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抵抗武断权威或者大众愚蠢观点的意向，或者当你偶然碰到富于才思的精妙措辞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激动。”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自己的话正好可以用于描述《给一位“愤青”的信》给我的读后感。
谁是希钦斯？
奇怪的没有书中一篇译序来介绍希钦斯
《致一位“愤青”的信》在中国的出版差不多和一则新闻发生在同一时间。英国《展望》和美国《外交政策》两家著名杂志进行了一项有两万多人参加的投票调查，评选全球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结果头名是英国哲学家乔姆斯基，第二是意大利小说家、符号学家艾柯，第三是英国畅销科普作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第四是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而第五位就是这位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希钦斯往往被媒体冠以“美国国名记”这一头衔。实际上，希钦斯是移民美国的英国人，也远不仅仅是名记那么简单。
现居华盛顿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生于英国普利茅斯，先后上过剑桥和牛津，主攻哲学、政治和经济。１９７１－１９８１年这十年间他在英国媒体四处磨刀，历任泰晤士报书评作家、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社科版编辑、《新政客》编辑兼主笔、伦敦周末电视台研究员兼记者、《每日快报》首席国外记者。１９８１年移民美国后他开始大展拳脚，在《国家》（Nation）杂志开设的“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 port）令他一举成名。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又成为《名利场》和《哈泼时尚》的编辑兼专栏作家。并担任不少伦敦报刊如《观察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驻美记者和专栏作家。他曾从至少６０个国家向全球三大洲发稿。
丰富的记者阅历使希钦斯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政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惯于从历史深处朝现实出手的历史学者――他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是奥威尔。《致一位“愤青”的信》是其第一本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的书。其著作还有：《卡拉汉：通往唐宁街１０号之路》（１９７６）、《历史的抵押：从奥斯曼到基辛格的塞浦路斯》（１９８９）、《美国之掠：装满帕台农神殿大理石的箱子》（１９９０）、《血统、阶级与乡愁：盎格鲁美国人的反讽》；《传道的处境：理论与实践中的特蕾莎修女》；两本《国家》专栏文集《做最坏的准备》（１９８９）和《为论辨而言：杂文及少数派报告》（１９９３）；《无人当受谎言：最糟家庭的价值》（２０００）；《为什么奥威尔仍然重要》（２００２）等。
在《致一位“愤青”的信》的引言中，希钦斯自称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具有巴黎‘五月风暴’精神的老头，成了最后一个可理解的、革命年代的幸存者。”然而，这个老愤青的这本小书不是倚老卖老、痛说革命家史的说教，而是代前线朝霞澎湃的号角。
尚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标签贴在他身上，比如说他是“一个老托派，如今转变为新保守主义”。确实，在《愤青》一书中，希钦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提到格莱姆希、李卜克内西、饶勒斯、塔柯维克、孔诺利、德布兹，自称他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些人所代表的事业中的一位谦虚的战斗者。希钦斯宣称自己还没放弃左派所有的原则，信奉历史唯物主义，并认为垄断资本主义能够也应该和自由市场区别开来。
小标题：“从左到右”的主战派大将
在报道“全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一事时希钦斯还被媒体冠以“《国家》杂志专栏作家”衔头――毕竟他在《国家》的“少数派报告”名声显赫――殊不知眼下希钦斯已经与《国家》杂志决裂。原因是他支持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在这一点上，他与新保守主义大将福山意见一致，然而因此就给他贴上“新保守主义”标签是可笑的。希钦斯虽然主战，但对布什并无太多好感，在很多问题上仍对其持批评态度，他并不是说布什好，而是反对把布什说的和拉登一样、甚至比拉登更坏。希钦斯由此炮轰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乔姆斯基为拉登辩护（大意是拉登尽管手段不对，但仍算是一种解放神学）的态度被希钦斯斥为“简直是道德和政治的崩溃”。希钦斯四处与反战派大打笔仗和嘴仗，曾经和他一样采访过波斯尼亚战争的苏珊·桑塔格之子大卫·瑞夫被他视为最难对付的论战对手（假如苏珊·桑塔格还活着，大概大卫·瑞夫就不是最难对付的了）。
撇开主战反战之争，布什以反恐的名义随意窃听等行为也遭来反对派和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的抨击，对布什“以自由的名义破坏自由，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私人”之举，恕我孤陋寡闻，未知希钦斯又作何反应。布什曾把反对伊战的人斥之“仇恨自由者”，而如今反战人士则抓住窃听一事反击布什才是“仇恨自由者”。希钦斯《写给愤青的一封信》出版之后不久即卷入后９１１时代风起云涌的大论战，随后又出版了《为什么奥威尔仍然重要》一书。英国左派学者司各特·卢卡斯则写了《乔治·奥威尔与异议的背叛》一书针锋相对，指出以希钦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把奥维尔标准化、偶像化为“自由捍卫者”的同时，却以自由捍卫者的名义压制他人的异议。不过希钦斯并非布什，他只不过写文章与人论战，谈何压制？
在自由与反自由的重重悖论之间希钦斯如何突围？至少从《致一位“愤青”的信》尚得不出希钦斯会无条件支持布什的证据，倒是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他一以贯之的反对一切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宗教狂热的思路。
奇怪的没有书中一篇译序来介绍希钦斯
《致一位“愤青”的信》在中国的出版差不多和一则新闻发生在同一时间。英国《展望》和美国《外交政策》两家著名杂志进行了一项有两万多人参加的投票调查，评选全球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结果头名是英国哲学家乔姆斯基，第二是意大利小说家、符号学家艾柯，第三是英国畅销科普作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第四是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而第五位就是这位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希钦斯往往被媒体冠以“美国国名记”这一头衔。实际上，希钦斯是移民美国的英国人，也远不仅仅是名记那么简单。
现居华盛顿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生于英国普利茅斯，先后上过剑桥和牛津，主攻哲学、政治和经济。１９７１－１９８１年这十年间他在英国媒体四处磨刀，历任泰晤士报书评作家、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社科版编辑、《新政客》编辑兼主笔、伦敦周末电视台研究员兼记者、《每日快报》首席国外记者。１９８１年移民美国后他开始大展拳脚，在《国家》（Nation）杂志开设的“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 port）令他一举成名。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又成为《名利场》和《哈泼时尚》的编辑兼专栏作家。并担任不少伦敦报刊如《观察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驻美记者和专栏作家。他曾从至少６０个国家向全球三大洲发稿。
丰富的记者阅历使希钦斯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政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惯于从历史深处朝现实出手的历史学者――他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是奥威尔。《致一位“愤青”的信》是其第一本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的书。其著作还有：《卡拉汉：通往唐宁街１０号之路》（１９７６）、《历史的抵押：从奥斯曼到基辛格的塞浦路斯》（１９８９）、《美国之掠：装满帕台农神殿大理石的箱子》（１９９０）、《血统、阶级与乡愁：盎格鲁美国人的反讽》；《传道的处境：理论与实践中的特蕾莎修女》；两本《国家》专栏文集《做最坏的准备》（１９８９）和《为论辨而言：杂文及少数派报告》（１９９３）；《无人当受谎言：最糟家庭的价值》（２０００）；《为什么奥威尔仍然重要》（２００２）等。
在《致一位“愤青”的信》的引言中，希钦斯自称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具有巴黎‘五月风暴’精神的老头，成了最后一个可理解的、革命年代的幸存者。”然而，这个老愤青的这本小书不是倚老卖老、痛说革命家史的说教，而是代前线朝霞澎湃的号角。
尚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标签贴在他身上，比如说他是“一个老托派，如今转变为新保守主义”。确实，在《愤青》一书中，希钦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提到格莱姆希、李卜克内西、饶勒斯、塔柯维克、孔诺利、德布兹，自称他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些人所代表的事业中的一位谦虚的战斗者。希钦斯宣称自己还没放弃左派所有的原则，信奉历史唯物主义，并认为垄断资本主义能够也应该和自由市场区别开来。
小标题：“从左到右”的主战派大将
在报道“全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一事时希钦斯还被媒体冠以“《国家》杂志专栏作家”衔头――毕竟他在《国家》的“少数派报告”名声显赫――殊不知眼下希钦斯已经与《国家》杂志决裂。原因是他支持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在这一点上，他与新保守主义大将福山意见一致，然而因此就给他贴上“新保守主义”标签是可笑的。希钦斯虽然主战，但对布什并无太多好感，在很多问题上仍对其持批评态度，他并不是说布什好，而是反对把布什说的和拉登一样、甚至比拉登更坏。希钦斯由此炮轰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乔姆斯基为拉登辩护（大意是拉登尽管手段不对，但仍算是一种解放神学）的态度被希钦斯斥为“简直是道德和政治的崩溃”。希钦斯四处与反战派大打笔仗和嘴仗，曾经和他一样采访过波斯尼亚战争的苏珊·桑塔格之子大卫·瑞夫被他视为最难对付的论战对手（假如苏珊·桑塔格还活着，大概大卫·瑞夫就不是最难对付的了）。
撇开主战反战之争，布什以反恐的名义随意窃听等行为也遭来反对派和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的抨击，对布什“以自由的名义破坏自由，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私人”之举，恕我孤陋寡闻，未知希钦斯又作何反应。布什曾把反对伊战的人斥之“仇恨自由者”，而如今反战人士则抓住窃听一事反击布什才是“仇恨自由者”。希钦斯《写给愤青的一封信》出版之后不久即卷入后９１１时代风起云涌的大论战，随后又出版了《为什么奥威尔仍然重要》一书。英国左派学者司各特·卢卡斯则写了《乔治·奥威尔与异议的背叛》一书针锋相对，指出以希钦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把奥维尔标准化、偶像化为“自由捍卫者”的同时，却以自由捍卫者的名义压制他人的异议。不过希钦斯并非布什，他只不过写文章与人论战，谈何压制？
在自由与反自由的重重悖论之间希钦斯如何突围？至少从《致一位“愤青”的信》尚得不出希钦斯会无条件支持布什的证据，倒是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他一以贯之的反对一切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宗教狂热的思路。
不左不右：米奇尼克和希钦斯
希钦斯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而左与右、托派与新保守主义都越来越难以给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定位。在这本书中他特别推崇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他刚刚被崔卫平等人译介到中国来）的一句话，说一句话后来改变了他一生（借由希钦斯，我们再一次发现米奇尼克的重要性）。米奇尼克说，不同制度之间的关键区别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区别，主要的政治差别存在于这样两种人之间：一种人认为公民可能是――或者应该是――“国家的财产”，另一种人则持相反意见。希钦斯指出米奇尼克很好地呼应了托马斯·潘恩对奴隶制的攻击――“人不应拥有人类作为财产”。
希钦斯现在的处境越来越类似于米奇尼克――尽管两人的思想和政治背景并不同--米奇尼克观点似乎偏右却又不屑于右派，反而与左派包括托派有很多接触，而希钦斯尽管从属于左派，观点却偏右。二人都不左不右，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他并不因为布什干过很多蠢事而反对他的反恐倒萨，也不会因为塔博·姆贝基和纳尔逊·曼德拉、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在自由正义事业上的丰功伟绩而讳言他们的某些错误或缺憾，如同米奇尼克对瓦文萨等原来的战友或同仁后来毫不避讳地加以批评。希钦斯一一批评这四位他的朋友：“塔博·姆贝基当了总统后说过一些关于艾滋病的蠢话。纳尔逊·曼德拉曾发表过一个讲话，为肯尼亚卑鄙邪恶的丹尼尔·阿拉勃·莫依辩护，说他是殖民主义宣传的牺牲品。索尔仁尼琴回到莫斯科后，成了一个又古怪又保守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哈维尔（书中译作“海维尔”）曾和我一起在荒诞的、令人却步的布拉格“城堡”脚下一起吃过午饭，那“城堡”是他从卡夫卡共产党手上抢到的，只要我提到关于对待吉普赛人的任何问题，他都会大感尴尬。”
小标题：中国媒体请勿滥用“愤青”
有趣的是这本书的书名：《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Contrarian一词纯属希钦斯的杜撰，中译选择“愤青”一词完全是不得已，否则硬生生译成《致一位年轻的唱反调者的一封信》或《致一位的爱跟人作对的年轻人的信》既古怪又缺乏卖相。然而选择“愤青”这个词容易让人误会希钦斯是拿angry young man说事，实际上他是在一一审视并淘汰了包括angry young man在内的一堆词之后，才自创了Contraian一词。“愤青”在中国原本只是一个小范围流行的词，并无什么文化与历史特指与背景――不像英国当代文学史的“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an）――至多有时被拿来指称摇滚青年。但到了２００５年，“愤青”一词被媒体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广泛地用来指称那些极端的反日、反美青年。这真是对“愤青”一词的糟蹋，《致一位“愤青”的信》在中国的出版真是适时及时，起码有助于澄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愤青”，希钦斯意义上的“愤青”恰好与中国媒体语境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愤青”（实际上那更应叫作“傻青”）完全对立。希钦斯说每次填表格面对“种族”一栏时，他总是填上“人类”。而每次都会引发争吵，而他每次都乐此不疲地争辩，拒绝填上“白种人”或“高加索人”。直到后来，据希钦斯称，“种族”这一格再也没有了。瞧瞧这样牛逼而执拗的老愤青，我们还好意思将那些只知道冲日本摇滚乐队狂砸矿扩泉水瓶骂章子怡是卖国妓女的人叫作“愤青”吗？
希钦斯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而左与右、托派与新保守主义都越来越难以给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定位。在这本书中他特别推崇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他刚刚被崔卫平等人译介到中国来）的一句话，说一句话后来改变了他一生（借由希钦斯，我们再一次发现米奇尼克的重要性）。米奇尼克说，不同制度之间的关键区别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区别，主要的政治差别存在于这样两种人之间：一种人认为公民可能是――或者应该是――“国家的财产”，另一种人则持相反意见。希钦斯指出米奇尼克很好地呼应了托马斯·潘恩对奴隶制的攻击――“人不应拥有人类作为财产”。
希钦斯现在的处境越来越类似于米奇尼克――尽管两人的思想和政治背景并不同--米奇尼克观点似乎偏右却又不屑于右派，反而与左派包括托派有很多接触，而希钦斯尽管从属于左派，观点却偏右。二人都不左不右，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他并不因为布什干过很多蠢事而反对他的反恐倒萨，也不会因为塔博·姆贝基和纳尔逊·曼德拉、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在自由正义事业上的丰功伟绩而讳言他们的某些错误或缺憾，如同米奇尼克对瓦文萨等原来的战友或同仁后来毫不避讳地加以批评。希钦斯一一批评这四位他的朋友：“塔博·姆贝基当了总统后说过一些关于艾滋病的蠢话。纳尔逊·曼德拉曾发表过一个讲话，为肯尼亚卑鄙邪恶的丹尼尔·阿拉勃·莫依辩护，说他是殖民主义宣传的牺牲品。索尔仁尼琴回到莫斯科后，成了一个又古怪又保守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哈维尔（书中译作“海维尔”）曾和我一起在荒诞的、令人却步的布拉格“城堡”脚下一起吃过午饭，那“城堡”是他从卡夫卡共产党手上抢到的，只要我提到关于对待吉普赛人的任何问题，他都会大感尴尬。”
小标题：中国媒体请勿滥用“愤青”
有趣的是这本书的书名：《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Contrarian一词纯属希钦斯的杜撰，中译选择“愤青”一词完全是不得已，否则硬生生译成《致一位年轻的唱反调者的一封信》或《致一位的爱跟人作对的年轻人的信》既古怪又缺乏卖相。然而选择“愤青”这个词容易让人误会希钦斯是拿angry young man说事，实际上他是在一一审视并淘汰了包括angry young man在内的一堆词之后，才自创了Contraian一词。“愤青”在中国原本只是一个小范围流行的词，并无什么文化与历史特指与背景――不像英国当代文学史的“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an）――至多有时被拿来指称摇滚青年。但到了２００５年，“愤青”一词被媒体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广泛地用来指称那些极端的反日、反美青年。这真是对“愤青”一词的糟蹋，《致一位“愤青”的信》在中国的出版真是适时及时，起码有助于澄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愤青”，希钦斯意义上的“愤青”恰好与中国媒体语境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愤青”（实际上那更应叫作“傻青”）完全对立。希钦斯说每次填表格面对“种族”一栏时，他总是填上“人类”。而每次都会引发争吵，而他每次都乐此不疲地争辩，拒绝填上“白种人”或“高加索人”。直到后来，据希钦斯称，“种族”这一格再也没有了。瞧瞧这样牛逼而执拗的老愤青，我们还好意思将那些只知道冲日本摇滚乐队狂砸矿扩泉水瓶骂章子怡是卖国妓女的人叫作“愤青”吗？
反讽的力量：希钦斯反对里尔克
众所周知，希钦斯这本书效法里尔克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给青年诗人的信》（写于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出版于１９２９年）的形式，但在思想内涵上，非但不具向里尔克致敬的含义，反而大有针锋相对的意思。焦点在于对“反讽”的几乎截然相反的态度。
作为诗人以及诗歌爱好者的励志经典，里尔克那本小书更多的意义恐怕仅仅是励志，而思想含量有欠――当然这原本也只是普通书信，并没想过要出书，这与希钦斯野心勃勃地把信写成雄辩的演讲辞大为不同――里尔克信中最有思想含量的就是关于“反讽”的观点，希钦斯敏锐地把里尔克针对反讽的那段告诫挑出来。这样一来，他便成功地作为一个“反讽”的信徒和老手卷入一场超越一般诗学的哲学论战。里尔克如此论“反讽”：
“不要让你自己被它（反讽）所控制，特别是在没有创造力的时候。……假如你发现你对反讽太熟悉了，假如你害怕这种越来越强的熟悉感，那么你就转而面对严肃的重大目标，在这些目标面前，反讽就变得渺小和束手无策了。往事物的深处探讨一下。在那里，反讽从来是挖不深的――当你快要到达事物的伟大之处时，你再看看用反讽的方式观察世界是不是来自你生存的一种必须。因为在严肃事物的影响之下，反讽要么离弃你（假如它是某种偶然的东西的话），要么（假如反讽真的是你与生俱来的处世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会变成一种严肃的工具，你可以用它去形成自己的艺术。”
显然，希钦斯属于将反讽变成一种严肃的工具乃至艺术的人。他不喜欢里尔克对于宗教与精神生活“有些过于多愁善感”的倾向，更攻击里尔克“浪漫主义理想的邪恶面”，批评他的血统论倾向（里尔克曾宣称要强调自己是生于布拉格的德意志人，有着斯拉夫血统，同时还强调自己是大都市的德意志人，可以通过用法兰西的颓废语言进行写作，去激怒乌兰德类型的人），指责里尔克和邓南遮、马里内蒂一样受到过墨索里尼的诱惑。对他来说，反讽远远不只是一个诗歌或美学问题，但有趣的是，希钦斯不想给反讽下定义，宁可只用诗歌的语言去形容反讽：“反讽是加在堪培利开胃酒里的杜松子酒，是未知因素，是骑士在棋盘上的一步棋，是猫的呜呜声，是地毯上的花结。”他抓住了反讽的本质：未知因素。“反讽与未计划的后果之间有一种关系。”于是，反讽成了扼制计划好的历史哲学和乌托邦狂热症的必要手段，成为投向先知与英雄的怀疑的目光。
“因为任何人在从事一件崇高的工作时，反讽总会时刻轻推他的手肘破坏他的计划，也因为假如反讽在任何地方被发现在起作用的话，都会在历史上留下指纹，所以，对任何声称”历史“是站在他或她那一边的人，反讽都有其最明确、最微妙的发言权。当你听到任何关于宏伟新纪元的悦耳预言时，永远时刻牢记这一点。”
这段关于反讽的出色总结明白无误地将希钦斯和很多死硬的老左派划清了界线。希钦斯还用整整一封信的大规模专门论述“幽默”，他反对所谓“激进分子没有幽默感”的俗见，举例说马克思和托洛茨基都很风趣。前不久令人敬重的学者、批评家林贤治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为什么他主编的《人文随笔》没有幽默型文章时称：“这个时代离幽默很远。”这句话很容易印证“激进分子没有幽默感”的说法。希钦斯也指出“从激进的立场来看，所有这一切碰到的困难是：幽默很容易被定义成一种批评和颠覆的武器，但它其实往往只是一种安慰或者生存技巧。”林贤治之所以摒弃“幽默”，恐怕正因为幽默“往往只是一种安慰或者生存技巧”。但在希钦斯看来其实不尽然，显然，他试图将幽默的才智与激进的思想统一起来――王尔德和奥威尔都是典范――希钦斯所理解的幽默恐怕与林贤治理解的幽默不尽相同，他说“幽默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应该保存其与才智的关系――而且幽默应该是无所畏惧的”。就此而言，对中国人来说，我们在谈及“幽默的激进分子”或“反讽的斗士”时，也不用扯到王尔德和奥威尔，鲁迅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当然，没错，幽默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确实很远，但这正说明其重要性，通过希钦斯，我们至少可以对幽默和反讽所造就的“智慧的激进派”心向往之。希钦斯令人信服地证明，激进的愤青面对苦难大地不应该只像是沉重的石头，更应该像翅膀。
众所周知，希钦斯这本书效法里尔克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给青年诗人的信》（写于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出版于１９２９年）的形式，但在思想内涵上，非但不具向里尔克致敬的含义，反而大有针锋相对的意思。焦点在于对“反讽”的几乎截然相反的态度。
作为诗人以及诗歌爱好者的励志经典，里尔克那本小书更多的意义恐怕仅仅是励志，而思想含量有欠――当然这原本也只是普通书信，并没想过要出书，这与希钦斯野心勃勃地把信写成雄辩的演讲辞大为不同――里尔克信中最有思想含量的就是关于“反讽”的观点，希钦斯敏锐地把里尔克针对反讽的那段告诫挑出来。这样一来，他便成功地作为一个“反讽”的信徒和老手卷入一场超越一般诗学的哲学论战。里尔克如此论“反讽”：
“不要让你自己被它（反讽）所控制，特别是在没有创造力的时候。……假如你发现你对反讽太熟悉了，假如你害怕这种越来越强的熟悉感，那么你就转而面对严肃的重大目标，在这些目标面前，反讽就变得渺小和束手无策了。往事物的深处探讨一下。在那里，反讽从来是挖不深的――当你快要到达事物的伟大之处时，你再看看用反讽的方式观察世界是不是来自你生存的一种必须。因为在严肃事物的影响之下，反讽要么离弃你（假如它是某种偶然的东西的话），要么（假如反讽真的是你与生俱来的处世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会变成一种严肃的工具，你可以用它去形成自己的艺术。”
显然，希钦斯属于将反讽变成一种严肃的工具乃至艺术的人。他不喜欢里尔克对于宗教与精神生活“有些过于多愁善感”的倾向，更攻击里尔克“浪漫主义理想的邪恶面”，批评他的血统论倾向（里尔克曾宣称要强调自己是生于布拉格的德意志人，有着斯拉夫血统，同时还强调自己是大都市的德意志人，可以通过用法兰西的颓废语言进行写作，去激怒乌兰德类型的人），指责里尔克和邓南遮、马里内蒂一样受到过墨索里尼的诱惑。对他来说，反讽远远不只是一个诗歌或美学问题，但有趣的是，希钦斯不想给反讽下定义，宁可只用诗歌的语言去形容反讽：“反讽是加在堪培利开胃酒里的杜松子酒，是未知因素，是骑士在棋盘上的一步棋，是猫的呜呜声，是地毯上的花结。”他抓住了反讽的本质：未知因素。“反讽与未计划的后果之间有一种关系。”于是，反讽成了扼制计划好的历史哲学和乌托邦狂热症的必要手段，成为投向先知与英雄的怀疑的目光。
“因为任何人在从事一件崇高的工作时，反讽总会时刻轻推他的手肘破坏他的计划，也因为假如反讽在任何地方被发现在起作用的话，都会在历史上留下指纹，所以，对任何声称”历史“是站在他或她那一边的人，反讽都有其最明确、最微妙的发言权。当你听到任何关于宏伟新纪元的悦耳预言时，永远时刻牢记这一点。”
这段关于反讽的出色总结明白无误地将希钦斯和很多死硬的老左派划清了界线。希钦斯还用整整一封信的大规模专门论述“幽默”，他反对所谓“激进分子没有幽默感”的俗见，举例说马克思和托洛茨基都很风趣。前不久令人敬重的学者、批评家林贤治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为什么他主编的《人文随笔》没有幽默型文章时称：“这个时代离幽默很远。”这句话很容易印证“激进分子没有幽默感”的说法。希钦斯也指出“从激进的立场来看，所有这一切碰到的困难是：幽默很容易被定义成一种批评和颠覆的武器，但它其实往往只是一种安慰或者生存技巧。”林贤治之所以摒弃“幽默”，恐怕正因为幽默“往往只是一种安慰或者生存技巧”。但在希钦斯看来其实不尽然，显然，他试图将幽默的才智与激进的思想统一起来――王尔德和奥威尔都是典范――希钦斯所理解的幽默恐怕与林贤治理解的幽默不尽相同，他说“幽默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应该保存其与才智的关系――而且幽默应该是无所畏惧的”。就此而言，对中国人来说，我们在谈及“幽默的激进分子”或“反讽的斗士”时，也不用扯到王尔德和奥威尔，鲁迅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当然，没错，幽默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确实很远，但这正说明其重要性，通过希钦斯，我们至少可以对幽默和反讽所造就的“智慧的激进派”心向往之。希钦斯令人信服地证明，激进的愤青面对苦难大地不应该只像是沉重的石头，更应该像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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