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约：现代诗人的创造总是从破坏开始的

    编者按：诗人、文化评论人、资深媒体人；写诗、写评论、开专栏；研究星座，喜欢旅游，热爱美食。当这所有的词汇都叠加在吕约身上时，这位内容丰富的诗人注定不会让读者失望。采访吕约，谈论诗歌、谈论文化、谈论大众时尚，这些似乎不相干的话题，不知不觉转化成了文学经验。在她明快的阐述中，深邃的思想处处可见。

    十五年的写诗经历，见证了一位女诗人心灵的成长与蜕变。不与现实妥协的反叛与执著，成就了《破坏仪式的女人》的深刻与犀利。在业已被污染的词语世界里，善思的灵魂左冲右突，破坏着既有的仪式，也重建着新的生命语言。

    周刊：您最近新出了诗集《破坏仪式的女人》，为何选用“破坏仪式”来命名？

    吕约：今天的诗歌是要用活人的语言表现活人的经验，不可能再用古代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情感和想象。现在小学课本里的诗歌，要么是古诗，要么就是“露珠里的太阳”、“祖国母亲”这样的美声朗诵体。无论是古代的诗歌，还是大众传播里的朗诵体诗歌，都是在词语和固定意象之中建立了联系，构成了一种仪式，通过不断的同义反复，对个人的自由感受和自由意识造成一种压制。一说到母亲的形象，就是任劳任怨的、温柔贤惠的，但如果你的母亲其实很强悍呢？一说到乞丐，就悲悯底层苦难，但连这个乞丐的样子都没看清。现实生活中的母亲、乞丐都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如何用词语来描述活生生的母亲、活生生的乞丐？你与所有的事物都建立了固定的词语关系，想象力被一套固定的话语机制绑架，这种话语机制构成了一种压制个人的“公共仪式”。

    诗歌的本质是一种对事物的原初体验和命名，恢复个体与世界第一次相遇的纯粹感觉，然后用词语重新建立这种关联。这是一种语言的“原始宗教”。

    语言的历史比民族、国家都要悠久。上古的仓颉就是一个诗人，他在造字的时候，“天雨粟，夜鬼哭”，看来，选择词语来给世界命名，是一件动静很大的事情，而且吉凶难辨。当这些原初命名被历史化以后，词与物第一次相遇的新鲜感觉已经丧失了，词语被各种意识形态所污染，构成了我们存在的牢笼。今天我们进行语言创造，就是要让语言跟事物同时获得自由，重新建立词与物、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 “破坏仪式”的原因。现代诗人与古代诗人最大的区别在于，现代诗人的创造总是从破坏开始的，这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当我们说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时，不仅仅是指这个世纪爆发了各种形式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还指各种激烈的思想革命和语言革命。

    诗人曼德尔斯坦姆曾说，人们已经分化为语言的敌人和语言的朋友。这里出现了一种现代性意识，就是对语言本身的质疑。现代诗歌之所以要对抗“语言的敌人”，是因为，它梦想使语言重新成为人类的朋友。因此，现代诗歌（还有其他形式的文艺），永远是一边革命一边建设，在质疑和反叛既定语言仪式的同时，建设一种新的自由语言――如果仅仅是破坏，那诗歌还有什么意义呢，世界已经够乱的了。

    周刊：您是从什么开始写诗的？

    吕约：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广州工作。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冬天，我坐在广州郊区中学一个很简陋的教师宿舍阳台上，趴在一把椅子上开始写诗。我想，诗人开始写诗的共同感受，也许都是因为孤独和想与他人进行交流的欲望吧。所有写作的发生，都是在你意识到个体的孤独，你希望与世界交流，但是找不到具体的交流对象时，通过写作，在想象中实现和世界上所有人的无限的交流。无论是写诗、写小说，还是写散文，孤独与交流是促使写作进行的动力。在写作中，表达个人的生命经验，表达个人对世界的想象，通过语言与想象的读者进行交流。

    周刊：为什么选择诗歌来表达内心的孤独？

    吕约：首先，诗歌最容易写，这也是为什么大学里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写诗。我不知道今天大学的情况，但是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八九十年代，年轻人都喜欢写诗。我们在课堂上为了避免打瞌睡，要么在纸上写诗，要么给亲人朋友写信。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纸上写过分行的文字，虽然他们不一定成为诗人。写诗是我们进入个体的世界最快捷、最方便的途径。因为诗歌是用词最少，也不需要太多条件的活动。不像写小说，至少要一叠稿纸（现在是一台电脑）在那里，要拉开架势。而写诗却没有那么多要求。就像在监狱里，一张香烟纸便可以写作。诗歌是对外部要求最少，而对内心要求最高的艺术形式。

    周刊：您曾说过，“诗人踩在两个世界的国境线上，同时发射出三种词语，进入三个轨道：一个在半空中悬浮，与地面世界平行；一个在高空飞行，不断冲破万有引力；还要留下一个紧贴地面，被重力吸引，与死亡结伴”。请问您的诗歌发射的是怎样的词汇？

    吕约：这是一首谈论诗歌的产生过程的诗，展现了一个诗人在写诗的时候所处的位置。诗人处在两个世界的国境线上，其实就是处在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边境线上。所有的当代诗人既介入现实世界，又时时刻刻面对词语的世界，即经验与想象交融的世界。

    为什么“发射”三个层面的词语？首先，作为生活着的人，你的词语产生的动力来自于具体的生存经验的触发。比如说我去上班，在路上遇见乞丐，或在地铁上听到两个妇女的对话，它们可能进入我的诗歌。当代诗歌与当代人的生命经验、情感和想象相关。所以诗人需要一只脚留在地面，词语不断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就是推动词语向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我们的词语完全模仿生活，而不提供超越性，那还要文学干什么？所以出现了几个层面的词语：与地面接触是词语发生的动力；在半空中，与地面平行，这是一个相对惬意的位置；还有一种飞翔得更高的词语，它们在高空中俯视世界。有这几种轨道的词语的运动以及相互的交叉，我们的诗歌才可能丰富。

吕约眼中的几个文化现象

    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在旁人看来是一片喧嚣和混乱，而在敏感的诗人眼里却有着更深刻的精神联系。对于时下的符号泡沫、恋物癖、星座术等构成的大众话语的喧哗，吕约带领我们穿越表象，洞察本质。

关于言说与沉默
    现代人的交流方式越来越多，我们发短信、写博客，阻碍交流的门槛似乎没有了，所有的人都有了言说的权力，但也带来了语言的混乱和失真。我们都在滔滔不绝地言说，而没有了孤独的沉思，也丧失了对不可言说之物的感受。以前太孤独了，你渴望交流，而今天得到了表达自我的机会，却忘了沉默的价值。事实上，一个完整的人格精神、内心世界的建立，除了言说，还需要有沉默。在沉默的时候，其实是在怀疑言说的权利。表面上言说的多样化，其实带来了新的一体化，排斥了个人情感的交流方式。今天的交流困境在于，我们每个人都在说，在进行各种热闹的交流，却依然感到没有表达内心的声音。

关于大众文化偶像
    鉴别一种声音，关键是识别它的语调，语调是声音的DNA。大众文化偶像的语调是歌颂式的，这种声音不会对现成秩序，以及这种秩序背后的逻辑构成一点质疑和冒犯。在公众面前，他们的语调是抒情式的、无障碍的，都是在面对一个固定的、大众已经认定很好的东西，用华丽的陈词滥调来进行反复肯定。

关于时尚
    物质时尚是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物质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上，在现代社会，物质的象征价值（符号价值）越来越重要。这种符号价值，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被叙述出来、进而成为一种大众神话的。麦克卢汉在《机器新娘》里面就分析了名牌这种符号如何成为一种神话。生活得舒适，打扮得漂亮，这是正常的生活要求。可是一旦变成了物质的奴隶，成为房奴、车奴、名牌的奴隶，就是一件反人性的事情。像电影《穿Prada的女魔头》里面，只有浑身名牌的人才有资格和魔头说话。你穿着阿玛尼的衬衫，穿着Prada的外套，你坐在我面前就是一大堆符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数量化，这就是异化。

关于星座
    现在的时尚杂志和大众报纸，都会为星座开辟一块空间。我发现星座术的语言表述很有意思。它的语言很贫乏，词汇量很小，但许多人恰恰是被这种贫乏的语言所控制。星座术的“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工作、家庭、爱情、健康，它提醒你下周注意健康，注意办公室人际关系，这套语言描述这周用在天蝎座身上，下周用在摩羯座身上，只不过换一下顺序而已。这种贫乏的、缺乏变化的语言之所以充满暗示和威力，是因为它对应着人们内心巨大的黑洞。罗兰·巴尔特专门研究了占星术，他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星座的发布都是以星期为周期呢？因为关注星期变化的都是打字员、蓝领，劳工阶层和小布尔乔亚。他发现了星座这种现代大众神话的本质。今天，在日益僵化的现代工作制度下，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以星期为单位周而复始地运转，是不断重复的机械式运动。而星座则许诺你，下周可能有小小变化哦，让你永远被以星期为生命单位的生活套牢。你们学生迷恋星座，也是因为你们的生活周期以星期为单位。大众文化的叙述方式并不展开梦想或刺激梦想，而是现实的镜子，效忠于现实生活的秩序。

                                          （刊于《大学生周刊》2009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