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摆在我跟前的任务就是抄写，而这种抄写是不准许带回学生公寓，在特定的工作场所(称之为“地下”),安排一位“监工”加以督促。如果你想多赚取些法郎，可以申请通宵。对于传单内容，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无非是反拿破伦帝的厥词。而当时的情况，我也只知道这些，心里的疑虑是被视为“不可过问的秘密”，倘若你跟“同事”闲聊并被“监工”发现涉及敏感内容，毫不留情，你将被解雇，之前的劳动也将颗粒无获。

   我们每个人都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工作，突然收到“前线”通知，要求更正传单内容，于是那一堆已写好的传单又会被“监工”没收，对它们的处理是毫无保留地焚烧，也听人说，连灰烬都要在半夜用马车运往数十公里的郊外。

   炎热的夏天，街道像被烤焦了一样，散发出令人恐慌的气味，恰恰相反，我们觉知不到这种恐慌，我们在“地下”，是连炸药都炸不进来的“地下”，在这里，有和我一样青年，握一支笔，象多台高速运作机器。我们在意的是能在一张传单，多赚取一秒钟的时间,这是令人兴奋的，这便意味着：可以给女友添置一件新衣；拥有一本描写希腊庙宇的神学书；享受一次没有土豆泥，取而代之是七成熟的牛排的晚餐。

   “我实在有些累了，昨天看书看到三点，明天还要应付该死的考试。”一支蜡烛躲在那反复晃了几下，接着投射出一个高大、默不作声的身影，只见他提了提腰带，大步向那个抱怨了一句的青年学生走去。他仔细瞧了瞧他跟前的一叠传单，接着给他蒙上红布，并示意跟他走。我放下手中的笔，羡慕地朝那个学生看去，心里嘀咕着其实我也累得不行，多希望能够马上暂停工作，打倒回府。

   通常是上午八时，在规定的车站集中，然后由各自的“监工”领去“地下”，在这之前，他们给每个人蒙上红布，一切进行的非常严格，在开始和结束之时都将搜查一次身体。我只知道，从车站到“地下”，是一段极短的路途，我似乎觉得要下三十几个台阶，其中有四扇门，两扇铁门，一路上很吵闹，仿佛有人开会，争执不停，但眼睛被蒙上红布，又沉陷一种晕眩感，致使大脑短时混乱，产生错觉,也许那是很宽的台阶，我只用了十步之遥。在这样密不透风保密的措施下，绝不可能会有人发现，只有那些“监工”知道。

   在“地下”往往要呆上一整天，时间便从上午八时直至下去五时，虽然工作辛苦，但报酬十分可观，中途提供必要的午餐，倘若申请通宵，晚餐也会送到身旁。

   就这样，我的巴黎同学都以奇怪的眼光看待我的早出晚归，并且十分规律地发生在周一、周三和周五。其实，连同我自己都十分奇怪接受这样一份工作。

   当时，法国时局东西部不太安定，两面夹击的巴黎，依旧名流齐聚，晚会、沙龙、展览此起彼伏。在早之前，巴黎给我一种雍容自高的姿态，我想，这也多半深受贵夫人和她名贵的猫的影响。

   “地下”的工作还在如火如荼地持续，地面上的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微妙变化。工作一天之后，常常捧一本书倒在公寓的床上。

   时至今日，我还不太相信我身在那场密谋已久的革命，我甚至害怕自己成为历史——历史的推进者，而存在更大的可能性，是我倍感担心的，一个历史叛逆者的教训。

   凌晨三时，睡不着觉，室友持续不断的呼噜声，让我内心更加烦躁不安，我多次起来倒水，这又导致我多次起来上洗手间，洗手间离卧室很远，三更半夜，拿着烛台，要爬长长的楼梯，查房的教员只要听到一丁点儿动静，就会出来看看。我已经把脚步声压得足够小声，甚至放弃拖拖鞋。在耳边不时传来夜哭鬼的风声，搅得我真想将自己蜷缩成一团再从楼梯上滚下来，最后晕厥，什么都不知道。

   回到卧室，只听有人说了一句梦话：“卡拉尔，你没有错。”

   我无奈地给他回答一句：“是的，我没有错。”

二零零八年三月(未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