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是欧洲启蒙时期的大思想家，他的学说，特别是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石之一。对《社会契约论》，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大部分的评价是正面的，称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制正源于此；但也有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有的研究则从集体主义与多数人暴力的关系，引申到近现代的专制主义。最极端的说法，指法西斯的精神来源之一正是卢梭。卢梭想营建的，显然是一种体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制的国家学说，但是，龙种往往会生出跳蚤，看似完美的理论体系，也不是没有缝隙可钻的。那么，从“公意”到多数人的暴力再到专制暴政，到底是如何暗渡陈仓的？
   《社会契约论》将人的意志作了私意、众意、公意的区分。公意是最高的层次，是人民的意志或称主权者的意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通过个人与国家的契约，人民的每一分子将自己的全部权利转让给集体，以公意作为最高的指导，而公意是完全排除个人或特殊的成分的。在契约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主权者的一个成员，那是他的权利；而对于主权者，他又是国家的一个成员，即他的义务。在这个公式中，“主权者”是抽象的，代表集体，所以主权者即公意，代表着集体的最大利益。困难的是，主权者如何来体现公意？而公意是如何来分辨的？张奚若先生曾质疑：“个人仅为主权者的一微小部分，又须完全服从主权者所造的法律，其结果岂非个人仅有主权者之名，而无主权者之实，受多数压制而为不自由之甚乎？”这就是“主人公”们往往毫无主人的感觉的原因。
    主权者所享受的全部权利即立法权是和公意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立法权，卢梭提出了一个概念：异乡人。这是一个与城邦没有利害关系的他者，是公正的化身。假如没有这个概念，卢梭的理论体系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利益中人，谁敢说自己就是公意的化身？问题是，将 立法权委于面目模糊的“异乡人”，实在有点不靠谱。正像王元化先生说的，“卢梭那立法者可以像神明般掌握公意的理论，只要略加改动，把异乡人变成集体中的领袖，那么它的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从希特勒到波尔布特，这些“领袖”哪个不是以人民的代表、公意的代表自居？独裁者从来不说自己是在搞独裁。王元化先生说，“我曾经用历史走错了房间来解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些倡导自由平等的人，往往会从他们以幻想绝对集体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主张中，导致出专制主义。……上面说的集体主义，是有特定涵义的，它相当于卢梭消融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公意’概念。”这种从辉煌的目标中导出专制主义的情况，中国人大概并不陌生。
    卢梭的民主学说，是从古希腊城邦制汲取了智慧的，如：主权在民、普选制（奴隶、妇女和外邦人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等级低的平民也没有被选举权，仅有选举权）等。问题是，那个时候的民主制度是将多数作为公意强迫异见者服从，对少数人实行强力压制，是不容忍个性和异端的，苏格拉底就是被以公意的名义处决的。卢梭应该是明白民主制的理论漏洞的，所以他说“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他为自己的学说留了一手：民主制可能“蜕化为群氓制。”
    很不幸，卢梭言中了。在卢梭去世之后，公意在法国大革命中终于演变为大多数的暴政，对“少数人”的零容忍，不仅将“人民的敌人”（如路易十六夫妇以及贵族）送上断头台，也将所有的异见者，包括一些启蒙思想家、温和派以及罗伯斯比尔这样的革命领导人，送上了断头台。断头台，几乎成了“公意”的象征！那个时候实行大屠杀的理由就是：“少数人总是有罪的！”
    历史总是喜欢重演。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大多数的暴力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以不同的名义屡演不鲜，比如纳粹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麦卡锡主义、红色高棉……，以及我国的文革。在我们渐渐淡忘的文革，大数人的暴力以“群众专政”的面目出现，在一些地方，所谓“贫下中农法庭”可以任意杀害他们想杀的任何人，包括妇孺！
    将多数人的意志与民主划等号，是很危险的！王元化先生说：“民主和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主并不能促进自由的发展，有时反而会成为自由的障碍。所以现代的民主观念不是一味强调多数，而是认为没有少数就没有多数。我们把全民当家做主之类的口号当作民主的精髓，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高调的民主，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这个全民概念正如卢梭的公意概念一样，是一个名为涵盖个别实则排除了所有个别的黑格尔式的抽象。）”他的提醒是我们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上不应忽略的：“如果不对民主的源流、历史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现状进行理性的思考－－亦即批判精神－－那将形成一个经不起历史考验的高调民主。”
    还有一个问题，所谓“多数人意志”是如何表达的？除非古希腊那样的城邦制，直接民主（相对于代议制而言）是行不通的，那么，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代议制和民主集中制两个选择。我们津津乐道几十年的民主集中制，用顾准先生的话来说，那不是民主，而是一种权威主义，是“真主意，假商量”，假如一定要说那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只能说，那是权威主义恩赐的“民主”。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对大多数人意见的归纳和集中，问题是，谁来确证居于归纳、集中那一端的确实是“社会的良知和智慧”？谁来保证这种归纳和集中不会演化为专制主义？难道庶民能够做的就是望天祈祷祈望一个清明的领导层？
    代议制当然有许多毛病。记得，好像是邱吉尔说过，大意是，民主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坏处最少的制度。人们要做的，就是规避那些可能的“坏处”。规避的灵药，恐怕就是多元化。顾准说：“如果不承认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在顾准的描述中，这相互激荡的两股力量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是从1793年到1871年再到1917年的社会革命）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