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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地图上的另一个中国

转载 2015-09-24 13:28:19

采访/丁个

地图,是他认识中国的起点。在“寻路中国”的路上,他离不开他的“私人地图”。这是他的个人经历,也是一种眼界和生活方式。


寻路世界的何伟,仍记得他拥有的第一张中国地图。

1996年,他随美国和平队来到四川。第一站是成都,“我们冲进一个很大的国营书店,先去买地图”。那时他们被安排住在学校宽敞又简陋的宿舍,除了简单家具外,四壁空空。何伟便用买来的地图装饰墙壁:当时能买到的最大幅中国地图、四川地图(那时重庆还没有变成直辖市)、随身携带的世界地图,还有一张美国地图。那些日子里,这些地图成了何伟最难忘的壁纸。每天目之所及,从涪陵到四川,到美国,到世界,像是一寸一寸定位这个空降到异国乡村的自己。这里,成了他认识中国的起点。

那时何伟刚开始学中文,那张中国地图和四川地图,成了他边了解地理、边看图识字的好帮手。他在地图上勾画圈点,标出那些想去的地方,以及有意思的地名。后来他开始收集涪陵本地地图,却发现一个问题:地图和地图差异很大。比如,乌江边那座山有时叫“白山坪”,有时就变成“北山坪”。“原来在四川话里,白和北的发音基本是相同的,白山坪就是北山坪。”何伟的一位作家朋友Ed Lanfranco也曾被困扰,一次对他开玩笑说:中国地图就像雪花,没有两片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可能不存在这种问题了,但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经历的确实如此。地图制作还不够精良,这让旅行少了一些确定感,更具有冒险性。”

“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快速的大城市发展,我想捕捉一些不同的东西。”

何伟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其实是在1994年的安徽。那时他还是个地道的背包客,一个帐篷一个包要去看世界。第一次来中国时,为了省钱,他直接把帐篷撑在了合肥大学的校园里。“这个老外想干什么?”吃惊的目光和议论包围了他。“可惜那时我还不会中文。而那时中国大学的氛围也没有那么开放。”两年后,何伟抵达成都,在那张中国地图上,他最先把安徽圈了出来。

何伟对中国的正式印象,还是来自成都和重庆——确切地说是四川的乡村。当时他随和平队在成都训练两个月,住在四川师范大学的外办,几乎靠近城郊。“我经常去稻田边散步。后来,搬到涪陵师范学院,也是在郊区,乌江边上。所以,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乡野感的。而且,我的很多学生也来自农村,他们让我对中国的乡村有了最初的了解。”何伟熟悉的第一座“中国城市”,应该是涪陵县城。“其实我非常庆幸,来中国的第一年在中国的乡村度过。农村生活让我内心平静,也教会了我如何生存。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那么多年,我更愿意去观察、记录农村和底层人群。在《江城》中能有大量纪实的描写,也得缘于这份经历。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快速的大城市发展,我想捕捉一些不同的东西。”

从1996年到2007年,何伟在中国边走边看边写,从涪陵到北京到浙江再到更广袤的东北、西南,他完成了“中国三部曲”。在设计“寻路中国”路线时,何伟离不开他的“私人地图”。

2001年,何伟终于拿到了他的中国驾照,同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约他写一个关于长城的故事。“我不想写一个传统的关于长城的故事,我想自驾沿着长城一路向西,做一次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何伟开始了他离开涪陵后,真正意义的“寻路中国”。

“我在北京一个地图店买了所有版本的中国地图,包括那份中国地图出版社的自驾地图。它翔实、可信,已经是当时市场上最好的东西,毕竟那时还没有GPS。”即便这样,何伟还是遇到很多问题,太多新道路在修建,它们还来不及被印上地图,他已经迷路了。但他发现了三岔村,北京怀柔那个“最具中国农村特色的村落”——至今,它还是何伟的私人中国地理中非常重要的地标。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就是涪陵和三岔村。”

“我个人的中国地图会显得比较怪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就是涪陵和三岔村。涪陵是我的‘中国的中心’,三岔村则是‘第二中国中心’。我在这两个地方,收获了最多关于中国的认识。比如在涪陵,我了解到关于农民工移民、就业岗位私有化、私人住宅所有权等,以及农村和城市的对比。而三岔村是我用了六七年时间,去观察村庄里的中国的一个窗口。”在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出版后,涪陵与三岔村也进入外国人视野,在他们心中的排序是这样的:中国,北京,上海,涪陵,三岔村。

在何伟长达十年的“寻路中国地图”中,他沿着长城一线,一路从东到西,经河北、山西、内蒙、青海、甘肃,最后到了嘉峪关。他花了很多时间走访浙江的丽水、温州、金华以及安徽的芜湖等地;在西藏住了一个月,在新疆则待了两个星期,还深入川西藏区,在甘孜德格走访了两周。他不希望他的中国地图里全是北京、北京,他想通过眼睛、脚步和笔,写出些不一样的东西。

“但也有很多地方我从来没去过。我从来没有去过杭州、苏州!我去了浙江很多次,估计超过20次了,总是去南部的工厂区。但我竟然还没去过杭州,也许留在下一次。”

虽然不想总是“北京北京”,但何伟还是喜欢老北京的氛围。他在北京时住在鼓楼的居民区,观察大爷大妈的起居,以及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变化。“我还从来没有深入写过北京。北京对我来说,是观察中国其他地方的基础和参照物。上海也一样,我还没有花时间去更多地了解它。也许再次回到中国时,我会走进它们。”

何伟此前在中国的十年,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对农村和底层人群的观察与记录上。暂别中国后,他以另一个视角远观中国,他曾表态,未来会尝试记录中国的中产阶级生活。而这一计划,注定要让他慢慢走近并走进大城市。

“我确实有过这个打算,如果要记录中国,中产阶级是不该被忽视的。但是,我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想重返我发现中国的起点——西南,成都或重庆。我想看看这20年来,这些地方的变化。那些乡村、县城,那些我最初见到的人,他们的现状,他们的后代,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接受的教育,我都很好奇。”何伟想去看看,20年的时间,白山坪或北山坪一带,发生了哪些变化。毕竟当年,他在涪陵要出趟远门,去成都或武汉,先要租条船。如今,一切都不同。

真正意义的私人地理,是每个人的经历。

离开中国后,何伟和太太张彤禾去了埃及,带着两个刚出生的女儿。三年来,他一直在写埃及,或整个东方。他最近在《纽约客》发表了一篇文章:《探寻内衣的秘密——中国商人和资本全球化》。他通过报道在埃及卖情趣内衣的浙商,来分析中国式的全球化。他暂时远离中国,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用长焦聚焦,发现了另一个中国。

“埃及和中国有非常多不同的地方,我却在这些不同中更清楚地从侧面观察了中国。比如,埃及虽然政治环境不是那么乐观,但是它对外来世界始终比较友好、开放,相比中国,它显得更加不排外。当然,这是有历史、地理原因的。现在的中国相比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好了很多,但有时还存在类似问题。”何伟在埃及经常遇到中国人,很多是浙商,他们的生存方式,让何伟得以窥见中国在非洲的商业和投资活动。当然,可能是通过尼罗河河谷地区,那些叫“中国之星”或“诺码中国”的内衣店铺。

何伟和张彤禾的一双女儿现在5岁,学阿拉伯语的同时也学中文,但还看不懂何伟所写、所记录的关于中国的文字。她们随着父母在寻路世界中成长,也在这一轨迹中,被纳入一幅幅文化和地理版图。在何伟看来,他行走中国、记录中国的那些文字,或许也有可能成为女儿未来了解中国的一个记忆版图。

“但是一切都在变化,甚至消失。那些文字、图片、录影,可能在她们真正可以理解的时候,现实的版图已经发生了巨变。写《江城》时那个29岁的我,也和现在的我不是同一个人了。但这正是你为何去记录、去看、去写书的原因,我想捕捉那些特定时间的当下。生活在变化,地理在变化,城市乡村在变化,人在变化,心态在变化,所以那些体验和记录的时刻,才变得更加重要。”何伟愿意留送给女儿的私人地理,与其说是他的“寻路N部曲”,不如说是一种眼界和生活方式。

于何伟来说,真正意义的私人地理,是每个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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