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台

关于炮台的说法有两种：

其一，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天津作为京师门户，为加强防御力量，环绕天津城外围建炮台七处，分别位于今天的马家口（大光明桥一带），海光寺西（炮台庄），三岔河口北岸，河北区窑洼南岸（金家窑），红桥区西沽，邵公庄东（梁家嘴）和双庙街（城西双忠庙）。由总兵赵良栋每日拨兵十名，昼夜防守。外防清兵，内防李自成。而天不从人愿，炮台并没能保住摇摇欲坠的明朝统治，闯王进京，清兵入关，炮台遂成废物。清人崔旭在《津门百咏》中写道：“防御森严列炮台，绕城七处亦雄哉；升平时节闲无用，断壁残基长绿苔。”

清朝统治时期，依然重视环城炮台的防御。咸丰，同治年间，三岔口炮台因地处军事要位，不断加固扩建，炮台周长达250丈，又建五层瞭望塔，及尽雄伟壮观。今炮台摆渡口就为其遗址。梁家嘴炮台上有三尊大炮台，故又被称为“三炮台”。窑洼炮台一度每日中午响炮一声报时，故又名“钟炮台”。清诗人张志奇写的《七台环向》诗，列炮台为“天津八景”之一，可见当时的景象多么壮观。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庚子事件，八国联军入侵，炮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侵略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由于清政府的懦弱，在《辛丑条约》中，答应了八国联军的无理要求，拆除了这七座有战功的“卫士”。

如今，仅存下红桥区北营门东马路的窑洼炮台台基。日伪时期，在其上面盖了派出所，老百姓称其为炮台派出所，解放后改为干部宿舍。现今，三条石房管站将其保护起来。有意思的是，小楼里有一姓马的老太太，因“红桥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是全铜的，怕挂在外面被人盗去，故收到了自已家里保护起来。另外，“炮台庄”一带则为海光寺炮台遗址。邵公庄炮台则早已没入河中。

其二，于环城炮台之外，有一处炮台，位于大沽口。明崇祯年间，开始在该地设防，我国二十四史上唯一立过传的女帅秦良玉曾在此驻兵。后来康熙，雍正两朝先后对其进行重建，始建炮台，定为入津重要门户。设文官，武官各一名，“文则海防同知，武则大沽协台”。且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成为我国重要海防屏障，有“南有虎门，北有大沽”之说。至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零年)，已有炮台四座，大炮三十尊，驻军八、九千人。

自此至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共六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四次对大沽发动入侵。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春，二次鸦片战争后，美法英俄四国舰队集战舰二十余艘，向大沽炮台发动攻击，守台士兵奋勇反击，击沉敌舰四艘。但因总督谭建襄临阵脱逃，炮台最终被攻破。侵略者攻入，签定《天津条约》。战后炮台重修并扩建，在海河口南岸东沽村修建炮台三座，在北岸宁河县于家堡设炮台两座，在后墙营门设小炮台二十五座，共拥有大炮六十四尊，防务比以前更为加固。庚子事件，大沽炮台守军奋战，八国联军损失惨重，但终因武器不够精良，寡不敌众，被攻占。《辛丑条约》签定，大沽炮台被拆去。实在是一大国耻，万年之恨。如今只残留下垒垒的炮基。

炮台左近，有一梅花桩，高有数丈，具传说此桩为大将军年羹尧的栓马桩。此桩为整块石料所成，通体梅花皆为天然形成。梅花为黑色，梅心为朱砂红点。全部为天然所出，无半点人工制成。光绪年间，甲午海战后，梅花桩丢失。后来，曾有在德国留学的学生，于柏林博物馆中见过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