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教育背景[未删节本]

傅国涌

    在一个到处是这个“奖”、那个“奖”的时代，许多奖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但这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属于少有的受到各方肯定的一个奖项， 获奖者在专业领域的成就都经得起考验，一直没有什么负面的声音传出。今年获奖的是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和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闵恩泽院士，从简历我们可以看到，吴先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闵先生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工系。这些年来，获得过这个奖的科学家，大多数都有和他俩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气象学家叶笃正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家吴文俊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固体物理学家黄昆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获西南联大硕士学位，地球环境学家刘东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 肝脏外科学家吴孟超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即使另外几个比他们年轻的获奖者，多数也在上世纪40年代受过中学教育。他们拥有如此接近的本土教育背景，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地方，比如我们的整个教育，我们学术研究环境是否有利于养成一种以求真理、真知为唯一目标的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态度、科学习惯？姑且不说其他领域，就是在争议性最少的自然科学领域，为什么专业上有创造力、有大作为的科学家，多数却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 

在这个问号的背后，我们不能不追问我们的基础教育、大学教育，我们的科学教育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不利于人才特别是具有创造性大才的成长？我关注吴征镒先生有好几年了，在编《过去的中学》一书时，曾收入他回忆中学生活的一篇文章，他说自己从初中起就对植物学发生了兴趣，1931年他考入有名的扬州中学读高中，在这所偏重数理化的名校，他数学学得不错，但他喜欢的是生物学，三位生物老师的名字都留在了他少年的记忆里，学植物学的志向就此时确立。地理学家施雅风院士也回忆说，自己从初中到高中就已确立专业方向，他们之后都如愿进入一流的大学，选择了喜欢的专业，施先生读的是浙江大学地理系。

那个时代，不同的学校，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但有一点大致上是相通的，几乎都是教育家在办校，学校除了是一个传承知识的场所，也教会学生求知的方法和途径，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为他们打开认识自然、了解世界、观察社会的窗口，给他们一个个眺望世界的平台，启迪他们自由的心智，点亮各自心中的那盏灯，鼓励和激发他们的创造欲，肯定每个人不同的梦想，尊重而不是抹杀他们的个性。在过去的教育谱系里，不光是名校，就是许许多多普通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所以，学校给予莘莘学子的决不只是书本上死的知识，不光是教书同时也是育人，学生不是为考试而存在的，衡量求知结果的也不只是分数，分数不是决定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上述这些科学家在本国完成大学或研究生教育后，多数还有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科研的经历，他们的成就与这些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

当然，即使有了最好的教育背景，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也很难在专业上做出重大贡献。二十多年前，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的王佐良教授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关于学术发展之我见》，提出五点看法，一是要有一个适宜学术发展的环境，一个公平、合理、有活力、有创造性的社会，知识分子才能安身立命其中。有自由探讨的学术空气，人才才能脱颖而出。二是要提倡严谨的学风，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三是要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重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四是要继续开放、继续交流。五是要有世界眼光，又要回顾中国学术传统。

    王先生提出的这五条，即使放在今天，我们也一点不会感到过时。缺乏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没有一个尊重少数、保护少数的宽容的环境，要谈什么科学发展难道不感到奢侈吗？没有严谨的学风，不遵循基本的科学工作准则，到处是剽窃、抄袭，坑蒙拐骗，华而不实，廉耻丧尽，斯文扫地，哪里还有什么学术创造可言？更不要说什么追求真理了。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就不难发现，许多旧时代过来的自然科学家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有些对人文科学兴趣浓厚，像竺可桢先生平时读书就不限于专业书。一些人完全沉溺在本专业之中，往往专业也做得不怎么样。开放、交流当然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环。世界眼光，中国传统，这正是当年西南联大的精神追求。一个人最后的造就，和他的教育背景是很难分开的，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与它的教育关系同样深切，教育不上轨道，对一个民族是最大、最深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