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北中央研究院两教授的一席谈

4月初，前往温岭观摩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期间，偶遇台北中研院政治学所两位教授：徐斯勤和徐斯俭，两兄弟，又同是政治学者，同是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我一直对台北中研院抱着崇敬和景仰的态度。中研院是台北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当然，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我认为，就当今的学术研究水准而言，台北中研院的研究水准远高于大陆的中科院和社科院。

曾经有相当多的中科院院士猛力抨击过中国大陆的院士制度弊端。其实，中国大陆的院士制度，自解放后即一直存在。大陆院士制度在院士和学部委员的选拔上一直受人诟病，就连院士自身也抨击很多，更别说社会公众了。相比之下，台北的“中研院”，其在学术研究上更纯，尤其是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学术大家，从胡适到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董作宾、李济再到史学大家许倬云等，都是在历史、考古学界建立了卓著功勋的人。这些人物，在当今大陆，已几乎没有了，只是在文革期间，出了个陈寅恪，然而，却深葬文革之渊。

相比于当今大陆学术研究，台北中研院在学术研究上更注重扎实的学风，注重方法论、注重对新材料、新史料上的汲取，注重实证性研究。这是大陆口号式的学术研究所不及的。这一点，徐斯勤教授和徐斯俭教授也深为赞同。徐斯勤教授说，当今中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机制，主要是受西方影响比较大，比如在学术评价机制上面，注重学术研究的量化，以通用的国际学术刊物引用作为一个标准，这反而是僵化了学术研究。这一点，尤其在大陆比较严重，徐说，这在台湾也比较严重。

在回到北京后，我给徐斯俭教授发了一封邮件，言及对台北中研院及许倬云先生的景仰。徐先生很快给我回了邮件：他说他很高兴看到我的来信，并认为我谈到了许倬云先生，很有见识。他说他虽然是中研院的研究员，但由于分属不同科系，几乎和许倬云先生不认识。但很崇敬他。徐先生还客气地尊我为“兄”，当然这是一种礼节。实际上徐先生长我二十来岁应没问题。他说他不认识许先生很遗憾，说怕让我有点失望了。

我现在的学术研究兴趣和方向，实际已经发生了暗暗的转向，从早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了文化、艺术史学，尤其是史前艺术史研究，这就需要涉及对考古学、文字学及历史语言学的综合研究。遗憾，在大陆，这方面有份量的学者和著作极少，但在台湾却并不稀少。

但愿有朝一日，能到台湾去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接受领先的学术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