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1949年前的儿童报

同事从地摊上淘得两份1949年前的《中国儿童时报》（社址：浙江杭州慈幼路。内政部登记证京警浙字第一号，中华邮政特准挂号立券寄递）残页，一份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7年)十二月廿六日出版的第一三五七期《中国儿童时报》（发行人盛澄世，主编薛裕生）残存的一到四版的上半截，外加一、二版下半截的一小块残片；另一份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8年)廿六日出版的第一四０八期《中国儿童时报》残存的第一、二版及内外缝（发行人盛澄世，筠林教育文化基金会出版），我看了后，觉得这两份报纸尽管残缺不全，特别是第一份，每版的内容都不完整，但对于我们管窥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现实风貌和言论状况，特别是儿童报刊编辑出版方面的一些基本理念和特征，还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

因为第二份报纸（即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廿六日出版的第一四０八期《中国儿童时报》残存的第一、二版及内外缝）从版面上看相对完整一些，下面我着重对这份报纸的版面内容构成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 

该期报头左右报眼各刊登启事一则（根据报头所显示的内容可知，《中国儿童时报》于“民国十九年（即1931年。笔者注）在浙江创刊”，为“教育部推荐的儿童读物”）。第一版为新闻版。头版头条为国内战事新闻：《四平街还在巷战，察哈尔也有蒙军——和平空气一点也没有了，孙副主席说非把共产党打垮不可》。其次为“学校活动”栏目，刊各地校园短讯9则，中有2条罢课信息，一为“黄岩县立师范学校学生因待遇低而又未发，于六月二日起总罢课，六月三日全校集体向县政府请愿”的消息，一为黄岩头陀镇小学的小朋友为抗议镇公所挥霍教育费，已连续罢课一周的消息。再次刊社会新闻3则：一为杭州童子军走上街头，“指导行人走路”；一为杭州湖墅捉到一名专用迷药使人麻醉挖取人体器官的“拍花党”；一为“诸暨一保校教师被匪绑去”。此外，刊一位名叫“承继行”的读者从湖北大冶发来的向《中国儿童时报》编辑与读者汇报自己近况的“大冶通讯”一篇，及“来信照登”、“小信箱”各一则。本版主要插图为阿杨作的木刻《生活的倾诉》，画面表现的是一对苦难的母子在富户家门口伫立乞讨的内容。

第二版为百科知识版，刊有丹轲的《帝国主义的由来》、石炭的《星期检查表》、曹瑞的《扫帚星》、李黎的《蛇的舌头》。此外有桐庐白鹤乡校的读者李时莲写给一位名叫“明圆”的小读者的答疑信《给明圆——关于“错在哪里”》，以及亭武提供的一幅填图画迷。本版插图为四小幅朴素简洁的人物画和小动物画。内外缝均为广告。外缝为曹聚仁、舒宗侨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和舒宗侨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征订广告，内逢为《中国儿童时报》邮购部图书目录。从报纸所明确标注的价码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通货膨胀。如内逢的《中国儿童时报》邮购部图书目录一栏中，图书价格最低一册为1200元国币，最高为71000元国币。外缝曹聚仁、舒宗侨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每部12万元国币，航空邮寄费为15000元国币，平寄5000元国币。舒宗侨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每部10万元国币，航空邮寄费为12000元国币，平寄4000元国币。

1949年前的《中国儿童时报》，在地位上，有点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儿童报》、《中国少年报》，区别在于前者为民营，后者为官办。当然在性质上，二者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若套用一句过往时代的政治术语，前者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报纸，而后者则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报纸；前者“培养的是资产阶级接班人”，而后者“培养的是无产阶级接班人”。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份儿童报，《中国儿童时报》还是表现出了中、外、今、昔少儿类报纸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如都以服务广大儿童为办报宗旨、报纸头版一般都定位为新闻版、都有向少年儿童介绍百科知识的专版、都注重编读互动等。当然，在版式的活泼和印刷的精美上，1949年前的《中国儿童时报》与今日的《中国儿童报》、《中国少年报》等少儿类报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然而，只要我们对这一份残缺不全的报刊的版面内容稍作研究，就不难发现1949年前中国的新闻出版，在言论的自由性、公正性和真实性方面，是当代中国的报刊难于比肩的——尽管它只是一份小报。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在这一方面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相信读者的心中自有明断。

1949年前出版的这份《中国儿童时报》，有着迥异于1949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少儿类报刊乃至所有党管报刊（因为所有报刊都是党管的，都是“党的喉舌”，因此这里的“党管”二字其实是可以去掉的）的特质。这一特质首先表现在它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上。真实、客观和公正是新闻的生命，这原本是一条最基本的新闻常识。作为当时的一份“主流”报刊，《中国儿童时报》无疑是为国民党当局服务的，因此，这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才会登载《四平街还在巷战，察哈尔也有蒙军——和平空气一点也没有了，孙副主席说非把共产党打垮不可》的新闻。然而，对主流意志的遵奉和对当局敕令的执行，并没有妨碍这份小报对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追求和践行，因此我们才会在报纸的第一版同时读到师范生和小学生罢课的抗争，读到“拍花党”和绑匪的罪行。而这些“负面”消息，对于当代中国大陆的少儿类报刊来说，显然是无法想象的。

引导儿童直面人生苦难，认识真实的社会人生，是这一份《中国儿童时报》所体现出的第二个鲜明特质。这期报纸的首版，既有对战争时事的具体报道（四平街巷战），又有对反抗运动的客观披露（两起罢课），还有对民生苦难的形象揭示（木刻《生活的倾诉》），同时也有对社会乱局的真实反映。它如实地全面地将社会真相和人间苦难告诉儿童，而不是让儿童陶醉在一个虚幻的假象里，让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瞒”和“骗”的环境中。一个从小就生活在“瞒”和“骗”的环境中的孩子，长大后没成为一个“瞒”和“骗”的行家里手，那真是一件值得诧异的事情。因此，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才会“阿瞒”遍地、骗子横行。反观当下中国大陆的少儿类报刊，莺歌燕舞，一片美好和腻甜。社会的罪恶、人生的苦难，统统被过滤干净。在这种人造的幻境中长大的孩子，一旦他们从假象中走出，接触龌龊的社会，“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语），要是精神不出问题，那只能算是一个奇迹。

一份1949年前出版的儿童小报，给后极权时代的新闻出版事业，留下了深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