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自己似乎一直这样认为，英国的图书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于慈善、捐赠，而美国的图书馆更多的是依靠国家配给的比较充足的经费。并且英国人更愿意出钱资助其公共图书馆。那位苏格兰的男人，安德鲁·卡内基的慷慨，也进一步加强了自己愿意这么认为的偏执。

在做相关问题的时候，看了一些国外私人图书馆，图书馆慈善，图书馆之友（Friends of Library）的资料，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些问题曾经有多少的误解和误读。由于1850年爱德华法案是在英国确立的法案，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基本上是依赖于政府的经费资助的，英国人通常不愿意再为图书馆提供捐赠，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通过税收支持了这一服务，再次捐赠是一种双重的付费。而图书馆之友尽管在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新西兰，英国都有发展，但是在美国是发展最好的。并且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当地的成分。而美国的图书馆慈善的发展无论是在大学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上都是发达国家中比较好的事例。

想想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两所美国，乃至世界拔尖的大学的图书馆的起家史，就不难看出私人捐赠对于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贡献。而目前的美国的大学，如杜克大学等等，其图书馆甚至都成立有专门的发展或者规划职位，并定下每年筹集资金（gifts and grants）的目标，来额外的为图书馆筹集资金。公共图书馆更不必说。私人捐赠，基金会的捐捐赠曾经为图书馆带来了甚至超越政府配给的经费。而图书馆形象的宣传，政治游说等等方面也离不开图书馆之友的密切支持。

私人捐赠的历史在西方国家源远流长。1850年之前的岁月里曾经是处于领导性的地位。尽管在现代社会中，由公共税收支持的图书馆（public and tax-supported library）建立，国家投入成为图书馆经费的最主要的来源后，私人慈善尽管退居其次的地位，但是仍旧占据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就起了重要的作用。更不用说卡内基·财团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资助，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许多的公共图书馆，重铸了公共图书馆的辉煌。但是，即使这样，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西方也不是很充足。很多曾经的贡献者的资料和档案都保存的不完整。

因而，在中国这个从20世纪初才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才进入历史画卷的国家，这一领域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历史短暂不等于就没有相关的历史。当今，在社会力量建馆，在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农民，知识分子，个人……参与援建图书馆，赠书等轰轰列列兴起的时代里，无疑我们也应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做些什么。

老槐在其博客文章“常熟会结束后的思考”后有一小段关于“社会力量建馆”的精彩得理性的思考文字，可以说分析的一针见血，给人带来无限的后续思考和研究空间。

“社会力量办馆是“国际惯例”，也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目前我国绝大数“社会力量”各自为阵，谁都可以来办办馆，不但使基层难于应付，而且几乎没有太多的实际效果（宣传效果除外）。这是因为图书馆事业是一项需要持续投入的事业，一旦中断投入，前面的投入就前功尽弃。各种“社会力量”很希望帮助农民，但他们却不了解图书馆学与农民阅读需求。那些办了就死，死了再办的图书馆，在图书馆人看来是一块心病。而图书馆界想介入社会力量办馆又太难，对方不信任图书馆人，也没有力量支持基层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很希望有哪个县级图书馆能深度介入社会力量办馆，做出个模式来，让各种“社会力量”看到依靠图书馆的好处。” 

但是，独那寥寥几个字“社会力量办馆是国际惯例”（这句话也被博物馆界在反复重复着），让人不满意。到底是个怎样的惯例？没有人来回答。我想，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真正地了解国外到底是在怎样的用着这个“惯例”，我们只能用这么模糊的认识，模糊的字眼来作为自己论说和“研究”中的证据。

顺便再提点题外话，就是我们对国外情况，国外文献的“误读”和断章取义这个问题（误读的问题，在于良芝图书馆导论中关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历史中曾经几次提到）。在文学作品中，“误读”，不但无可厚非（我个人觉得），也可以误读出精彩和创新，但是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中，误读就不可以原谅（我这么认为）。我们要做真正地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我们需要将他们还原到人家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人文环境中去，只有真正的透彻地了解了世界，我们也才能有我们真正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