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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始于《侏儒纪》:答赵泽汀(上)

(2009-05-15 10:17:04)
标签:

诗学对话

唐晋

赵泽汀

侏儒纪

分类: 理论批评

 始于《侏儒纪》:答赵泽汀(上)

<转>始于《侏儒纪》:答赵泽汀(上)

唐晋                   2008年春天摄于原平同川乡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539700100ddau.html

 

第一个问题:谈谈你对时间概念的看法,以及你写作中时空转换的问题?

    答:《侏儒纪》贴出来以后,许多诗人朋友在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方法与我谈论这部作品。比较遗憾的是,很多有价值的碰撞最后总是随风而散。所以,长期以来,我一直喜欢用文字说话,进行交流。在我看来,对话无疑是切实可行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问答总会使其中的一方过早地感到疲惫,原因很简单,一方给出的所谓答案里,其实往往藏着更多值得质疑的东西。因为你不是代表公众提问,你的提问中同时包含有你自身的答案,或者正在走向答案的思考。或者是寻找一种相对共同的认识,或者寻找一些别的出路,或者是寻求某种敌对的抗衡,那些大问题在提出的瞬间实际上已经不太准确了;我的经验如此。所以,我的回答也不仅仅是回答,它们会以另外提问的方式呈现,假如能够刺激对方推进、掰细他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问答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如果不幸颠覆了对方,那则意味着我利用回答抛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很难寻找到尽可能被广泛认同的答案。

    时间是什么?基本的概念相信谁都知道。在我这里,时间的定义只是:自身经验的满足。换句话说,就是个体生命从生到死的经验过程。生前与死后,所有的经验是没有的。当然,这样的说法是我个人作为写作者的体悟,不可避免地藏有很多可以质疑的地方,比如宗教意义上的生死,比如灵魂的流转。对于写作者,死后的时间没有其自身的意义,他经验的呈象——作品——或贫瘠或饱满,都已是终止状态。也就是说,从死亡那一刻起,他的作品就不再属于他自己。在他所有经验积聚的个人符号上,不会再长出新的芽苗。如果有人说,构成别人经验的一部分,也算是活着,那就是别的意义了。出生前的经验完全是别人的,无明状态里的肉身刚刚开始他自己的时间,谈不上任何认知。而在他出生前的那些被记录的别人的经验并不真实,而且,越是向前回溯就越不真实。因此,对于别人的经验,我一概称之为资料。芝诺认为,飞箭不飞,一支支飞箭在它的状态中首尾相连,看上去它们是静止的;他这样理解时间。个体生命的长度如果用飞箭来比喻的话,时间无疑都朝向自我产生意义。一个人不想死去,与其说渴望获得更多的时间,不如说渴望获得更多的经验。

    文明是所有个体经验的总和。这个总和越往未来发展就越庞大。可以比喻文明像黑洞,吸收吞没一切物质,并把新的、鲜活的不断变成旧的、堕性的。因此,在文明和个人时间的某种对立中,自身经验不可避免地要经受痛苦的相持。文明带来的浩瀚资料绝不可能在你的时间里获得消化,你必须更加积极地反向奔跑,尽力使你的经验跨越更多的时代,从另外意义上获得更多的时间。就是说,你完全可以通过占有资料的方式让你的时间向内延伸。并且因为不真实,你可以给出自身的判断。这便意味着,利用对资料的全新创造,你自己就可以获得宏大的经验,一种典籍书本与个人力量交媾的产物。

    而占有资料则显得容易多了。一方面出于个人的兴趣、癖好,或者纯粹是天性,你将选择服从于它们的资料。另一方面,在写作者这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为写作内容而寻找占有的那部分资料。当然还有一种资料,比如无意间吸收的资料,为争强好胜突击掌握的资料等等,它们更接近信息,一般不具备挖掘改造价值。固然一切资料都是非我的,然而不排除被你敏感察觉的那些,以及激发你想像力、打中你心扉的那些。有些方法其实很简单。一般出自本能的方法都简单。如果把历史比喻成一本你不知道会写到哪里的书,把每个时代比喻成书中的每一页。你的时间不足以完成现有的阅读,你完全可以仅仅沉溺在自己时代这一页,也可以顺序阅读,到死为止,读到哪里算哪里。而我依靠天性、兴趣、写作利益等选择了这样的方式:随意读,胡乱翻着读,按照分类索引找页码读,反正读到我所需要的东西就可以。它尽管是跳跃的、无序的、零乱的,却也是开放的、神奇的、互较的。我的经验是,这样的读法对我的写作很有效果。

    《侏儒纪》就是效果。我曾经介绍过,我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一次与柴然聊天时,我说,不能容忍作品思维的混乱,细节可以乱,甚至可以成为技巧的一种,但整体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仅仅看表象,《侏儒纪》的确如泽汀所言,“时空的交错、场景的转换、人物的出场,古典与现代、唐朝与罗马,各种文明碎片的纷至沓来,其转换速度之快,跳跃跨度之大”,然而建构却是稳定有序的。我给柴然举例介绍过《侏儒纪》的第三第四章,也就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集中描述。第三章我把时代背景缩小在唐朝,9个小节实现着一个时间序列,即由贡品的侏儒一直辐射到时代的各个角落,最终形成精神的侏儒层面。第四章落脚于欧洲历史上较为普遍的宫廷弄臣现象,6个小节实现着空间序列,即通过描述不同走向、不同结局的侏儒弄臣的命运,来寻求一种解放自身的可能。同为写作者,我的方式不是别人的方式,所以,阅读《侏儒纪》出现疑问、出现情绪波动十分正常。对于我来说,我第一要写出来,第二要写出来,最后还是要写出来。不好意思,我不考虑别人的阅读。罗兰·巴特早年曾把文学语言分为两种:古典的语言,现代的语言。他认为,古典的语言里,意义是持续的一直到最后,思维同时追随语词向后活动,并且享受语词传达出的快感。就是说,古典语言自有语境,语词之间的联系传统而约定俗成。现代的语言里,语词是自足的独立体,彻底跳出了句子氛围,词语本身显示意义。巴特并且说,现代诗中的语词正如里尔克诗中未完成的阿波罗雕塑,不是我们阅读语词,而是语词阅读我们,语词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显示意义,侮辱读者的尊严。巴特认为,这样的语词形成了一种充满沟堑和光亮的话语,话语充满空白,同时营养过剩,缺少意图的预见性或稳定性,与语言的社会功能非常地对立,仅仅求助于不连贯的语言便开起了矗立于自然之上的一扇大门。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于闲聊,习惯于口头语言的动态,一旦面对本属静态的书面语言,往往不会意识到语言的鲜活。就是说,大多数读者不会认为书面语言应该是动态的,它们应该表意直接,而不是其他。不幸的是,《侏儒纪》正是这样一个动着的写本。

    第二个问题:列举几位你倾心的诗歌大师,谈谈圣-琼·佩斯对于你写作的意义与影响?

    答:令我倾心的诗歌大师太多了。我敬重那些极富创造力的人。与圣-琼·佩斯相比,下面这些名字只是我阅读历史中印象深刻的,谈不上研究。比如艾略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一段时间内,我曾经疯狂地模仿他写诗,你现在看我的《月壤》,《荒原》的影子就比较明显。里尔克,奥登,我都模仿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模仿过埃利蒂斯、塞弗里斯和自白派。带批注地读了一半布罗茨基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后来书给弄丢了,再也买不到。博尔赫斯,我更多地是看他的小说。零零星星还有一些,随兴而读。当然,写一路丢一路,写过一个后就丢掉,再找下一个。直到读到圣-琼·佩斯。可以说,佩斯的东西打动了我的灵魂,与我的本性契合,与我苦苦寻找的最佳方式契合。从1996年开始,我研读他的诗作,逐字逐句,查资料,不同版本、译者地做对比,等等,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佩斯的一些篇章我已经多遍研读。可以说,自佩斯去世之后,对他的研究虽然持续,但喜欢阅读的人渐渐少了,物质文明程度很高的西方也是如此。除开时代兴趣转移的原因,我认为有几点使得佩斯作品受到了冷遇。第一,佩斯诗中巨大的知识含量严重阻碍了阅读进入。第二,佩斯丰富的个人经验在他特有的表述下影响了阅读感应。一些私人的经验拒绝着阅读的深入。第三,诗歌隐喻作用及力量的逐渐消失,使得这个时代排斥着充满隐喻的诗篇。自艾略特失势,奥登、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一批人物的登台,再到解构主义、后现代等等,直到今天的诗歌现实,一批批经验死掉、发掘,再死掉、再发掘,最后要么彻底偃旗息鼓,要么异变。尤其佩斯属于那种个人即流派的诗人,除了研究者的理论,他去世后再无类似文本传承,更不用说发扬光大,在各领风骚的时代惯性中,遗忘也是迟早的事情。第四,佩斯诗中的反时代美学价值使得阅读产生不相容。同时,建立在他诗学层面的对世界、对自然、对历史、对时代的观察,以及所折射出来的独特光晕,很难再度被这个时代的人看到。第五,读佩斯的诗作会产生羞耻感,那种来于文化息壤的大气逼人面目。突然还发现一个,那就是泽汀所说的,“我更倾心于那种对现实的苦难能有所承担的诗歌”,相信不少人会认同你的看法。当然,不说各自的风格,先从佩斯的生活状态谈起。在他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富足及生活层面所受到的礼遇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这就是说,在人生最重要的心理安全期培育上,他的家族给予他的就不是苦难教育。往往我们知道,大多数从小受苦的人内心里是惧怕苦难的,这样的心理直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改变了生活境遇之后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缺乏西方意义上的慈善家,与这种心理密切相关。而对于幼时家境优裕,成长期心理健康的那部分人,即使在今后遭遇了苦难与不幸,内心仍旧是乐观、积极的。佩斯一生经历过家族破产、政治迫害、经济萧条等等不幸,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这些。就是说,作为个体的苦难陈述看不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苦心营造的、超越人类苦难现实之上的幻象世界,这种积极健康的诗歌心理所透示的人类灵魂美正是很多描述苦难现实的诗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不是个人能力与否,而是理想、合理的成长道路所决定。其次,我想说的是,苦难不是诗歌的终极目标,尤其不是写作者的精神枷锁。创作的目的是使内心获得愉悦,而不是沉重。肉身可以沉重,灵魂一定要减轻,直至轻盈。可能传统文学的标准就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什么什么的,五十年前是这样,五十年后还是这样,致使现在的国产电视剧把哭弄成一个卖点。看奥运时我就曾说过,赢了哭,输了也哭,拿了冠军还哭,媒体更是突出表现哭,中国人真是没出息。这个侧面告诉我们,精神过于沉重,不论是体育比赛,还是写作,都不适宜。你的目的不再是参与、抒发、记录、探索,而是触动痛楚,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在和柴然聊的时候,我说,中国目前缺乏的是家族式的高贵。什么意思?这么多年以来,旧时中国的书香门第不复存在,逐渐冒出的是产业化家族、暴发户,这些力量控制并主宰着经济的大部分,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却没有产生相应文化背景的文化人物。西方文学艺术历史往往与那些著名的家族密切相关,比如美第奇家族。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这些家族就像强大的羽翼覆盖并影响着历史进程,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那么多伟大的建筑、绘画、诗歌,听到那么多伟大的音乐。所以,中国时代蒸蒸日上的不是文化建设和文化消费,而是欲望之上的物品生产和物品消费。这样的情况下,文化人愈来愈缺乏精神的独立与内敛,内心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作品,要么浮躁,要么轻飘,要么肤浅,要么惰性十足,受众的态度决定着写作者似乎必须选择媚俗的道路。顺便说,不是我不屑于关注苦难,比如说,泽汀你说的苦难究竟是什么程度的苦难?食不果腹的苦难,还是生离死别的苦难?还是社会分配不公、制度缺陷产生的个人窘境?如果说是人类普遍命运的苦难,那么,又有哪位伟大的诗人作家不是站在各自的层面与角度来表现、反映?

    在今天的现实里,不管你创作作品质量如何、导向如何、关注点如何,很少有人在意你的写作,甚至你的存在。你的写作只为你自己进行,这既是快乐,也是苦难。这是文化崩毁的苦难,是心为物役的苦难,是神圣价值体系瓦解的苦难。在此意义上,圣-琼·佩斯的作品就是一尊方尖碑,一尊曾经的凯旋门,一尊纪念文化失落的墓碑。

    我在与别人的问答里说过,我曾写过一篇《空庭》,就是为《侏儒纪》这类东西打基础的练笔。泽汀你知道,我最早写诗,短诗写了写长诗,长诗写了写诗剧,后来写小说,写了一个中篇后直接就写长篇。后来再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写随笔,写戏剧,几乎各种文体我都涉猎过。不是我精力旺盛,也不是随心所欲,我一直试图通过文体之间不断的转换产生新思维、发现新角度、找到新语言。从我内心来说,在写作上,我一直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我到目前的五部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宋词的覆灭》、《玄奘》、《鲛人》、《鲛典》,手法各不相同。正在间断写着的《长安》又不一样。而这次签约所报选题《唐朝》我已经两次推翻了构思。《侏儒纪》是一种尝试,但它是成熟的尝试。因为它展现了我目前比较理想的一种文体状态,它呈现着散文的姿势,语言则是典型的诗语言,并且,它的任何段落、意象、典故都可以形成小说内容展开,同时,在大量的独白中可以看到戏剧的情绪。与柴然聊天的时候,他说到一个观点,就是因为圣-琼·佩斯我们所看到的是译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侏儒纪》展示的是另外一种路子。他的意思在于,因为翻译过程不可避免的误读,使得借鉴者有可能发现并打开另一种通道。假如我们懂法语,或许《侏儒纪》就成了其他样子,或者就干脆不会诞生。记得国内有人曾经感叹,这种类型的巨作几乎是不能翻译的。当然,通过对管筱明、莫渝、叶汝琏、叶维廉、徐知免、树才等不同译本的比较,圣-琼·佩斯作品的气韵、意味,甚至一些巧妙的表述手法,最终被我参破掌握,不过这种通过理解甚至冥合的掌握还是更多地带有我个人的风格。举例可以说明,佩斯作品中很多地方带有鲜明的思辨色彩,而我尽可能地回避这种色彩,更多地希望语词自身说话,希望意象核、典故自身扩散意义。这是我一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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