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母亲去世的前一天，因为病情不可逆转，血压直线下降，且深度昏迷，寻找墓地的事理所当然地提到议事日程，大弟提议，墓碑也提前做好，免得母亲落葬时，墓前是空的。我同意后，大弟和二弟分别行动，一个管墓碑，一个管墓地。大弟不无感慨地说：“没想到，真的在母亲还活着时，正是我为她郎立碑了。”我叹息，无可奈何。

几乎在我们的预计时间内，母亲终于离开了我们。作为子女亲人真正看到墓碑，还是给母亲”服三“那天。我细细读过碑文，一米多高的碑，左下方嵌刻着我们五兄妹及其孙辈全部的姓名，碑的正文区域显示：“易门史老孺人”，从右看到左，从上看到下，找不到我母亲的名字。这与城里公墓的墓碑大相径庭。我以为是失误，查看了墓地别人家故去女主人的墓碑，都是如此。

一个人，一辈子，不论是辉煌还是平凡，不论是权贵还是平民，死，是十分重要的时刻。活着的后人，有能力有孝心的，可能把丧事办得体面热闹，即使很简单的埋葬，也应该记下或者刻下死者的名字。何况，我们这儿对逝者的祭悼，形式比三十多年前复杂排场多了，为什么，对去世的女性长者，却省略掉了她们的名字呢？这无论如何，说不上是文明进步。难道，封建的“三纲五常”又死灰复燃了呢？

幸亏，在出殡那天的追悼仪式上，我们兄弟为母亲布置一个村里少见的大灵堂。在横幅上，我们庄重地标出了母亲的姓名；幸亏，在我的致辞中，我没有受直呼逝者母亲姓名为不敬的束缚，深情地地读出了我母亲的姓名。

我觉得，一个人的姓名权是宪法赋予的，从出生到死，甚至死后，都拥有自己姓名的权利。尤其是逝者，尤其是在号称文明进步的当下。

最近，7。21北京水灾不幸遇难的66名死者，从过去抽象的数字，到公共媒体上的姓名，让亲人，也让不熟悉的陌生人轻轻读诵，这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对承受悲痛的生者的告慰。公布姓名——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尺。

这块墓碑，本是凝聚母亲养育的一群儿女对她老人家的尊重、思念、缅怀之情，上面没有母亲的名字，我觉得“无理”和“失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