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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开山的人”

(2008-03-30 19: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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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追寻传统
 

蒋廷黻:“开山的人”

 

 傅国涌

 

    1949年以后,蒋廷黻这个名字对我们是陌生的。1949年前他在学界、政界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的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他是历史学家,以主张史学改革名动一时,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著作不多,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他在1938年花了两个月时间,“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所作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中国近代史》,正是这本小书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也折射出他那一代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学人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与思考。他是外交家,以“知外交”闻名。在20世纪白热化的两极对立中,他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晚年出任“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反对和阻扰把联合国席位让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7年,岳麓书社重印了他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在前言中指出要“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我之知道蒋廷黻其人就是从他的这本书开始的。 5万多字的篇幅虽小,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准, 曾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普及中国近代史知识起过重要的作用。60多年过去了,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 说它是传世的经典并不过分。1948年,推荐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时,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称蒋廷黻“近代史尚无第二人”。郭廷以称他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开山的人”,“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 李济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说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

 

蒋廷黻1895 年12月7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薄有田产的农家,从祖父一代起,就兼营铁器铺。他六岁丧母,但受到了继母的善待。父亲“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经常为乡里邻居“排难解纷”。对他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二伯父,这位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安排他到教会学校上学,从小就开始学习英语,接触新学,1911年他成了一名基督徒,也奠定了入世、用世的人生观。他曾对费正清说,“他的学术航程的起点应归功于湖南的美国长老会所办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在1906年—1911年间,他只有十来岁,她帮助他学英语,然后又帮他赴美国留学深造。”

1912年,他17岁那年只身赴美,经过三年半的半工半读才读完中学。1914年至1918年在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就读,主修历史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为法军中服务的华工服务。1919年夏天重返美国,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四年中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

1923年,蒋廷黻学成回国以后先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得到了张伯苓校长的赏识和支持。那时他已开始在教学之余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张伯苓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肯拨款购置已出版的史料”,使他终生难忘。他之所以能在南开完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与这种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是第一部不依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件编辑的外交史资料, 目的是使中国外交史研究学术化,他自述“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说南开六年奠定了他中国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从17岁到28岁,他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1年之久,比一般留学生受到过更多西方文化的熏陶,属于西潮影响至深的一代知识分子,带回了新的观念和方法。但由于他少年时代就离开中国,连汉字都写得很蹩脚。回国以后,他从读四书五经开始,进而研读《资治通鉴》和古典诗词,中文写作也是在这里速成的,所以他的文字虽然表达清楚,逻辑严密,但文采并不怎么样。

1928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1929年5月,他亲自到南开邀请蒋廷黻来领导清华相当重要的历史系。蒋对南开依依不舍,没有答应去清华,罗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终于答应了。

蒋廷黻刚到清华时,曾找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说:“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留美十一年的蒋廷黻吃惊地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胆发掘、起用一批年青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

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改变了“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新的清华学派: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他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到看法之中。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回忆,1932年初次见到蒋廷黻时,蒋才36岁,却“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清华六年他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 1934年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这是一部编辑精当、卷轶浩繁的外交史资料集,上、中两卷共收入1822年到1895年间的重要外交文献799篇。他还收购散藏于民间的档案,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五年以下未编成),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看法。他是个惜墨如金、不轻易下笔的人,清华时期恐怕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多的,他的那些出色的专题论文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等,对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有的几乎是大翻案。

   但他并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比如曾国藩,他感到惋惜的是曾生得太早,对西方文化、现代化不甚了解。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这些观点后来都包容在他的近代史研究中。因此,李敖为《蒋廷黻选集》写的序言中说“当然他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生产、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常常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英美留学归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聚在一起,讨论国事。在他的推动下,1932年5月他们创办了著名的《独立评论》周刊。几年间他一共在《独立评论》发表了60篇政论,有些同时还在《大公报》发表,这算是他书生议政的时期。

1933年12月,他发表了《革命与专制》一文。面对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连绵不绝的内乱,国不成国,他从欧洲近代历史演进中,发现了西方现代化的两部曲:第一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第二才是用国来谋幸福。他自称信奉的是“新式专制”,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的独裁,崇拜的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开国领袖凯末尔,他是国家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赞成以一人的大专制取消数十人的小专制。胡适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之间围绕着有关独裁与民主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争。

直到在苏联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蒋廷黻对民主和专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1944年,他在《大公报》发表的《观美国并回观祖国》一文指出,美国人现在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其实是立国之本。自由主义能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能、更不应废除政治自由。他还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

 以1935年12月为界线,蒋廷黻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半。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历史学家,从1923年到1935年,虽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1938年写的,但主要观点在这个期间已经形成。他的后半生从1935年弃学从政开始,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 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台湾驻美大使等。晚年时,一位毕生做学问的老友毛子水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 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 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而不经意间写下的一本小册子《中国近代史》,却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在清华教书期间,他本想用10年时间写一部近代史,这一宏愿终于因为半路从政而未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下卷最终也没有完成。

  清华六年,他不仅显示了学术上的实力, 行政才干也得到一定展现。作为研究外交史的专家,他发表的有关内政外交的独特见解,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与胡适论战时期发表的主张专制的文章恐怕也甚得君心。这就无怪1933年夏天到1934年6月蒋介石三次约见他。1934年7月,他受蒋介石委托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德国、英国。1935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即任命非国民党员的蒋廷黻担任政务处长。

从此他告别清华,踏上了弃学从政的不归路。上任不久他曾写信给美国的费正清,“就生活而论,我更加喜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然而一个大学教授,从书生议政到书生从政,即使想重操旧业也几乎没有可能了。好在他认为做官只是尽一个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罢了。他之弃学从政丝毫也没有装腔作势、半推半就,就如他当初进清华时一样,他进政府也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短短三个月中,他对政府部门的结构作了一番研究,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尤其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功能重叠交叉,互相摩擦。蒋介石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他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官僚、政客的激烈反对。他仿照西方的做法,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实姓名登记财产,但到处游说,竟然无人响应。曾与蒋廷黻在联合国共事过的澳洲外交官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 。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许纪霖在《读书》撰文介绍蒋廷黻即以《瓷器店里的猛牛》为题。难得说人好话的狂人李敖在《蒋廷黻和他走的路》一文中称他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

他曾热烈地鼓吹开明专制,以为民主行不通,没想到正是专制政体,成了他所追求的行政效率的最大障碍。起码到1949年,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年12月他在美国筹组中国自由党,在蒋介石的扼制下,很快就流产了。化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一直是他最大的志愿,这个念头让他一生都魂牵梦萦,已完成的《中国近代史》只是“一个初步报告”,不料却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句号。1965年他告别官场,曾计划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继续研究,不幸当年10月9日就在纽约病逝,终年70岁。

他从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不惑之年步入政坛,追随蒋介石,热切渴望能有所作为。无论是任职行政院,还是驻外使节,虽然他的学养、见识、才能都是合适的人选,但是在风波起伏的时代大潮中,他以书生从政,试图力挽狂澜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在波谲云诡的权力舞台上,书生气十足的他无法做到左右逢源,1946年9月27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说:“廷黻为一有能力而不爱钱之人,但因其夙为孔庸之工作,为子文所不喜。”1960年4月28日的王世杰日记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廷黻在联大十多年,辩论能力诚非中国一般外交人员所能逮,但对中外人士似均无‘人缘’,且虚荣心似亦太重,此其弱点。”其时正炙手可热的政要陈诚也说他“不易合作”。

“人缘”不好也好,“不易合作”也罢,都是说他恃才傲物,这既是他的缺点,也可以说是他的优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他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1],还发表过许多批评国民党腐败和政策失当的言论,始终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品格。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无论是作为行政干才,还是作为外交家,他的政治生涯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他的政治选择也决定了他将长期被打入另册,无论是在身前,还是身后。当然,“存其文而原其人” ,政治态度并不是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抛开政治的是非,起码作为历史学家,蒋廷黻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应该有他的学术地位,他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他传世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他那些有份量的论文,他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其次是他在清华大学进行的史学改革,树立起全新的范式,培养了一代新人,这些在中国史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80年代以来,随着他的著作、回忆录陆续在大陆出版,史学界也对这位有卓有建树的史学家给予了重新的评价,尽管有些评价还抹上了意识形态的油彩。

 

  注:                                       

    [1] 据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说,有“考据癖”的胡适晚年怀疑蒋廷黻可能加入过蓝衣社,因为1952年蒋介石曾让他转告蒋廷黻“还是回到革命党里来吧”,但没有证据,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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