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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大  大在哪里

(2013-09-02 16: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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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

士人精神

民国教授

刘宜庆

文化

分类: 书评

大师之大  大在哪里

 

    自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以来,中国的现代大学已经走过了115年风雨旅程。如今仅大陆本土即有大学2362所(一说2700所)。若问115年间哪一所大学最成功,当数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据统计,2522位西南联大毕业生中,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人,获国家最高科技奖3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位院士,西南联大有26位。后来的两院院士之中,西南联大出身者占171席。而耐人寻味的是,这所最成功的大学也是最破烂的大学。杨振宁日后回忆:“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风吹掉。”

 

    于是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校舍如此破烂的大学何以成为115年间最成功的大学?追问者不乏其人,回答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有的并非大学中人,如媒体人刘宜庆君。8年来,他始终从教授群体特质这一角度回答这个朴素的疑问。2009年出了《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2010年出了《浪淘沙: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前不久又出了第三本:《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

 

    “大师”之语,显然来自梅贻琦校长的名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士”为“士大夫”之略,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谓“士人精神”,大体指修齐治平先忧后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以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名节取向等等。但西南联大教授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学贯中西,因此他们身上不仅有传统士人的精神印记,而且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西南联大教授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坚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不党不官,人格独立,为社会代言,为百姓请命,行使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的权利。‘违千夫之诺诺,做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将双重身份——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的风骨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完美结合。”

 

    这里只举书中周炳琳教授为例。周的专业是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留美回来后,历任清华、西南联大和北大的教授。自1931年开始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直到1949年,达18年之久。他虽然身居教职,但始终关注时局,心系国家命运,为争取民主和民主宪政奔走呼号,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是早期国民党员,曾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作为参政员,每次开会都慷慨陈词,批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官商不分,从来不畏权势不讲情面。一次批评通货膨胀,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辩解说“没有通货膨胀”,周回敬道:“闹到钞票发行到用扫把扫,才算膨胀吗?”孔无言以对,蒋介石只好出面打圆场。蒋屡次许以高官厚禄,但周炳琳不为所动。抗战期间蒋曾让他在国民党宣传部长和社会部长二职中任选其一,但他一个也不选。邀他出任最有机会接近蒋的炙手可热的侍从室顾问,他也以回西南联大任教为由一辞了之。在西南联大,他一再批评蒋介石的独裁和一党专政,呼吁实行民主宪政,认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抗战,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建国”。在呼吁无效的情况下,1946年后索性不再出席参政会,拒绝出席“伪国大”。

 

    就是这样,作者以其理性、细腻而富于历史责任感的笔触写出了张伯苓、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姚从吾、周炳琳、钱瑞升、张奚若、罗隆基、曾昭抡、费孝通、闻一多、傅斯年等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士人精神及其崇尚独立、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的现代知识分子风采,让这些大师们从八年抗战的炮火硝烟中,从风雨飘摇的简陋校舍中,从是是非非的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或西装革履,或中式长衫,或表情凝重,或神采飞扬。“云山沧沧,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曾在一篇名叫《大学之大  大在哪里》的文章中写道: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其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其是否大气——是否具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其实,这段话用来表达“大师之大  大在哪里”也并无不可。概而言之,大师之大,大在气节,大在骨气,大在正气——惟气大而已。

 

    反观时下不少教授,气也不可谓不大,可惜大的是官气、俗气、铜臭气、江湖气、市侩气、酒肉气。以“骨气”言之,气没了,只剩下骨,而且是软骨,一身软骨——在官员官位面前站不起来,在利益集团面前站不起来,在“孔方兄”面前站不起来,甚至在“洗脚馆”面前也站不起来……。生于本土,未学得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游学欧美,未学得西方高蹈超越的形而上思维;负笈东瀛,未学得日人的一丝不苟克己奉公。较之西南联大的前辈同行,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也许有人说民国时期尚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这诚然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性原因——但现在也并非完全没有。说尖刻些,问题也还在于你是否积极利用这个空间和利用这个空间做什么了?如果体制好上天了,一切好上天了,还要你这个教授做什么?还要大学做什么?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极想推荐刘宜庆君的这本书:《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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