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工程（1887－1890）

（1）国人自营时期（1882－1886）

第二期最主要的工程便是船池与船坞的修建，这两件工程实际上自光绪八年十月袁保龄到旅之后即已着手经营。不过，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以及若干工程及技术方面的同题不能解决，一直迟迟未能顺利进行。最后始不得不借助于西方的先进经验与技术。初延德国工程师善威（Mr．$anmwer）帮办，继将全部工程交由一家法国的辛迪加（按即联合企业组织The French Syndicate）包办，力得于光绪十六年完成。

旅顺港施工图

旅顺口内计有东西两澳，自新修大坝以东，南尽黄金山麓，北接天后宫前，东逾老水师营废船坞为东澳。长约四百公尺，宽约二百七十公尺，水深三十六至四十二公尺。自白玉山前延西绕折而南直抵鸡冠山北者为西澳，其面积较诸东澳约宽三倍。惟水位较浅，最多不过三十公尺，无法容纳大型军舰。保龄至旅以后，周览形势，深感西澳宽广，中间又有鸡心滩，工作甚为繁巨。东澳水势虽深，然而面积较小，于是着力。于是乃决定先从东澳着手，开为船池船坞，俾北洋兵舰可以停泊修理。计划既定，于是工作亦即开展：

（一）验土性：东澳开作船坞必以掘土见底，为全题命脉所系。尽以二丈五尺以下为沙、为石、为水，无从测度，如遇地泉及随时雷雨积水，惟有吸水机方可施工。但如有流沙蛰陷，或巨石层叠，则虽费重工多亦为无从着手。故必须先验土性，而后始可开挖。经委员黄建藩及洋员汉那根插试多次，发现深者一丈二尺，浅者八九尺以下，概为全石。作为坞基，不仅省费且亦坚实。于是乃于九年四月正式动工。

（二）备工具：开挖船澳必须先将积水吸出，工程始有法进行。故特命人分别在上海及德国等地购买大型吸水机器，以备工需。

（三）招夫工：计由内地所募豫皖冀鲁等工二千五百余人，辽东等地之本地夫三千余人，合约五、六千人。（工资以工方针算，每方一六OO文，约合湘平银五钱之谱）

（四）筑捻坝：为防山水下流，特于东南北三面挑筑拦水坝敷道，并于东南对面沟一带开漕引河一条，借使山水引流入海，而免向澳中汇注。

（五）定大小：关于船澳的大小同题，曾经一度发生争议。保龄等初拟工程费为三十四万八千两之多，俟以北洋无巨款可筹，经费拮据。鸿章乃饬刘含芳及袁保龄等再议，将“如何节缩收小变通办法”，通盘筹议具覆。于是刘含芳乃提出一个“九十丈方池”之说，主强将澳身缩小，改为九十丈宽，九十丈长，可容两铁舰之回旋，则节省在十万以外。袁保龄也力赞其议。惟海军方面却坚持异议，认为面积过小，尤其是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W．M．Lang）反对尤烈。虽然“反复译问”，琅氏依旧“不甚谓然”。经过数度磋商，最后琅氏方才勉强同意。惟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建议，宽度不变长度却增加三十丈。观保龄致津海关道周馥一函所言，即知彼等意见歧异之所在：坝澳全单三十四万，不独传相踌躇，即龄亦何当不踌躇?踌躇一月而后发动，至于今尚踌躇未已也。总之，北洋财力止有此数，况此单以外，工作尚多且广?又岂可不谋定后动!两日筹思，别无良策，……惟有香兄所示九十方池之说，深得我心之所同然。昨日与琅威理、丁雨亭会商，琅将开口便说须将南北两山脚为限，可谓大言炎炎，亦是西人常态。反复辩论，渐觉点头。雨亭则谓九十丈宽，一百二十丈长必可敷用。平情而论，琅威理之说自然较有远见。盖以国防建设乃为百年之大计，决不能为节省区区小费而纯为一时着想。但保龄也有他的难处，他以为“通筹全局，以财力盈缩为断”。旅顺工程“在踏实不在宏涸”，“果如鄙言，百余万亦可粗成一格，三年或可有成。”他也知道节费省工决难完全无弊。可是他却辩称：“际此事艰帑绌，又岂能如西人所修船澳，动以数千百万为言?”由是观之，保龄之举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决非目光短浅者可比。

旅顺船坞施工图

（六）船坞位置的选定：关于船坞的位置，按照袁保龄的原来计划，本在新筑大坝之东二六O丈处之水师营旧坞。俟以用费太多，鸿章乃于光绪八年十二月饬令津海关道周馥改估，并会同美国水师官某定议移建船坞处于水师营旧官厅之东两山之凹，视老水师营废船坞西移数十丈。将澳工缩短为九十丈方池，以供铁舰回旋停泊之地。其北则为船坞可以修理，其西则为船路（宽五十丈，长九十丈），共计改估澳工须银二十五万四千余两，视原估省土八万三千余方，省费不及七万。可是这次的修改计划并未成为定局。后经英人琅威理的勘查，亦未成为决策。光绪十一年德国副将哲宁又曾在其“保守旅顺海防条陈”之内，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主张在白玉山後后造船厂。其地宽敞平坦，四面均有高山围护，的确较诸琅威理等所定澳坞地势为佳。惟以所费不止三倍，巨款无着，自然无法照办。最后始决定仍就澳工南北，考求山外抛物险所不及之处，择地先行修建船坞一座，以期铁舰来华有所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船池与船坞的工程虽然大力准备，可是它的进行却很不顺利。

旅顺港大船坞

（一）因拦潮大坝不固，时常蛰陷漏水，直至光绪九年十月的  危机高潮过去之后；才算化险为夷。然为长久之计，尚必须于其东筑石备坝一条，方可保其无处。

（二）因中法战争时期，海防紧迫。为了加  强旅顺的防卫，保龄乃决定“急炮台而后船坞”，并且获得李鸿章的首肯。”

（三）因船澳除北面近底二三尺稍见黄土外，其余澳东，澳南各处几乎全系黑色稀淤。虽然挑成六收大坦坡，依然常有软泥塌陷。故就全局形势而霄，若不修石岸，任其自然，一则收坡太坦，船难靠岸，工作俱多不便。一则潮汐冲刷，坦坡必坍，数年后不免于浅。起初拟将船池四面石岸工程全用条石块石分层间做法，收坡一分，内外取其陡直，便于靠船。船路两旁拟用块石大坦坡做法，取其易杀湖势，  兼减稀土膨胀之力。凡根脚皆难用塞门德土（水泥）作托，其最稀软之澳南六七丈则添用松竿下椿。可是实际情形却并不若保龄等设想的那么简单。尽以旅顺东澳本系大海潮汐灌注之区，蛎壳稀淤，层遁间积，本色黄土不过百之一二。每遇阴雨之际，澳内稀淤日益外增，黄土虽有三丈，难敌数十丈稀于之力。因之已砌泊岸，经常随着坍土下卸，欹侧倾斜，石工尽坏，旷日靡帑，伤尽腼筋。最后不得已乃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推蔗德国工程师善威，（Mr．Samwer）赴旅作为工程局的帮办，希望能解决此一工程上的难题。可是善威非但未能解决旧的同题，反而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实非意料之所及。

善威至旅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同题：（一）是船坞的用砖或用石的争议。善威疑仿德国最大军港溪耳(Seaport Kiel)船坞的做法，一律用砖作面。中国方面颇表反对，（1）以就常识而论，石多较砖坚固，用砖当然不如用石。不懂中国人有此看法，即英、法等国的专家也无不有相同的意见。（2）认为德国出石较少，故石贵而砖省，而中国方面则与德国相反，不可一概而论。（3）以从前关平方面曾仿西德窑式，但因地质土性不同，成砖并不坚固，新盘(旅顺地名)窑式果能成砖与否，  尚难确定。百方争论，善威却仍坚持如故。保龄虽感其人“食古不化”，惟以彼既身为旅顺工程局帮办，一切船澳船坞工程均由其设计主持，华人仅负土方之工，对于他的意见也不能不多予考虑。一面报告鸿章，请求电托中国驻德公使馆打听溪耳港用砖情形，并将有关溪耳  建港资料译成中文以备参考。一面于新盘设立大小窑厂两座，并将关平所出的缸砖与善威所烧的泥砖(洋砖)比较。因之宕延了很久的时间不能解决。

二是工程费的问题。根据善威的初步估计，旅顺澳坞泊岸闸坝厂库各工费用为一百三十万两。后经鸿章节令保龄等人切实考究，渐次骄减，至十一年十二月间，善威始允减至一百廿五万五千二百两。保龄以为“大抵西人性情，工程必求极稳，器物必求极精，欧洲各国彼此争胜，久成风俗。……尽其习尚使然，非必有因以为利之心也”。可是“旅顺工大费矩事难，稽之成法，无可比例。固不敢专效西人一味铺张，亦不敢遇事拘泥，终鲜成效。计惟有宽筹慎用，步步稳进之一法，或可无大蹉跌”。

三是完工日期的问题，自光绪十二年二月间，鸿章即曾面饬保龄，向善威考询明确，万不准迟误三年告成之限。保龄奉论之后，遂即照饬善威，以何时应做何工?何日可以告成?并命彼通盘筹计逐项开具清单，以凭核明转禀。可是善威却一再藉故推托，直至是年六月间尚沓无下文。虽经保龄屡次派员催促，并条开函问，但均若投石于海。因之遂使保龄封于善威的能力不能不加以置疑。早在光绪十一年四月间，他即看出“善威为人心细气  平，好学深思，于工程读书颇有考较。然于此等澳坞巨工，亦未之经办”。且其“所拟各法大抵得自成书，乃以凭揣之词。且统计各工，估费无论何项做法，总在百万元以外。即使请定专款，亦未可轻率举办。”及光绪十二年七月他更进一步地向鸿章报告，指出：“善威之为人，才具太短，极琐碎细事亦复不了，更无论大者远者。即如船坞全工之图，估时近一年，严催婉促，终未交呈。近与商定购买机器合同、顾畏极多，言语反复无定，多不能自全其说。微窥其际，于机器甚属外行，故欲随事向各厂耍圃以自掩。……其才止可参酌谋议，万不能猖立任此矩工。”这种意见不仅保龄一人怀有，即津海关道周馥也有同样的观感，“颇疑善（威）一人未能了”。

四是订购机器的纠纷，善威来华以后，以为旅顺船坞各工需用机器甚多。于是乃于光绪十一年十月要求亲赴外洋带银采购。但当保龄以此事与其蔗主德  璀琳（G．Detring）筹议时，德璀琳却不同意。他认为“派人往购不如专托洋行”。接着他并推蔗上海英国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 Matheson&．Co．）行商宓克（A．Michie）承揽。十一月间怡和行，方面由宓克貌赴天津嵩僵，一方面特派代表满德（Mr．H．Mendi）到旅接洽。然后由于双方的意见发生很大的距离，往返交涉，颇费时日。次年(光绪十二年)六月，中国又曾请上海耶松英商尉霞赴旅，将所用机器核实勘估。而法国银行也早于是年三月同派遣监工特温内（按即德威尼Mr．Thevenet）吉沙尔（Mr.Guichard）前往津旅活动。于是德、英、法三国人士之间遂为包揽旅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终以袁保龄及周馥对于德璀琳及善威的不满，乃于光绪十二年九月间采取联合行动。“竭二十余尽夜之力、视旧稿省帑十七万。”始将旅顺船坞工程从德人手中收回，交由法人包办。然保龄亦因此中风病例，并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去世，时年四十八岁。保龄致病的原因固由旅工的长期劳顿，但与德璀琳的横加干扰亦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病后曾致害于人谈及此事云：“税务司德璀琳者，性最贪狡，百计干预。旅役蔗德人善威为监工，两年无尺寸效，优以华官掣肘为辞，荧惑长官之听。保龄再三争之不可得，无日不呕气，此病根所由来也。”其所遭遇的困难与烦恼可以想见。至于其对旅工的贡献则有口皆碑，决不容否认。李鸿章于其请  片内云：“旅顺口工程防务，该员出力最多，其功实未可泯。”实可谓为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