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孝夫，日本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研究科的教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老朋友，带着六个弟子来访做学术报告，我们的几个学生也读论文。我们的一个叫什么月的女生的论文，谈的是陆机的《文赋》的英语翻译问题。她告诉我们，《文赋》有六个英译本。她举了一些例子：当然，同一句话，不同的译本的译法是非常不同的——不过彼此之间也有一点牵强的联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她在上面念论文，我坐着陷入了沉思。

如果那六个译本的翻译者凑在了一起，因为一句话的不同译法吵闹起来的话，要我来当裁判，我只能说：他们谁也不完全对，谁也不完全错。我如此判断，并非我是个息事宁人的和事佬，而是因为我只能那么判断。

《文赋》（在这里，它也代表比例相当不小的中国古典文本）的大部分是可以比较精确地翻译的；但是，其中总有一些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都难，何况翻译成英语。我下面的说法，只针对那些特别棘手的句子。

不能翻译的东西，有两种——不，有三种。第一是诗歌的语言特征；第二是神秘主义（褒义的），第三是胡说八道。

《文赋》中的句子不能翻译——起码是不可能很忠实地翻译，是因为它是前两种东西的混合。

克罗齐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诗是不能翻译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克罗齐也承认，诗可以部分地得到翻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的意思是可以翻译的，但其语言特征根本就不可能翻译，就是因为翻译成了另外一种语言，汉语的特征当然就不得不牺牲掉。

这首唐诗是可以先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春天睡觉到天亮还不知道天亮了，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鸣唱，昨天晚上风声雨声不断，你知道这一晚上有多少花儿被打落了呢？”即便翻译成这等白话，这诗的意境仍然保留了不少，也是很有趣的；你相信外国人或许对这个走样了的唐诗仍然感兴趣，然后，你把这个意思翻译成英语，顺便加上英语特有的那些有趣的语言特征。

但是，中国古典论文里的一些关键词，不可能翻译。翻译论文，韵律等原语言的特征丧失了，不算是个很大的损失，只要翻译家能够把观念忠实地传达过去，那就了不起了。

然而，中国古典论文里总有一些关键词，我们有可能用现代汉语的三四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译法，相应地就必定可能有同样数目的（比方说）英语译法。不同译法的译者碰到一块儿，如果意气用事再加上文人相轻的老毛病的话，说不定会动起老拳。

其实，我们在读古典论文的时候，对某个关键词的理解，有时候模模糊糊地确实有三四层不同的理解，而这些理解彼此有些关系；而且，我们甚至不想追究哪一种理解是正确的，我们甚至认为把三四种理解同时装在脑袋里，本该如此。可是，一旦翻译成英语，那就常常只可能传达一层理解，于是，中国的古典学者大摇其头。因此，翻译中国古典论文，或许要加上好多的注解，就好像西方学者翻译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术语“卡塔西斯”一样，因为意思多而不确定，只好音译，再加注释。但是，要翻译中国古典文本，这种“卡塔西斯”或许满篇都是。这个工作很繁复，而且印成书的话，那看起来就相当可怕。

中国古典的论文传统，不怎么重视定义；有时候高度诗意，甚至神秘主义（褒义的）。严格来说，这样的部分不是理论性的——有的学究读到这里就该瞪眼了。少瞪眼，我这么说，绝非贬损，当然也不是赞扬，我仅仅是陈述。古典论文中的并非理论的那种高度诗意而神秘的部分，有可能是极有启发性的。——当然，神秘过分了，我们完全得不到理解，也就没有意思了。

现代汉语和（比方说）英语更易于清晰地表达精确的概念。这个好处是决不可否认的。然而，语言具有清晰表达的潜能，如果我们自己无能于构造清晰的概念，如果我们不想要清晰的概念，现代汉语也是很有潜力稀里糊涂的。

我觉得，引用古典论文应该设立一种学术规范，引文之下加上现代汉语的翻译，那就表示引用者如何理解那句话。我们在阅读古典文本的时候，要想理解得好，必得参考注疏。现代学者随便引用，不加注疏，而假定读者必须应该懂，那是不对的。如果我引用一句英语，抄了原文，不做翻译，不会英文的人有多么反感，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有人说，中国古典论文某些部分的不可翻译性，是由于它们表达人类理解力之外的高级智慧，这种奇谈怪论我永远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