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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第一快诗快在哪里?

2017-09-26 01:09:00评论 文学

【古典诗词,新鲜解读】

杜甫第一快诗快在哪里?

丁启阵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甫第一快诗快在哪里?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当时杜甫携家人于梓州(今四川三台县)躲避西川兵马使、成都少尹徐知道叛乱。

作诗的历史背景是:上一年即宝应元年十月,李唐军队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郑州)、汴(今开封)等州。史朝义的部将薛嵩以相、卫等州降,张忠志以恒、赵等州降。次年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自缢身亡。其部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以幽州降。

这首诗有下边几个问题,值得一说。

快诗艺术

关于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浦起龙有很好的概括:“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生平第一首快诗也。”

韩愈有句名言,叫“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但是,杜甫这首属于欢愉之辞的作品,却无疑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

王嗣奭: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

仇兆鳌引顾宸语:此诗之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于仓促间写出欲歌欲哭之状,使人千载如见。

杨伦引邵子湘语:一片真气流行,此为神来之作。

杨伦引沈确士语: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篇法之妙,不可思议。

萧涤非则从内容与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指出这首诗的魅力:通过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杜甫爱国的精神,天真的性格,充沛的热情,而且可以看出他那“炉火纯青”的工力。

浦氏没有对“快诗”的“快”和“其疾如飞”的涵义作具体的说明,其他学者的“一片真气流行”、“一气流注”、“仓促”,更是模糊之词。

我认为,杜甫这首快诗的“快”可以分出四个层面:一是连接词语转换之快,二是人物动作切换之快,三是空间转移之快,四是诗人心情之快。

词语转换:忽——初——却——即——便;

人物动作:传(闻)——涕泪……——看——卷——喜——放歌——纵酒——还乡——穿——向;

空间转移:剑外——蓟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其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句诗,只以四个地名的顺序排列,便给人以行旅如飞的感觉,给读者的印象,比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还要快。“千里江陵一日还”,耳边传来的是凄厉的猿声,惊险之旅;而杜甫的“巴峡——巫峡——襄阳——洛阳”,是纵酒放歌、青春作伴,开心之旅。

诗人心情:涕泪满衣裳是喜极而泣,漫卷诗书喜欲狂是快乐的行为化,放歌纵酒是快乐的庆祝形式,青春、还乡是快乐的理由,“即从”、“便向”是快乐的计划。

这首诗写快乐,有一个过人之处:以诗人一瞥,带出妻子儿女(却看妻子愁何在)。这使得快乐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不是独乐,是众乐,是全家之乐。

有两句老话,一句叫“萝卜快了不洗泥”,一句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对一般人来说,仓促之间,心情快乐的情况下,来不及推敲词语,很容易写出粗疏的作品;但对杜甫这样的诗界圣手来说,再快的动作,也能做到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四个层面的快,因为安排合理、编织巧妙,丝毫不会给读者以眼花缭乱的感觉,而是有条不紊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打个比方,有点像好莱坞的优秀动画片。

白日、白首版本优劣

第五句,有两种版本,一作“白日放歌须纵酒”,一作“白首放歌须纵酒”。

《唐诗鉴赏辞典》:“如果作‘白日’,就与下句中的‘青春’显得重复,故作白首较好。”我不赞同这种说法,理由有二:

白日跟青春并不重复。白日指时间,无需解释;青春指景色,即花明柳媚的春天景色。两句合起来,表现且歌且行的快乐旅行情景。

白首,往往用于表示年龄大,有迟暮、垂老等意思,偏于悲伤情绪。这跟整首诗的欢乐气氛,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杜甫为何快乐?

听到李唐王朝的军队收复了洛阳和河北部分地区,杜甫便欣喜欲狂。

为什么?杜甫在诗歌中明确说出来的原因是:可以马上回到有自家田园的洛阳去了。“便下襄阳向洛阳”句末,杜甫有个自注:“余田园在东京。”

杜甫自己给出的这个答案,显然不能算是标准答案。

仇兆鳌:初闻而涕,痛忆乱离。破愁而喜,归家有日也。——这是转述杜诗原意。

萧涤非:杜甫是一个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听到这消息,所以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并冲口而出的唱出了这一首有名的七律。——这是说,杜甫喜欲狂是因为祖国转危为安,自己可以结束丧乱。

大概,不少读者都会是这种想法:杜甫为战争即将结束,自己可以马上回到家乡,不再遭受战乱、与家人分离之苦,而欣喜若狂。

就诗论诗,如是讲并没有问题。但是,结合实际情况,问题就来了。

首先,虽然洛阳是杜甫儿时曾经生活的地方,家族宗祠、祖先坟茔也在洛阳附近。但诗歌中他既没有表现过离开洛阳的痛苦,也没有表达过回到洛阳的强烈愿望。事实上,杜甫更想去的是江东地区。

其次,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杜甫并没有着手实施“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计划。不久后回到成都,甚至有在那里安居终老的打算。要不是跟严武发生过“睚眦”差一点被严武杀害,要不是严武英年早逝,他真有可能一直定居在成都浣花溪畔,万里桥附近。

这两点,只要把阅读范围稍加扩大,看看杜甫写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前后,便不难明白。

写作《官军》前,代宗宝应元年(762)夏,严武奉召入朝,杜甫从成都出发,一路相送,直送到绵州奉济驿。跟严武分别之际,杜甫对此后的生活感到迷茫。有诗为证,《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远游》:“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杜甫真正关心的,是朝廷;《悲秋》:“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杜甫想回去的是京城长安、洛阳,不专指洛阳。

因为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弃官后,原本想好的隐居秦州计划,宣告破产,只得漂泊西南。漂泊西南期间,对杜甫而言,最痛苦的事情应该是寄人篱下。跟写作《官军》同一时期的作品,《客夜》“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心中的无奈苦闷,不难想见。《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其二:“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杜甫离开蜀地后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是今天江浙部分地区。在梓州一带避难的三年间,杜甫一直期望的事情是,买舟东下,再游吴越(江浙)。因为那里有他早年游历时留下的美好回忆,有不少喜爱他诗歌的爱好者,刻印了他的诗选,在广泛流传。换言之,吴越地区有杜甫不少知音,粉丝。对发出过“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感慨的杜甫而言,毫无疑问,吴越地区魅力巨大。

孤立地阅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会觉得这是杜甫人生的一大快事: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可以携家人回到有田园财产的家乡洛阳,落叶归根,安度晚年。但是,倘若联系到杜甫自那之后的实际人生轨迹:先是满怀希望回到成都居住了一年,然后,失望中买船东下,到夔州(重庆奉节)过了两年相对安定、富足的生活;离开夔州后,计划去长沙投奔亲戚。继续乘船,出三峡,经湖北,入湖南境内后,遭遇变乱,一度生活无着;最后,贫病交加中死于衡阳至耒阳途中,自家小船上。因为贫穷,杜甫的后人甚至无力扶柩回洛阳安葬。就是说,杜甫死后成了异乡的游魂……从这个角度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所谓杜甫平生第一快诗,记录的,不过是一次短暂、虚幻的快乐,杜甫此后七年的真实遭遇,比安史乱中的颠沛流离还要痛苦,悲惨!

201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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