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够承认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所氤氲出来的精神气质是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断定,白丁的每一次创作都是在阳伞下的忧郁感伤之旅。由于他并不占据文坛上的优势话语,加之地缘的劣势,这就使他的创作像当今诸多作家所面对的写作对象一样,自身的边缘性使自己所有的写作都沾染了底层的毫光。他倔强、执著的写作姿态,一如他作品的中人物一样,充满了痛楚,但并不尖锐,有强烈的情感,但又含蓄内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柔的写作。白丁的小说,为我们呈现了某种平面中众生的无奈、挣扎以及对昨天的忧伤的追怀。
白丁像观看自身一样来检视着大众的生存。他笔下的人物虽然脆弱命轻,却可堪重负,没有生活逻辑却有自己的轨道。无论生存的现状如何艰难,他们与现实或者抗争、或者顺从,但其价值却没有销蚀。《小舅子》正是这样的作品。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了小舅子李建东的故事。“在李建东二十几年的人生中,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再嫁抛弃了他,没有感受过父爱与母爱。随着哥哥姐姐们成家,他体会的却是人生的孤独;远离乡土,来到矿区,希望成为人生的转折点,却化为泡影;婚姻的失败为他带来了更大的苦;为了孩子,他在城市打拼。幸福感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然而,坎坷与不幸并没有解构人的生存的欲望。就像余华《活着》中的福贵,经历了亲人的相继离开之痛,最后仍与老黄牛为伴终老一生。李建东的生活也是靠着一个又一个的欲望来支撑的,也许,这正是生存的意义——一种最为本真的存在。虽然现实给他制造了无数的苦难,但他并没有因为苦难而放弃生活。也许这正是底层富含希望,有着不竭的生命力的所在。不过值得反思的是,当我们在都市生活的时候,当我们为都市的繁华而慨叹的时候,可曾想过,正是无数的“建东”一砖一瓦的堆砌着繁华。他们却是繁华背后的过客,辉煌的楼宇下埋藏了多少他们的艰辛恐怕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当他们面带笑容,为一点点的幸福而感动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温柔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痛。
如果建东的艰难让我们给予底层更多的理解,那么,刘美娟(《开始或者结束》)等这样女性的坚强却赋予了底层更多的伤痛。她们承担了男权社会的道德重压和被抛弃之苦,但由此却获得了韧性和坚强意义上的精神升华。爱情的失足并没有让刘美娟成为生活的弱者,她用女性的韧性与坚强养育着自己的孩子。作者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可想而知,刘美娟的消失背后隐藏的是她独自生活所要面对的种种艰辛。与刘美娟有着相似经历的在《那时我一无所有》之中的“我”,为了成全好友的爱情而放弃了自己深爱的男人,为了疗治爱情的伤,“我”远赴他乡,他乡的经历体现着生活的黑暗与无奈。在这里,借用女性的艰难与挣扎,突出底层生存的艰难与惨状,无疑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的。
对情感的抒发应该说是白丁小说的重中之重,当然,作家不是为了单纯的表现显形情感,而是意在表露隐藏的情感压抑,或许可以这样说,情感压抑不仅属于文本中,更属于文本外。
首先,他描摹了女性情感的嬗变。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禁锢以及历史实际状况,中国女性的生存命运与精神状态往往成为时代的“晴雨表”,女性形象随之成为作家特别关注的形象。长时间以来,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太多观念化的束缚,如思想意义、道德建构等,这使女性形象处在失真之中。特别是底层女性原本就是处于一种非人性化的情境之下,观念化的束缚使她们大多扁平无力,而经验化的自在状态的书写才能使人物更鲜活生动。白丁便是这样来处理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当然这种自在状态是活跃的,随着环境的改变,人物性格与心理的本原性随之发生改变。《海棠》之中的赵兰英,为了改变家庭的困境,以自己的爱情作为代价,仓促地嫁给了矿工李勇,开始了一段无爱的婚姻。当然,这样的开始同时也预示着一种悲剧的结局。但是,赵兰英的出嫁是合乎情理的,婚姻成为赵兰英人生命运的中枢,成为架通乡村与都市的桥梁。值得注意的是,在赵兰英身上,作者并没有加入任何关于道德的叙述,而是于无声之中让读者自己体悟。也许,赵兰英在众多的文学文本之中是孤独的,在大千世界之中与之同行的却俯拾皆是。如果说传统文化以三纲五常来责难女性背叛行为背后的道德操守,那么白丁却是有着更大程度的对女性的同情与理解。白丁小说在揭示当下底层女性情感嬗变轨迹的同时,注入了对女性行为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不是道德化的说教,而是身临其境的体悟。作者试图在最为底层的社会中向我们揭示最为常见的情感压抑,婚姻的不幸,女性自身便是最大的受害者,面对众声喧哗的责难,作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之源。
其次,他反思了知识分子情感的困惑。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知识分子除了无力的思想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情爱是人的个性最具本质性的组成部分,不堪重负的他们惟有在情感的漩涡中寻求一种慰藉与欲望的满足。然而,情感是一把双刃剑,表象的背后潜藏更多的却是一种伤害与困惑。白丁在其小说之中,塑造的正是这样的孤独与软弱的知识分子群像,面对物化的现实与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无奈与不堪之中情感注定成为其最后的港湾。然而,貌似宁静的水面之下潜伏着种种骚动与困惑,同时也昭示着作者对这种困惑的反思。《五月夜晚的女人》所展示的婚外恋的欲罢不能,正是因为久违的关心触动了他灵魂深处最为柔软的情感,喧嚣的都市,物质与欲望的高度膨胀,人与人之间陷入了情感匮乏的沼泽,越是挣扎,越感痛苦。知识分子尤其如此,理想之中的乌托邦被现实击打的粉碎,他们只有沉沦于情感的慰藉之中,实现片刻的虚幻的理想,以此来反抗现实的虚伪。然而,这种反抗是苍白无力的。当“他”认识到这种情感的虚假时,可能连那点无力的思想也都不复存在了。《带刺的玫瑰》之中夫妻双方的共同背叛、《海鸥山庄》之中师生之间的暧昧情感以及《关系》之中U与R的互相安慰,都是这样一个问题,主人公在寻求一种情感慰藉与欲望满足的同时,大多抱有一种美好的幻想。
此外,小说中情感背后的悲剧之淡。悲剧表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或者说是放在一种人为结构中的生活。在悲剧欣赏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审美意义上而非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可以说,悲剧无疑使作品、形象更具有深刻性,同时,更加凸显作品的现实意义以激发读者的深刻思考。白丁小说之中,正是以一种对理想化生活的美好憧憬来书写着情感背后的悲剧。《杀人者》之中的李东平,情感的危机,引发了复仇的悲剧。《一件风衣》之中由于兄弟之间的内讧而导致妻子的死亡;《玩笑》就是因为长久的情感隐藏无处表达,在无聊的生活玩笑之中导致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说,种种悲剧读来平淡而不曲折,但确实体会到的是一种深刻的沉重。他们确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审视悲剧的真正意义,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于审美之中体认深度,在日常平淡的悲剧书写中反思背后的原因。这是白丁小说的另一种值得看重的向度。
白丁是一位喜欢向昨天探望的写作者。经历了世事的复杂与无奈,在爬满沧桑的岁月痕迹中,用平静的心态来追忆往昔岁月,于夕阳之中咀嚼生活中曾经忧伤的味道,这也不失为一种人生经验的沉淀。《看园子的老人》写了一位老者从现在开始追怀过去的点点滴滴,打开了藏匿于老者内心的隐秘之门。老者与周爱琴曾经的爱情以及周爱琴与赵麻子的结合,积淀于老者心中尘封已久的情感往事随着老者的讲述而层层揭开。曾经的伤感、喧嚣的世事给了老者太多的伤害,以至于在无力面对现实之中寻求一条逃离的小径。无数的偶然,铸就了老者成为花房的主人的事实。“在那里种花养草的,很悠闲,比和人打交道强多了。”安静地生活,除了对现实的逃避,我想更多的恐怕就是看透世事之后人生的淡然和从容。《握住你的手》同样是以时间为起点、以追忆的方式来怀念往昔的情感忧伤。时间从现在跳跃到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的种种往事历历在目。与其说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回首从前,不如说是白丁在宁静的怀旧之中表达对日常生活的真切感受。这里有疼痛也有幸福,有冷漠也有温暖。这里不仅有怀旧,还有挣扎,也正是这种挣扎成就了今天成长的结果。对于过去时间的留恋使白丁笔下的日常生活显出一种苍凉感。爱情的遗憾、成长的艰难无疑是这种苍凉的体现。
在以时间作为叙事起点或终点的同时,白丁的作品中也呈现着因果报应的微量表达并以此为其所构建的温柔底层服务。《一件风衣》、《赌徒马三刀》大体就是叙述了这样一个命题:前进与联合是要好的朋友,在众人眼中,他们无所事事。偶然之中,前进成了抓歹徒的英雄,也因此获得了一件风衣,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前进与联合有了各自的家庭,依稀不变的是风衣的价值,也因此成为事件发生的根源。联合的留宿,风衣的丢失,前进的种种怀疑,妻子的刚烈与死亡,事件的焦点都聚集在风衣上。联合与前进的友情几近终结。然而联合外出归来使事情发生转机,真相在一种神秘的气息之中大白于天下。毒誓在他人身上应验;马三刀是一个嗜赌成性的人,再多的救赎对他来说都没有真正的意义。灵魂深处的不自救注定了他结局的悲惨。为了获得钱财他编织着感人的谎言,感恩在他人生的字典之中没有任何意义。贪婪使他丧失了人最宝贵的财富——生命。这是宿命论的观点在白丁小说之中的实践。人性的善与恶,都难逃命运的审判。表面上看生命是无常的,不可把握的,但背后却隐藏着一种规律,这种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对外在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一种表现作者自身精神世界的语码。作品之中主人公的心理与情感体验是无法与作者的生命体验分开的,很多是属于作者的心声,同时为生存探寻尺度。白丁正是这样的作家。他用自己对生活的直接体悟来书写人生,书写平凡的生活。他用一种自在状态塑造着底层的人物形象,摒弃观念化的束缚和思想的羁绊,在这种书写背后我们不禁体会到一种生活艰辛所带来的痛,只是这种痛不是剧烈的,而是温柔的、含蓄的。当然白丁也是有所欠缺的,叙事方式的多样性和语言的深加工,都是需要在以后的创作中逐步完善的。小说思想的深邃性随着作家的成长而加深,这一点也是值得期待的。
(原载《文艺新观察》2009年第3期)
周景雷简介:
周景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男,1966年9月1日出生于大连。先后在锦州师范学院、辽宁大学、复旦大学就读,获博士学位,并于2004年至200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现为渤海大学教授、艺术学院院长、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和辽宁省社科成果同行评议专家。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发表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类文章50余篇。主持省级及国家级社科项目十余项。已出版专著《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和《小说走过新时期》,曾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三等奖、省社科联社科成果一等奖和《当代作家评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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