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思维习惯中，我总觉得有一种方式喜欢把一个时期命名为黑暗时代，然后就让它彻底的变成暗黑。这种方式后面，暗黑的时空于是不需记忆，或者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空，历史于是有了最终的判决。暗黑的空间是可以忽略其中的复杂和丰富，而一旦我们发现了这种复杂和丰富，我们也许会有震惊体验，今日和历史才有一种血肉联系，今日代替了历史，但是也继承了历史，或者说，黑暗时代和今天也是一个脉络，人类就是这样过来的，还必然如此过下去。

于是，一本研究纳粹德国时期的电影著述就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因为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讯，基本上还属于一片黑暗。这本书就是《希特勒的女明星》，它的副标题是“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作者是美国学者安特耶·阿舍得。作者在此书中，从一开始就使用她自己的一个记忆，就是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觉得“纳粹电影与好莱坞电影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这本书作为就读纽约大学时期的论文，也都在论证这个记忆所包含的直觉是正确的。

安特耶·阿舍得在本书的总论和随后对于三位纳粹时代的女性明星进行仔细分析之后，认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状况，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政府需要接纳它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借以满足并调和大众的幻想。纳粹德国的极权体制既不能以一种不变的意识形态方式向大众发号施令，也不能以此来容忍大众的话语。”自然，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样的判定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相对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应该是历史的不可割裂性，以及其实意识形态的更替一方面有一种貌似的革命，把旧有的东西全部剔除了，实际上还必须延续下来，这种延续也许是不可明说的，也许是换了招牌而已；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形态的更替之后，虽然把招牌保留，但是内里的货色已经全换。但是无论如何，正如作者而言，“国家社会主义电影文化是一种有活力的文化形式，它由一系列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关系构成，而不仅仅是从上到下的模式。”

在纳粹时期，依然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文化不稳定性”，那么如何才能在一个历史语境和横向文化影响中观测纳粹德国电影了，对于作者而言“女性明星”有着重要的“路标”作用，也就是“女性明星”成对一个社会进行讨论和分析的试纸。“女性明星”具有了一种特殊性的地位，这种“女性”的特点使得阿舍得可以在自己的论述中观察两个系统，其中一个是纳粹宣传的文化系统，还有一个则是关于对女性表象进行文化描述和评价的系统。女性明星靓丽的形象，提供了一个游走在两个系统之间的可能性，或者说女性明星成为一种跨境阅读的可能，“它允许在纳粹社会主义统治下的文化产品在政治语境内可被读解，而不是纳粹文化的惟我独尊。”

女性如此优越地承担了一个观察的对象，从被窥视的基本欲望之后，仿佛脱身而出，成为学术的最佳伴侣。但是，有趣的事情恰恰是，这种可读解所建立的“女性”特殊性究竟是什么？欲望的窥视的前提成为学术思考的结果，那么这种特殊性一旦挑破，也许就是更苍凉的喟叹。而阿舍得对于自己的思考的总结，总觉得把这层苍凉变得温情了，“因此，第三帝国的女性明星引领我们发现了一个意识形态复杂的政体，它不能够克服现代性的性别鸿沟。”其实，学界早已经论述奥斯威辛本身就如同福特生产线一样都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那么在纳粹政治和纳粹文化中不可能超越现代性的性别鸿沟自然是必然的状况。

我们读完这本对于我们相当陌生领域的研究文字之后，其实最有价值的是进一步去关注一个极度让我们自身困惑的悲哀之境，纳粹作为一种号称可以超越要被批判的现实的理想，它是如何制造了极大的悲剧？或者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那些被纳粹认定为健康的、朴素的女性之美，她们忠于家庭和伦理，这种“美”并不因为被纳粹操控过就成为完全被否定的价值标准，也不能因为它曾经被纳粹过，所以它就必然不可再讨论的。对于这点本书的作者，相对有些简单化了，在光鲜美丽的女性形象和自然朴素的女性形象之间，作者觉得很难喜欢后者，而对于我的观察而言，就是在今天都不可能出现必定只会出现选择前者的状况。那种被纳粹操控过的关于女性的价值标准依然有着相当广阔的存在的土壤，那么这种土壤是否就一定会发生法西斯主义的状况？那么这种土壤如何才能彻底杜绝其中的法西斯主义的可能？如果不能如此，我们看着这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被凝视到的女性以及她们的形象，我们也只能有一种选择，就是尽情的接纳这种呈现，只有如此这样才可以忘记那些朴素、健康的女性形象后面的悲剧？但是，如果这样真是大悲剧。

 2009-10-21

《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安特耶·阿舍得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