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兆山现象再看伊沙的历史价值》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三十年前当中国结束了十年浩劫，人们似饥如渴地往自己内心世界充填给类精神食粮的时候，诗歌作为最直接、最快捷的问题被推在了最前列。此时，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诗歌浪潮产生了。

今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毅然决然地拿起了诗歌这一武器，直抒胸臆，捍卫生命之尊严，颂歌生命之热爱。

三十年前的人们发泄、呐喊、呼吁、崇拜、歌颂，一股又一股的热情巨浪，把诗歌推向了忙往不知所措的地步。无限抒情、恶意浪漫一时间成了诗歌界的时尚。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对历史负责人的诗人站了出来，于坚、韩东等把口语诗歌当作一副猛药撒进无限矫情的诗歌昏汤之中。直到伊沙的出现。

直到《饿死诗人》的口号呼喊出来，中国诗歌的滥情时代才得以终止。

伊沙用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口语诗歌，极大地遏制了抒情诗歌无节制的发展，他的出现不仅结束了“汪国真时代”，甚至结束了“朦胧诗”时代。

当然，结束一个时代，并不意味着清扫一个诗歌型体，我们看到现在仍有为数不少的诗人坚守抒情、浪漫的诗歌情怀，较之以前，则显得更加理性，更加用心。而不是矫情、滥情。在一个波澜不惊甚至有点死寂的诗歌时代，它正在缓慢地释放着自己的能量，营造着真情对生活的回归。

今天，当我们看到像王兆山类沉渣泛起的时候，就自然想到当年的诗歌“狂潮”，也会自然想到那首《饿死诗人》。

当然，此刻我们并不期待新一篇《饿死诗人》的出现，因为，当今在诗歌低潮中徘徊的的诗人，有着比任何时候都清醒的头脑，有着极强的免疫能力，他们时刻警惕着诗歌逆潮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王词人的《江城子》一出现，就受到了广大诗人群体及读着们的口诛笔伐的原因。

假如不经历那场“饿死”时代的磨难，我们能有今天自觉性的批判吗？

2008年6月18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