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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版人

(2009-07-17 19: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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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沈昌文:理想的出版社,应该有两套班子。一是畅销书,代表眼前利益;二是品牌书,代表长远的利益。这两部分都应该被重视,根据编辑才能分配工作。

  ■薛德震:出版人是时代造就的。现在的时代对出版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出版人潜下心来,要坐得冷板凳,不但做畅销书,还要做常销书。

  ■黄国荣:首先把这项工作当作毕生的事业;第二,必须要具备出版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第三,必须要有经营实践经验;第四,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第五,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编者按:出版界的繁荣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出版物越来越多,能称得上好书的屈指可数;做出版的人越来越多,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家又有几人?记者踏访老一辈的出版人以及新锐出版人,目的是希望在出版界多多树立一些领军人物,使我们的图书精品真正灿若繁星。

  

■以史为镜


  谈出版人,首先涉及出版人的定义。其原义是PUBLISHER或BOOKMARKER,这种意思跟西方人观念一致,即以赢利为目的的出版人。通常的,在国外还有书商的概念——宽泛的意义,所有的介入出版的人,都是出版人。而我们现在锁定的出版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这个标准足以跟普通的出版者或者以赢利为目的的出版人彻底分开。他们起码具备三个方面的因素:出版物具有认知度;有一定的业绩和影响;有清晰的出版主线或宏伟的蓝图,富有使命感。在我国的出版史上,这样的人才并不少见。

  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蜚声士林的学者和出版家。他做出版的目的是开启民智,“事关国脉,士与有责。”他的宗旨是,以新式教材来推动中国的新式学术和新式教育,也因为他的宗旨,最终使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印刷作坊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几乎占据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即编辑不能因循守旧,而应与新文化合拍,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编辑不应仅局限于顺应潮流,更应有超前的意识。1902年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而他们使用的教材仍是文言古文。张元济以编辑家敏锐的眼光,看到新式教科书将是时代所需,立即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最新教科书》,风行全国。直至1906年,清政府学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

  张元济认为,图书质量是衡量编辑人员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在编辑活动中,把图书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我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编校质量的精良,为世人所称道。张元济对图书质量的精益求精,使得商务印书馆在近代出版业的激烈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名记者、名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20世纪30年代创办了生活书店并主编《大众生活》周刊,影响曾及全国。邹韬奋当年办生活书店,其门市部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好书皆备,备书皆好。”正是靠着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的精神,生活书店成了中国出版史上的金字招牌。

  原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与出版结缘,主要是出于爱好和兴趣,后来介入这个行当,出版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终生伙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出版家是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王子野、陈原等人,他曾经为他们当过秘书。当年对他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以文会友,编辑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在这基础上与作家交朋友,成为作者的知音;二,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编辑必须尊重作家,了解他们的甘苦;三,学术观点上尊重作者的主张。不随便改动稿件,保持作家风格。所有这些,使沈昌文感觉一生受益无穷。

  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薛德震自1947年进入华中新华书店至今,从事出版业已有55年的历史。说起老一辈的出版家鲁迅、邹韬奋、茅盾、叶圣陶、胡愈之、张元济,以及一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胡绳、陈翰伯、王子野、曾彦修、王益等人,薛德震油然有一种崇敬之感,认为这些出版家共同的特点就是事业心很强。他们中不少人是大学者、大作家,学贯中西,不计官职大小高低,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以留下值得人们称道的精品图书、为中国的出版史做出贡献作为唯一的追求。现在有取消出版社的行政级别一说,薛德震先生认为这种导向是正确的。出版人的价值不能以官职高低大小来衡量,而应体现在:他主持出版的图书能够在读者、学者们的书橱里长期地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黄国荣当年调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时,连码洋、实洋都不懂。本来想搞创作,没想到从事发行,黄国荣有点想不通。领导对他说:没有卖书的就没有作家。黄国荣明白了:出版实际是在扶植作家,没有出版就没有作家。艺术、文学、知识必须通过图书载体才能流传于世,才能传播开来。他说:“我理解了老一辈出版家,包括叶圣陶、邹韬奋,他们做的都是繁荣民族文化、繁荣民族文学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应该是新文化新出版的创始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和领军人物,中国出版行业才有了新的发展。”

  出版人的心态,通常两种,一是情结,一是使命。兴趣是宽泛的定义,而情结是纯个人化的东西,是化解不开的感情纠葛,从初解人生哲理到对世界的关切、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涉及到很多方面。“光明书架”总策划人严平的心中,就有一个深深的情结。他理解的“出版人”,必须集学人和出版人于一身,同学人一起发现真谛,推动学说,启迪众生。如此,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进步。“比如商务印书馆过去只是一家小印刷作坊,但是张元济主持商务数十年,就使其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出版社。而在这半壁江山中,有很多是学术书、教育类书,张元济由此来实现他宏大智民之梦,我时常感叹,这种风光何时再现!出版界何时再有这种奇人妙才!我觉得有情结有使命不是偏执,作为出版人,除去应有的商业目的,都应以重整或宏扬文化为已任,其宗旨,应为宋儒张横渠先生所言:为天地利心为生民利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现代的出版业,至少可以为往圣继绝学。又如张元济所说,出版,事关国脉,士与有责。想到这一层,情结可能还不仅仅是情结,而是不可推卸的使命。出版人的使命就是出书、出好书。”大家比较欣赏莱恩,他的平装本《革命》,震动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整个书业甚至世界书业。一般的人会想,他那几千万册的销量会令他一夜暴富,赚进大把英磅。但严平觉得他更大的成功,他的彪炳史册之处,在于他将文化经典以更加廉价的方式(但绝非廉价文化)送到了千家万户。这无疑应该算是义举。

  
■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的出版人是什么状况呢?我国的出版业发展究竟如何?英国DK出版公司的克莱尔.理斯特说:“在认识到出版不仅仅是商业,它还负有很大的责任,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读者之后,我对出版业不紧不慢的动作方式也就理解了。”然而,作为一个行业,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传播手段,它存在的问题仍令每一位出版人士深思。

  沈昌文:我们必须肯定现在的局面。过去没有引进商品经济的办法,出版了不少书,但是少有竞争,没有营销,死气沉沉。现在改观了,首先是值得高兴的。比如名著,过去只有一个版本、由一家出版社出版,现在重译的比较多,至少有四五个译本。多些译本才有选择的余地,不好的会被淘汰,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风格的译作,所以我们还是欢迎有更多的译本出来。改观带来不少问题,这是正常的。难免有鱼龙混杂,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不是放任自流,但不必太过虑。历史会沉淀的,有些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会慢慢地淘汰。我们肯定会出现一些好的出版家,肯定会涌现像张元济那样的人物。

  戴文葆:目前出版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出版理念不清。过去老一辈的出版人,出版图书就是为了弘扬学术、发展学术、普及知识,比如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现在的出版,首先看订数,如果你对订数没有把握,很可能选题就不被通过。我们不是不需要订数,不是不需要利润,否则不能扩大规模。但是对出版人来说,为什么出版,怎么出版,出版为了谁,必须明确。这些年我们不断地评选优秀出版社、优秀出版物,都是在推动产生优秀的出版人。我们必须对读者负责,不能为了赚钱走歪门邪道,首先,出版人必须从学术、文化上着眼;二是在加工整理上对读者负责,同时作者也要为读者负责;三,印刷工作要做好。我们要出版不同层次的出版物,丰富人的生活,把有情趣的、有知识的作品介绍给读者。

  薛德震:目前出版界存在严重的跟风现象。这是人们心理浮躁的一种表现,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做一些过眼烟云的出版物。过去出版社是事业单位,经济效益没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一心只想出版好书争取更大的社会效益。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版社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现在出版社为求生存,必须追求两个效益,这就给出版社增加了压力。怎样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怎样才能把文化价值、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出版界需要重视的新课题。目前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在加速,出版业应该涌现出更多、更好的人才。在体制转轨期间,出现一些跟风的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不能以偏概全。出版人是时代造就的,还是有不少年轻有为的出版家在成长,他们的出版理念具有现代意识和超前意识,能够与时俱进。现在的时代对出版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出版人潜下心来,要坐得冷板凳,不但做畅销书,还要做常销书。

  黄国荣:中国出版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短期效应多,长远计划少;二,把出版工作当工作任务的人多,作为事业来对待的人少。出书不是从长远的民族文化的角度考虑,而是急功近利,没有事业心和责任感;三,考虑经济效益多,社会效益少,缺少文化积累意识。从出版人的角度,现在的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出版机制还没有完全与市场接轨,还没有找到完全与市场适应的机制,法制法规不健全。书商跟出版人的区别在于,书商只是做图书的生意,而出版人,是将出版视为繁荣民族文化视为出版事业全力以赴投入的。书商很多,真正的出版人很少,其中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优秀出版人少的原因是:一是体制问题,建国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出版事业本身受到计划配置的制约发展受到限制;二,市场经济时间太短,没有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和相吻合的经验,缺少市场的锻炼。与国外的出版商相比,我们的经验不足,资金不足,体制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三,缺少市场经济与市场接转的竞争体制,开放不统一,竞争无序。这种局面本身也限制了出版人的发展和出现。

  
■明晰走向


  任何一个出版人的运作成就,与时代有关。沈昌文认为,出版人应该具备的品质:一,有文化素养,必须高瞻远瞩,能够把握文化发展方向;二,必须具备营销能力。将来的出版家一定要具备两方面的能力。编辑要跟不同的作者打交道,应该包容,但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要了解多种文体,了解不同作家。编辑未必是专家,但是要“横通。其次是吸收,兼容并蓄,然后形成自己的观念。第三,了解发展脉络,知道哪些会被淘汰,哪些前景广阔,缺一不可。要看清一个方向,不能人云亦云。第四,应该敬业,但千万别陷入细节。应该时时能跳出细节看问题。不单是出版,每个行业、每个学科都应如此。

  沈昌文认为理想的出版社,应该有两套班子。一是畅销书,代表眼前利益;二是品牌书,代表长远的利益。这两部分都应该被重视,根据编辑才能分配工作。两套班子由两种性格的人组成,但都是优秀的人才,各有不同的成就。

  外研社社长李朋义的出版理念是:出版+教育+信息化。他们早在1999年就提出“以教育出版为中心”的出版思路,不仅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而且要为基础教育服务;不仅要为校园教育服务,而且要为社会教育服务;不仅要为学龄教育服务,而且要为终生教育服务。2001年,他们实行了“出版人制度”,在原来编辑部和工作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事业部”,事业部的负责人即“出版人”,这是一支职业化的出版人队伍,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全员聘任,尾数淘汰。出版人有独立的选题策划权、编辑管理权、市场营销权以及财权。实践证明,专业的策划人才是出版社发展的关键性人才。出版人制度的建立,为分支机构的成立打下了基础,促进了出版社的内涵发展:当分支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组建出版集团,实现出版社规模扩张。李朋义说:“创新是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和动力。出版的创新包括出版思想的创新、出版体制的创新、出版方式的创新和营销方式的创新等方面。在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已越来越显示出传统出版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如何充分利用出版资源,将最新的出版思想和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都需要创新。”

  黄国荣认为,作为真正的出版人,首先把这项工作当作毕生的事业;第二,必须要具备出版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第三,必须要有经营实践经验;第四,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五,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他始终如一的理念是,企业的形象靠品牌,出版社的生存也靠品牌,品牌是生命,是生存条件,也是发展动力和竞争实力。拥有品牌,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光明书架”策划人之一张勇从事出版的时间并不长,从1995年至今,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但是已经做了几本非常有影响的图书。先做了些经济类图书《风险投资操作指南》、《改制新途径》。最有影响的是痞子蔡的《雨衣》。张勇介入《雨衣》的整个营销过程,采取了地毯式的轰炸宣传,使这本当时不被出版商看好的图书一炮走红。这几年的出版经验,使张勇体会颇深。他认为好的出版人首先得是个杂家,具有广博的知识面,融会贯通,分析市场需要什么。成功的出版人不是跟踪市场而是引导市场,引导读者关注并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其次,内地出版界和欧美、港台等地接触得少,应该有所比较,认识差距,逐步缩小差距。出版市场的繁荣,也同时反衬出版人心理的浮躁。优秀的出版人心态应该是平和的,不能太急功近利。另外,作为优秀出版人,必须明确出版概念和经营概念。

  时代造英雄,竞争出人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无形中把出版推到国际市场前沿,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锻炼出版人的机会已经来临,我们竞争的对手不止是国内出版界,而是国际强有力的出版商。随着我们出版机制的调整、法制法规的健全以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们相信,不久会有相当一批成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出版人涌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发挥聪明才智,提高竞争能力和才干,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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