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近些年，我们常常听到 “群体性事件”这个词。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指有较多人自发参加的、主要针对政府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暴力冲突，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比较大的消极影响。类似这样的事件，中国每年会发生多达十余万起，简直令人错愕。
不可否认，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波动，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同时各种矛盾也必然显现出来。但发展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应有更深入思考，当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件，给人们的情绪带来扭曲时，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它们背后又具有怎样的关联？
我们发现，“气”这个概念一直贯穿于应星对农村抗争政治的研究中。譬如，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以下简称《大河》）中他就提到，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投入诉讼之战虽然并不一定都只是为了金钱利益，也并非为法治秩序下具有普遍性的权利而斗争，而是在为礼治和德治秩序下具有差序性的位置而战斗，为一张脸和一口气而战斗。
那么，在应星的理解下，“气”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气”与抗争政治》中，他进一步明确了“气”的含义，是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是人对最初所遭受到的权利和利益侵害，而后这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是人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我们不妨对照一下“乌坎事件”的发展过程，应星所描述的“气”的抗争，依然成为了事件后期的村民斗争的主要驱动力。熟悉事件经过的人都清楚，乌坎事件的起因仅是村民与村官的土体经济利益，由于政府僵化死板的“维稳”思路将村民的正当利益诉求和权利表达逼向了死角。在合法利益无法得到满足，且村民“意外死亡”后，一种为赢得承认和尊严的抗争就此爆发，继而出现我们后来看到的村民对“民主选举”，以及“保障人权”等价值型的诉求。
应星认为，“气”作为一种情绪，必然有它诞生的社会基础，国家职能的错失、官僚制度（书中称为“科层制”）的冗赘、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阶级的对立、特殊利益集团的侵袭、社会组织的疏松、改革共识的破裂、利益表达的扭曲等等，无一不是大家的切肤之痛。
因此，“气”虽有突发性、偶然性，但偶然之后，往往隐藏着必然。“乌坎事件”的发生，除了村民的“意外死亡”外，村民的合法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积聚的矛盾得不到化解，以及国家僵化死板的“维稳”思路都是导致事件发酵、升级的重要的因素。事实上，“气”的出现，真实地反映了在传统的框架内，已难以解决现代化的种种矛盾，如果框架本身选择僵化，执着于传统的解决方案，那么，自然与人们的期望值与信心不匹配，这才是产生“气”的真正源头。
不过，在应星看来， “气”的出现不是问题，问题是它存在共鸣。在一个单独事件中，利益方的范围本来很狭窄，可为什么会变成公共事件呢？为什么会引发各方的“气”呢？一方面，是因为有了互联网这样低成本的传播方式，使“气”的传递有了公共场域，另一方面，是因为挫折感的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正推动着公民意识显著提升之，人们更需要表达，更需要参与社会生活，如果我们的通道建设没有不上发展的需要，就会埋下隐忧。
“气”是客观存在的，不应回避，不应推诿，而应正视它并解决它。为此，本书尝试性地提供了几种治理模式的思考，比如消除“不稳定幻象”，形成关于社会稳定的新思维；缓解维稳工作的压力，形成宽松和理性的问题解决氛围；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破除僵硬的维稳机制，形成以利益均衡机制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化解新模式。不仅对于专业人员有参考意义，对于普通读者，也能增进常识，以更好地理解当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相对于《大河》，文笔要流畅很多，少了许多翻译腔。而且可以看出作者在将抗争政治的理论本土化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作者试图以“气”的概念来克服学界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政治理论和乡村社会的研究。
这点非常难得，从理论框架上超越了研究抗争政治的“公知”理论，即用宪法、自由民主和法制等概念套用于乡村抗争政治（于建嵘）的做法。不过，此书也有令人失望之处。那就是书中的主要观点都在《大河》一书中有了较为清楚的论述，鲜少有理论上的创新。在学术写作上也是中规中矩，没有了写作《大河》时采取“复调”模式时的那种创新勇气，整体来说显得呆板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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