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晓舟
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专题约稿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河西和河东隔岸观火，河西在纪念朋克运动三十年，从朋克横空出世的1976年到集体井喷的1977年，到了2008年估计欧美媒体还会揪着朋克燃烧的尾巴不舍得松手；而河东在纪念“新时期”三十年，从文革结束三十年、红卫兵运动结束三十年、恢复高考三十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从1976到1978抓着不放纪念个没完。当年英国一支朋克乐队挪用时事将乐队命名为“四人帮”（Gang of Four）的时候，恐怕并不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文革和红卫兵曾经激起包括朋克在内的西方青年反文化的浪漫想象，而事隔多年之后河西和河东才开始互相认清对方，才明白反文化和反文明的区别，自由和极权的区别，现代工业、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区别，等等。
我们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三十年仍然可以笼统概括为“启蒙时代”，因为蒙昧依然如此强大，而启蒙时代的主题依然是“人的解放”，因为牢笼依然无处不在。这三十年可以大致以10年为界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978到1989，是从觉醒到狂飙突进，但在下一个时期——来势汹汹的消费时代——面前，纯粹的东西开始变得脆弱；而从世纪末至今，一个被网络和全球化改变的时代令一切坚固的东西似乎不断烟消云散，大时代逐渐分裂为无数小世界。
大众流行文化与青年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正是我们时代的一大征候，所谓“启蒙”也有了广阔而肥沃的土壤。试举崔健为例。 1976年，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在家学习吹小号，却不幸因为伟大领袖的逝世而在漫长的举国默哀期无法出声练习，导致考不上音乐院校；从1986年开始，崔健用三张唱片三个豪迈的命名——“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红旗下的蛋”——准确而传神地提炼出时代精神，在《红旗下的蛋》专辑中，崔健用《飞了》抓住1990年代理想主义在世俗社会消费社会中的失重状态，并在下一张专辑中用“无能的力量”来形容这种矛盾困境；到了2005年，崔健的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像这个新时代一样缺乏中心——说好听是多元，说难听是涣散，他用一首不太成功的歌来疯狂点击这个新时代——“网络处男”。与此同时，他还拍了一部网络电影短片《修复处女膜》。
实际上网络处男处女皆在全球化的黎明一夜间破处。崔健20年前的老歌《像一把刀子》如今被做成Flash动画，被重新改造幻化成一个英雄救美的卡通故事，但我们分明再度被那刀刀见血的歌词震撼——
“可我身上的权利像一把刀子，
要牢牢地插在这片土地。”
有趣的是动画中将“权利”错打成“权力”，而“权利”与“权力”之争，恰恰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现实、最大的主题，它是“人的解放”更加具体直接的表述，而“人的解放”被崔健最先用一个又一个斩钉截铁的“我”有血有肉地表达，“我”不是“我们”，也不是“我是一个饼（兵）”，直到二十年后，这个“我”才终于在商业消费社会泛滥成灾——“我选择我喜欢我存在我能我的地盘我做主”。人的解放归根到底是个人的解放。
2007年，三家媒体突然不约而同地打出了“文艺复兴”的旗号。对“文艺复兴”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媒体的性质有关，而分析一下所谓“文艺复兴”指涉之异同，大致可以推导出当今中国的三种文化。
《南方周末》对“文艺复兴”的讨论完全是学者知识分子式的，他们论说的“中国需要文艺复兴”仍然不脱人的解放这一贯穿启蒙时代的老话题老命题，核心仍然是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只不过这种精英式的研讨往往不如类似于崔健那样的感性肉搏来得生动——那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启蒙，而更是众生平等的狂欢。《南方周末》式话语下的“文艺复兴”仍然可以阐发为“像一把刀子”的权利与权力之争，这不只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还有想象力的解放，这是非但绝没过时而且仍然在愈演愈烈的“对抗性文化”与“对抗性游戏”，这始终是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那一代人所拿手并愈战愈勇的。
《城市画报》代表的却是成长于90年代、经过消费时代洗礼的一代小资文艺青年，“文艺复兴”的话题在这里由沉重而变得轻松，从血雨腥风变成和风细雨，打倒的一代变成打口的一代，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变成盗版的普罗米修斯，狂飙突进的时代广场被分割成无数创意市集、网络社区和博客，这是被打口唱片和盗版影碟，被My Space和You Tube养育的全球化世代和长尾世代，他们不习惯也不喜欢对抗和批判而倾向于融合；他们甚至缺乏解构权力中心的冲动，而是游荡于边缘，把边缘变成自己的中心，将大众文化分解为无数的、可以不断细分的小众文化；他们将创造简化、细化、调低、稀释为“创意”，而“创意”可以变成“创意产业”，可以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丰收；他们生于、成长于消费时代，在他们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已经有了商业消费的巨大缓冲地带，这导致他们既缺乏老一代个人主义对政治意识形态苦大仇深义无反顾的反抗，也缺乏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他们看起来似乎叛逆，实则与时代相安无事相谈甚欢，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培育的商业消费社会同样尚未培育起反对过度消费的激进文化，而在一个言必称“文化”的社会也还难以建立真正的反文化。《城市画报》的“文艺复兴”所推举的新一代文艺青年与老一代的启蒙文化和西方的反文化其实都有明显的距离，然而一种不温不火、无伤大雅的个人主义正以自恋的方式在这一代生根，只不过这种个人主义不再表现为上一代启示录般的救赎和英雄般的斗争，而是被一个个“小宇宙”所取代：小文艺，小创意，小感伤，小清新，小黑暗，小分裂，小叛逆……
厚重昂贵的《生活》杂志则以精英的豪迈姿态打通艺术殿堂和名利场，并打出“大中华文艺复兴”的旗号。奥运音乐大师谭盾成为其当仁不让的形象代言人，该杂志每期附赠谭盾音乐CD也颇具创意和卖相。当然，谭盾的这些音乐并不乏可取之处，其言行也并不能代表《生活》的立场，但这位80年代的先锋确实堪为“大中华文艺复兴”的旗手，他不幸代表了这个本身并没有错的旗号底下假大空的腐朽一面。请《生活》杂志原谅我从其宣传旗号引申开去，我想指出的是：80年代的先锋是如何在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商业大潮中先疯的；80年代的精英是如何逐渐成为“大中华美学”的CEO和包工头的；80年代“文艺复兴”之个人主义解放是如何淹没于金光闪闪遮天蔽日的“大中华美学”的。
2005年，与时俱进的中华传统文化旗舰店少林寺欲搞“少林大典”——其中包括据称投资千万的“少林禅宗音乐”——与张艺谋的“印象丽江”之类异曲同工。假如谭盾只是在少林寺打造搬弄他的几吨重的所谓“石头乐器”那也罢了，我们可以誉之为高科技愚公，但他偏偏还要扮演低智商先知：
“我们要寻千年根籁。中原地气很强，是因为它非常多元，当今世界的倾向就是多元，艺术未来的前途，甚至科学发明的前景也是多元的，比如要找到SARS或其他顽症的药方，一定是古今中外结合的多元态度去开发，才最迅速。我们要向全世界宣扬：中国人是多元性的人种。”（见《新京报》2005年11月23日，记者张璐诗）
这是谭盾对“为何要搞少林禅宗音乐”的冠冕堂皇的回答。假如他答曰“钱砸得太狠了，哥们没法拒绝”，那我会喜欢他的坦诚，要知道张艺谋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在拍艺术片，而早就把自己和商业片绑在一块，但谭盾不单想承包少林禅宗音乐，还想把中原和世界、传统与未来、艺术与科学通通打包回家，大有“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无知无畏气概。我把谭盾这段奇谈昏话视为“大中华美学”的最佳宣言。谭盾式大中华美学乃至哲学的公式是这样的：有机音乐=环保音乐=禅宗音乐=少林音乐=千万金元=千年根籁=中原地气=抗疾药方=多元艺术=多元人种。这个天人合一、摆平一切的思想灵魂核心听起来非常的“One World , One Dream ”。然而，“我们要向全世界宣扬：中国人是多元性的人种”这句话，恰恰是对80年代启蒙精神的反动，那种浑身舒泰、通体透亮、光芒万丈的国族神话，再度厚颜无耻地大驾光临，它似乎可以不验自明、堂而皇之地以泱泱中华千年根籁中原地气，打通现代民主的七寸丹田。
这种假大空的“大中华美学”在80年代曾经是扎扎实实的“文化寻根”，从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到谭盾的古乐复兴，当年皆卓然天地情真意切，但其思想远弱于情感，时代氛围和历史背景掩盖了创作个性的先天不足，当那个“文化寻根”的浪漫时代过去，这些貌似大师的匠人不得不用尽各种涂料，往自己身上浓墨重彩地胡涂乱抹。张艺谋曾以《菊豆》对历史传统作出致命棒喝，也曾塑造过秋菊的光辉形象，但此后此公迅速打通了主旋律和商业的命脉，俨然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老妖精。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他用白花花的乳房、黄灿灿的金子、红彤彤的人血登峰造极地揭示了大中华美学的饥饿综合症：对性的饥饿，对金钱的饥饿，对权力的饥饿，堪称穷凶极“饿”。80年代是“穷玩”的黄金时代，但大家毕竟都穷怕了，于是迅速加入对金钱、权力以及性资源的哄抢和垄断，底子不好底气不足的80年代精英或先锋，也立马暴露出暴发户的嘴脸。2006年诗人翟永明在与导演朱文的一次访谈中，点到了张、陈二导，并用“穷凶极恶”来形容对名利的追逐和占有。而朱文则称：“要过三五十年，大家才会注意‘吃相不要那么难看啊’。”三十年路漫漫其修远，却只制造了短命的先锋和长命的暴发户，要改掉难看的吃相，再来一个三十年行吗？”
陈凯歌曾经以一部苍白简单的《和你在一起》来草草探讨个体命运，并借机大谈众生平等，仿佛终于发现了商业片的伦理新大陆；但他随后又迅速从个体命运上升到人类的终极命运，玩起云里雾里的《无极》。当年第五代红极一时的时候，陈凯歌在嘎纳海滩面对西方媒体的聚光灯，在自己背后扯上一面五星红旗，如今为了推销《无极》，他又煞有介事地宣称“或许人类也只是上帝的棋子”。是什么令陈凯歌从爱国主义变成上帝的棋子？是什么令张艺谋从秋菊直奔秦始皇？是什么令谭盾从SARS扯到“多元性的人种”？是急剧转型、变形的时代把他们搞傻了吗？还是这个时代善于养育中华人精？归根到底，这一部分启蒙时代的先锋只是价值观混乱的“大中华”遗老遗少。
三种不同媒体、不同语义和语境的“文艺复兴”正好呈现了当今中国三种文化的胶着与交战，尤其是作为80年代精神文化遗产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精神，和攀附进而逐步垄断主流文化资源和话语权的“大中华美学”之间的胶着与交战。而一个迅猛发展的自我、自恋、自主的全球化青年亚文化已脱颖而出，越来越强有力地改写着这个国家的文化版图。当大时代已成小世界，这与其说是80年代精英主义的挽歌，还不如说是个人主义、平等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全面苏醒，全球化网络空间正在有力地解构“大中华美学”失控的垄断。
还是举崔健为例，2008年1月5日，他回到当年出发的老地方，在1986年5月9日首唱《一无所有》的工人体育馆，他打响了奥运年的头炮，这个曾经明知没戏还要自不量力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竞标奥运的哥们，在台上冲张艺谋发话（“让奥运从摇滚开始”），又唱了一首似是而非的奥运歌曲《Out Side Girl》，他将之译作《外面妞》，拧巴的歌在拧巴的2008把时代从同一个噩梦惊醒，而我们注定只能在光荣与噩梦中前行。《Out Side Girl》从音乐到歌词都还稍嫌单薄粗糙，但却也是奥运年的一次另类发声。崔健一会儿像在唱土得掉渣的民歌，一会儿又用英文呼唤外面的洋妞：
“要么我跟你走
要么一起腐朽”
从前是“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这一次轮到我要被“外面妞”诱引出走了——我何时跟你走？《一无所有》只是一首普通的情歌，被时代赋予悲情与慷慨，而这一次《Out Side Girl》却假借情歌来讽喻中国的命运和困局，“外面妞”是全球化/西化，还是人类普世价值，是“文艺复兴”的圣母，还是荡妇？不管“文艺复兴”在时下中国被作何种表述，都应当源于一个基本的冲动：免于一起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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