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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总理温家宝特来巡视。他在视察后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三十年来，深圳由一个只有几万人口，以农业为基础的小市镇，发展成一个逾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会，成绩有目共睹。我手头没有统计数字，但我相信，深圳的生产力已不只翻了几个番，而是翻了几千个番，甚至过万个番。世上应很难找到另一个城市，曾如深圳这样高速增长过。
那深圳是凭甚么这样高速地增长起来的呢？简单地说，就是靠政策开放──开放地引入外资，开放地容许全国人才来深圳工作，开放地容许企业按市场的需要去自行运作，开放地容许社会的成员凭自己的努力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深圳的动力，主要来自企业，来自民间。它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令民间的积极性不再受到束缚，深圳的成功，已促使全国都得仿效，从而令中国的经济体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表面上，这些变化是经济性质的，但实质上，这些变化都是极具政治意义的，而且是属于根本性的。如果在文革时期，这些改革一定会上纲上线地被指控为想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不能说现时大陆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
香港的政治评论员，常把政治体制的改革局限于选举制度上，这是非常狭隘的看法。世上往往先得有经济发展，才能导致政治改革；当个人有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后，才可能有个人投票权的确立。急不及待地在内地推行民主选举，只会令政治矛盾激化，对人民没有好处。
我认为目前内地最需要的，并非形式上的民主选举，而是经济运作上的有法可依。英国的法治是早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就逐步建基的；大宪章实质上是皇帝与贵族之间的协议；大家各付出一些，以换取对方的好处。法治的起缘就是为共处制定游戏规则吧了。
中共作为执政党，需要重新定位，并自行约束自己的权力，以让民间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的权力范围，必须有明确界线。这样，民间才知道自己有多少空间，可以恰当地早作规划。
此外，民间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亦需要一套一贯的游戏规则作依循，不用沿用残酷的森林定律，否则又会导致交易成本高昂，生产效益比不上其他文明社会。可见建立一套法治系统，并不与中共维持执政的利益相冲突。
目前就想中共放弃所有特权并不实际，但中共应该缩窄特权的范围，让更多的人可以在法律面前得到公平的裁决。这样，不但可以改善营商的环境，还可以令人民有正常的申诉渠道，减少贪污腐化，令社会更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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