好汉随时会跳出来收买路钱，一看到这条恐怖的计划生育标语眼前立马阴风四起，恍然鬼哭狼嚎地崛起了十座坟。这两行压韵的、琅琅上口、深入人心的小诗是谁发明的呢？是白居易吗？就没有人调查一下如此灭绝人性的标语是谁创造的吗？
    假如我在自由女神像下面教美国人喊这样的“疯狂汉语”，他们会以为我是拉丹派来的。
    当然，我们从小见惯了革命英雄的纪念碑。但纪念革命和尊重生命往往不太是一回事。革命和生命，从词义来说也像反义词。
　　爱国的主旋律美国人唱得同样高昂，斯普林斯有个纪念公园，纪念的全是为自由而牺牲的历代英魂。历史大人物以及革命战争英雄的纪念碑，全世界都一样的多。但有所不同的是如何对待普通的死难者。
　　那天扬基体育场刚刚进行了一场比赛，扬基惨败给魔鬼鱼，没想到第二天，一个棒球场就被迅速改造成橄榄球场―――美国大学橄榄球联赛新赛季在此揭幕。国歌当然是必不可免的，但国歌之后却是一个令人动容的纪念仪式―――纪念在弗吉尼亚校园枪杀案中遇难的师生。
　　9・11发生后，全世界无数球场在赛前举行默哀仪式，当然吾国例外，马德里3・11发生后，全世界无数球场在赛前举行默哀仪式，当然吾国例外。你可以说我们自顾不暇，管别人的“内政”作甚，既然自顾不暇，那我们又是怎么“自顾”的呢？什么时候见过在球场上，我们纪念过自己死难的同胞？
　　9・11发生后，著名作家、刚左文学和刚左新闻的教父亨特・汤普森在自己《ESPN》杂志的体育专栏文章中发问：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体育还有什么意义？他说强尼・戴普深夜打电话给他，问他对本・拉丹的看法。亨特・汤普森对这位电影巨星说：“Heisaghost.”他后来还假设过：“假如本・拉丹是个狂热的体育迷……”当然这可能是个多余、无用的问题，然而竞技场和剧场一样，始终具有宣泄和净化的功能，说穿了它是一个和平集会，一个人类情感的巨大容器和排闸口，在一个民主社会，一个竞技场的“体育集会”可以与政治集会相补充，提供另一种社会凝聚力。
　　但如果你质问：“体育场又不是坟场，在这纪念死人干啥？”那我只能说：“那你就修你的坟场去吧，死十个也不能生一个，让我们全他妈早死早投生。”
　　刚到美国时，惊闻塞维利亚中场球员普埃尔塔死于球场，对他的各种纪念后来隆重到近乎繁琐的地步，比如每当主场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球迷就会集体默哀纪念他们永远失去的16号球员―――最近默哀改成喝彩，一到第16分钟球迷就高呼普埃尔塔的名字为塞维利亚加油。巴塞罗那主场打塞维利亚时，巴萨球员出场时全都穿着塞维利亚球衣……你或许会说这些纪念到最后都有点作秀的味道了―――这种挖苦毫无道理，只是对吾国球迷来说，这一切都太隆重、太新鲜，以至于像是一场场的秀。
　　洛杉矶奥林匹克体育场门口有很多纪念铜匾，有一块是纪念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被害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
　　在斯普林斯美国奥委会总部暨奥林匹克训练中心大门外有一个很酷的纪念雕塑：一个拳击手躺在蓝天下握紧了拳头。那是纪念在飞赴波兰比赛时空难丧生的17名美国拳击选手。在不大显眼的另一侧，是排球名将海曼的纪念雕像，郎平每天指挥美国女排训练完出来，都会经过这位昔日对手兼朋友的雕像。
　　在我们这儿，很多英雄纪念碑都是“无名英雄”纪念碑，个人淹没在革命之中，只有大写的永恒的革命，不见小写的倏忽即逝的个人。
　　而洛杉矶奥林匹克体育场和斯普林斯美国奥委会的纪念碑上，都写有每一位罹难者的姓名。
　　而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每一位死难者的名字密密麻麻地拼成了星条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