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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谁首富

(2006-04-04 20:39:35)
                                        
                                            
         从某种程度上说,出版社和作者是"鱼水关系"。出版社看重作品的质量、作者的知名度以及市场的前景;作者关注的是出版社的品牌、发行能力以及版税比例。于是发行量的多少成为出版社与作者相互选择标准之一,因为发行量既能体现出版社的实力,又能说明作品在市场的占有份额。一般图书与畅销书的发行量大致相差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
      出版社 如何划定出版标准
    长篇小说如贾平凹的《怀念狼》、张平的《十面埋伏》都能发行到20多万册,余秋雨的散文《霜冷长河》发行到近50万册,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及秦文君的小说系列发行近20万套。
    白冰认为影响发行量的因素主要有五方面:一,作家知名度。作家在社会、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是畅销的重要因素。二,作品本身的品质。如果是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高,一般会有好的市场价值。第三,是否填补文化市场的空白地带。如果作品创新,会有很好的市场效应。创新能力是民族灵魂,企业是这样,比如海尔集团以产品作为独特的识别系统,每次推出的系列产品都有创新。出版社要打自己的品牌,就要以独特的文本系统构成品牌。第四,获奖是畅销的一个因素。比如《中国制造》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十面埋伏》和秦文君的小说系列获优秀畅销书奖,这本身就是宣传。第五,与编辑参与全程的策划、促销也有关系。第六,多媒体联动的效果。像《智圣东方朔》,在网上有十万人点击,出版后也很畅销。池莉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在电视台打响,书也很畅销。
    历史小说《李自成》发行了6万多套,200多万码洋,算是中青社发行比较好的。作家姚雪垠一生全部精力的投入写作《李自成》,百姓当然认可。有的作家一年出几部,质量就难以保证。另外读者对精品有一种潜在的期待。作家也有自己的品牌,像余秋雨、王朔、贾平凹等人,并非每一部都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实际上每出一部书读者都想买来看,几乎都能畅销。只要能拿到他们的作品,像印钞票一样。作品题材也很关键。
 
                  谁的作品版税高
    国家规定版税在8%-10%之间。看上去白纸黑字,明文规定,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出现诸多问题。版税一般由作者和出版社共同商定。作家会选择什么出版社?对出版社提出什么要求?读者只看到了摆在书架散发着墨香的书,却很少了解其中内幕。
    金丽红说,出版本身是经济行为、市场行为,选择作品关键是对市场判断准确,一切跟着市场走。根据多年的经验对作品市场情况的估计,一般作者的知名度占市场份额的50%,作品内容占50%。华艺出版社制定的版税比较高,比如王朔,首印10万册以上,支付12%的版税。有人认为当年华艺是在哄抬稿费,金丽红说,实际上没有一个出版社不考虑市场的回报而去捧某一个作家,出版社首先要考虑读者以及中间环节。有些作品是值得付比较高的版税的,而且我们只要看准了作品市场,提前预付版税的情况也有。即使对有争议的作家也是如此,像王朔、金庸、余秋雨,因为这些争议正是读者要看的。
    制定版税一般要考虑经营上的风险问题。风险由作家和出版社共同承担,版税随销量而定。作家大都关心起印数和出版社实际的营销能力,而不会单纯追求版税的百分点。如果百分点高,市场做不起来,也是不会得到应得的劳动报酬的。实际上,如果出版社做的好,发行量往往会超过作家想象的起印数,所以作家连起印数也免谈了。出版社如果做好了,形成品牌,很多工作会形成良性循环。
  以余秋雨的《霜冷长河》一书为例,该书现已发行了50万册,书价是20多元,即使按10%的版税来算,就已经超过了100万元。而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朔小说《看上去很美》,至今已发行了40万册,23元一本的定价,乘以出版社给王朔12%的版税,王朔写作该书的总收入,怎么算也超过了100万,当然,作者拿的钱当中,还应该扣掉个人调节税。曾有传言,说赵忠祥靠《岁月随想》和《岁月情缘》两本书赚了200多万,有记者向他核实时,赵忠祥回答:《岁月随想》赚的钱不到100万,还要上税;《岁月情缘》的钱也不是一下子就拿的,依版税是卖掉多少,出版社给结算多少。
    拿版税是作家们很看重的,但更能刺激作家的神经的就是“触电”,“触电”就可以高价卖版权,出版社和作家都有利,还可以亲手改编为影视剧本,这种稿酬的丰厚,又绝非文学杂志可比。近年来长篇小说长热不衰,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其创利远远超过中短篇。很多名作家写的长篇后来都改编为电视剧本,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剧本后有几十集。按照一般的行情,每集1万元左右,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就远不是这个数了。所以评论家朱向前说到“长篇长热”时分析说:“长篇小说出了,他可以拿出去报职称,电视剧播了,他又可以打知名度,同时有了大量的钱,这个是很刺激作家的。”  
           中国作家谁首富
    
     历史上有许多大作家一生都十分的清贫。像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穷得全家喝粥,最终穷病交加,死在家中。贫困的朱自清无钱买粮,活生生地饿死。这些历史上的伤痛,使得作家们每每谈起苦衷时,就会用“面苍然,发幡然,满腹诗书不值钱”来形容自己。
  然而近几年来,作家身价陡增,甚至有的作家身价百万。现在作家的收入到底有多少?成了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阿来的《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又在美国卖了15万美元的版税,出版社一版再版。面对一下子涌来的热浪,阿来表现得格外清醒。阿来说,《尘埃落定》英文版翻译的经纪人。他不懂中文,但看过翻译版的前几章后,觉得非常好,立即向出版社推荐,于是才谈了这么个好价钱。“现在他也成了我的经纪人了。该出版社还约定,以后所有我的小说他们都有优先权。国外出版社不是看中一本书产生的一点利润,而是看中一个人,包括他前前后后的作品。”阿来也很注重作品的经济效益。他说:“作家首先要养活自己。往大里说,为党中央国务院分忧;往小里说,我要养家,也想高消费。至于现在所得到的荣誉和金钱,我觉得来得很自然。”
    最早因较高的稿费引起人们关注的是贾平凹,他曾为广东《家庭》杂志写专栏,不论字数,每篇三千元,这引起过一阵议论和羡慕。之后,又暴出王朔每字5元的新闻。
  按字数来算稿费,这还只是对报刊杂志写文章时的算法。真正让人心动的要数长篇小说。写一本书就可能成百万富翁,已成为出版界不是秘密的秘密。大家熟知的余秋雨、王朔等作家,这几年都是凭一本书,顷刻间成了百万富翁。影视界的主持或明星出书,掀起一阵热潮。刘晓庆的一本《从电影明星到百万富姐》,还未成书,光书名拍卖就得了108万元;杨澜的《凭海临窗》、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吴小莉的《足音》等,由于发行量巨大以及优厚的版税,作者收入也极为可观。
  还有一位很幸运的作家就是二月河。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的热播迅速带动了小说《雍正皇帝》的热卖,在原先发行25万册的基础上,短短时间里增高至50万册。该书一套三本定价70元,给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除此之外,二月河的帝王小说在台湾、香港等地都有版权,二月河在这两地的收入就更不用说了。
    女作家池莉近年来的一些作品由于跟影视的结缘变得十分畅销,对于流行、畅销这样的字眼,池莉说是好词。她表示“文字本来就是俗物,所谓小说就是‘大街小巷的说法’,是大雅大俗的集合。”但池莉就说自己还没有资格成为畅销小说家,她认为对比台湾等地区,中国内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为市场需要、为商品经济写作的小说家。
          写作与赚钱  孰重孰轻?
    王朔在他的文章里回忆道“好东西生产出来,不会卖,什么也不是”。其实当代文坛经济状况的转变,是随一些作家文人的对钱的观念的改变而改变的。在众多作家中最直截了当的表白,莫过于女作家张洁的《不再清高》一文了,“最近有朋友对我说,一些同行视我为斤斤计较的庸俗之辈,根据是:一,我单刀直入地向邀稿人询问稿酬;二,我曾向《十月》杂志预支稿费;三,对不及时付给稿费甚至不付稿费的报刊,要求实行一手交稿,一手交稿费的办法等等……有人甚至鄙夷地说:‘我不相信张洁就穷到要预支稿费的地步!’”对此张洁愤怒地宣告:“……从没见过你为中国作家稿费之低说过半句公道话,反过来却指责穷嗖嗖的作家不该发出这一丝微弱的、保护自己权益的声音,这是为什么?”“总而言之,从今以后我决心不再清高,请别再高抬我,也别再指望我将那知识分子的美德发扬光大。”
    有一些作家因为作品走向市场而为业界所不屑。然而作家也要生存。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各有各的说法。
    作家潘军是一个将写作和赚钱完全分开的典型。1992年时他到海南岛去做生意,“需要钱的时候我就去经商。写作的时候我沉入海里。我不拿写作赚钱。林舟说,到底是文学疏远了你还是你疏远了文学呢?我说彼此疏远。1996年开始重新写作,写的第一个中篇的名字就叫《结束的地方》 ,似乎以这部小说来结束那段生活。《结束的地方》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我自己很喜欢 。这以后的几年里,我写了三部长篇、近二十部中篇、还有二十个短篇,还有话剧、散文随笔,倒是有点一发不可收的意思,但也许你期待我再写小说的时候我可能去拍电影了,或者画画了。从这一点讲我的心态很年轻。”
    谈起经历商海后又重返文坛的经历是否对写作有影响,潘军说:“影响在最初时是有的,两种思想是比较矛盾的。但是一过了这个阶段,会更从容了。一是写作者的才能应是多方面的。另一个与写作者的心态有关,比如当你拿到一笔钱你觉得这个钱能保持你一段时间的平静写作,你就不要再为钱苦恼,更不能迷恋,否则就是得不偿失,所以该打住就打住。我基本按我的意志行动,很少被外在的刺激转移。一个职业作家不同于一味向市场倾斜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基本上是围着市场转,今天叫我开个专栏我就开一个专栏;明天叫我写一个电视剧我就写一个电视剧;后天让我跟一个老板策划一个东西我就去策划,只要给我钱,因为我要活人,我要靠这吃饭,是卖文为生的,这样也很体面。当职业作家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文学当一门学科来研究,当然这也有一个前提,首先你有没有解决自己生存的能力,同时我们又不沉浸不迷恋在这里面,比如说我搞电视,我不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了,我一年搞一个或者两年搞一个,挣下一笔钱够花就是了,然后,我就把计划中要写的小说全部写出来,等我感觉到是不是该再去挣一把钱了,我就再去挣一把,基本是这种情况。我把谋生和写作严格分开,然后根据自己既定的写作原则,只要感觉到自己的能力没有完全丧失,就作最后的努力。”
    七十年代出生的丁天可不象个“另类”的七十年代人,白白净净的,鼻梁上架一副眼镜,除了略长的头发在前额上有点俏皮地立起来之外,整体上的丁天是文质彬彬的。他认为,作家应该考虑到读者的需要,这不是迎合市场,而是对读者负责。他不指着出版书赚钱。但是有钱可以使写作更为从容一些,起码不用考虑水电费的问题。因为成家了,毕竟要过日子。
    极缺钱的时候,丁天写电视剧,是王朔帮他介绍的,他赚了一笔钱,因此他也很感激王朔。赚到钱后,他打电话给老婆,当时老婆正在化妆,只说一句:“知道了。”就把电话挂掉了。丁天说:“现在人们对于金钱看得很淡,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才感到很悲惨。”他的第一部书是春风文艺出版的,至今也没有拿到稿费,丁天之所以决心写好,出名,是与春风文艺出版社有关的。从写作到出版是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写作本身是艰苦的,然后又要修改,还要编辑审稿,再出版,而劳动之后,却没有收获,丁天感到很无耐,但是找了几次也讨不回个说法,他就下决心要写好书,写出名,这样出版社就不敢欺负新人了。一些出版社认为,给作者出书就很不错了,出版后对作者根本不负责任,也不进行宣传,一摞一摞地压在那里,很快就变成了垃圾。没办法,出版了作品拿不到稿费的人太多了,丁天自命为奔走相告委员会主任,只能告诉同行的人警惕这些出版社,以免上当。
    丁天目前和北京作协签约,月薪一千。因为不用考虑住房问题,再加上一些稿费,不算多,也不算少。“只要有基本的保证,其它就靠你的本事,靠写作去谋生。如果安心写作,我不会考虑收入的问题。”丁天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还会有多大的变化。他说,“估计可能就是这样了。我希望把小说当成手工艺追求,比如像古龙那样的作家。其实我也很浮躁,也希望书能多卖点,考虑着怎么样能投读者所好——好多小说的技巧就是由此产生,这不丢人。”
    80年代出生的韩寒有车有房,所有开销都由自己的《三重门》及《零下一度》中来。韩寒说,等钱花玩了,我会再想办法。现在如果我厚着脸皮赚钱,也能赚个几十万,那样就没意思了,我不是商人。如果你看到我的另一本书出来,那就是我没有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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