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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的“同志”情
(2007-09-24 1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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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的“兰石图”
“婆媳争闹没公理，兄弟婚姻找妇联。”这是眼下的一对“戏联”，“戏”归“戏”，但“兄弟婚姻”系指断臂，明确无误。 郑板桥离开范县后，还魂牵梦萦着范县。其在《赠范县旧胥》中，也曾提及“兄弟婚姻”的事儿。 该诗是他离开范县数年后，在潍县令的任上写的：“范县民情有古风，一团和蔼又包容；老夫去后相思切，但望人安与岁丰。”“兄弟婚姻”在诗的后记中：“旧胥来索书，为作十纸，此其末幅也。感而赋诗，不觉出涕。罢官后，当移家于范，约为兄弟婚姻。板桥郑燮。” 在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郑板桥与范县诗文趣事》（李自存、贾璐辑注）中，“兄弟婚姻”的注释——“兄弟：指亲戚。婚姻：亲家。这儿指结为亲戚。” “兄弟婚姻”被解释为“结为亲戚”，要结的是什么“亲戚”，语焉不详。 “这儿的‘约为兄弟婚姻’，可以解读为约为儿女亲家，即父母给孩子定亲。但这样的表述，在古代是不多见的。”河南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小方先生说，“也可能暗含有别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郑板桥‘创造’的一个新词儿，但现在，我们还难以对其进行确切的解读。” 郑板桥是同性恋者，他的“兄弟婚姻”，是不是像“兄弟婚姻找妇联”一样，暗含断臂之解呢？ “‘同志’是明代中叶出现的新词，指的是‘志同道合’。这之前，大都称为‘党人’、‘朋党’什么的。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党人’、‘朋党’慢慢增加了贬义的‘水分’，‘同志’也因此很快流行起来。”王小方先生说，“改革开放后，‘同志’又有了新的含义，就是‘同性恋’。” 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上本有其专门用词，如“余桃”、“断袖”等。也许因为“余桃”、“断袖”词义含蓄，难以理解，总要注释，而且在历史的时空中，被赋予了太多的贬义，改革开放后，它们近乎被抛弃，被代之以“同志”。 想当初，“同志”是多么光荣的称谓呀！也许因为“光荣”，它才被同性恋者所“借用”。 就是现在，同性恋者无疑还是弱势群体——很多同性恋者，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因为“弱”，他们才总是把自己与“光荣”连在一起，以此博得社会主流的认同。当凄婉、哀美的《断臂山》为他们声援时，同性恋者又很快抛弃“同志”，拥抱“断臂”了。 郑板桥的诗，是《赠范县旧胥》，诗的后记，肯定是郑板桥写给他的范县老部下的。 郑板桥在范县曾有一位非同寻常的老部下，这在他的题为《县中小皂隶，有似故仆王凤者，每见之黯然》诗中，有详尽的叙述—— 喝道前行忽掉头，风情疑是旧从游。 问渠了得三生恨，细雨空斋好说愁。
口辅依然性亦温，差他吮笔墨花痕。
可怜三载浑无梦，今日舆前远近魂。
小印青田寸许长，抄书留得旧文章。
纵然面上三分似，岂有胸中百卷藏。
乍见心惊意便亲，高飞远鹤来依人。
楚王幽梦年年断，错把衣冠任旧臣。
“故仆王凤”是郑板桥的同性恋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能诵《北征》（杜甫长篇叙事诗）、《琵琶行》、《长恨歌》、《连昌宫词》（元稹长篇叙事诗）、《汉末焦仲卿妻作》，不幸早夭，李复堂、潘桐冈（郑板桥好友）皆为堕泪”。失去王凤，板桥的朋友都为他落泪，板桥之伤心，何复多言？ 回忆与王凤的缱绻岁月，寻找新的“王凤”，是郑板桥一生不变的追求。他有一首《赠裙郎》，写得更是卿卿我我—— 韵远情亲，眉梢有话，舌底生春。把酒相偎，劝还复劝，温又重温。柳条江上鲜新，有何限莺儿唤人。莺自多情，燕还多态，我只卿卿。 裙郎，就是娈童。后来，他做了范县令，亲手编定自刻本，也许觉得“裙郎”与原词文字有些“过火”，不够雅驯，遂删改文字并改成调寄《柳梢青》—— 意暖情亲，眉梢有话，舌底生春。把酒偎人，斟又重斟，温又重温。江南二月青青，踏芳草王孙暗惊。走马燕台，攀花禁苑，壮志逡巡。 虽然他说“风流何罪？无荣无辱无咎”。但同性恋毕竟有违社会主流道德，同志之风毕竟不是太过名誉的事儿。从《赠裙郎》到调寄《柳梢青》，当了官的郑板桥，变得闪烁其词了。 而郑板桥闪烁其词的“兄弟婚姻”，是不是他的“同志婚姻”呢？ 兄弟婚姻：板桥的“愿景”？ 衙斋既有萧萧竹，也有同志瑟瑟风。郑板桥不忘百姓之苦，亦难舍断臂之情。离开范县两年后，５７岁的郑板桥在潍县写下《板桥自叙》，坦言自己“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丑，此辈利吾金币来尔。有一言干与外政，即叱去之，未尝为所迷惑”。 寥寥数语，抖搂出板桥断臂，也抖搂出板桥磊磊胸襟——再好的“同志”，也是不能干预县里的公务的。 这其中，“余桃口齿”典出《韩非子·说难》：卫国国王卫灵公特爱一位叫弥子瑕的美男子，一天夜里，弥子瑕听说母亲病了，便偷驾卫灵公的车子，去看望他的母亲。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国王的车子，是要被砍掉双腿的。但卫灵公知道弥子瑕偷驾他的车子后，不但没有处罚，反而称赞他是个孝子，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还有一次，弥子瑕与卫灵公在果园中游玩，弥子瑕吃到一个极为香甜的桃子，便把剩下的一半留给国王，卫灵公竟然不顾君臣礼统，甘吃余桃，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但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得罪了卫灵公，此时的卫灵公则说：“就是那个曾偷驾我的车子，还曾让我吃他的半个余桃的家伙呀！”弥子瑕的同一行为，“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是故，后来的同性恋者，被视为“余桃之癖”。 《战国策》中亦有魏国国王与龙阳君同床共枕，是很好的同性伙伴的记载。有一天，魏王和龙阳君同船共钓，龙阳君钓到十几条鱼后，突然哭了起来。魏王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开始钓到一条鱼，很高兴，后来钓到更大的，就想把原先钓的小鱼丢掉。由此他想到魏王也会把自己给抛弃，所以哭了：“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王也，必亲上而趋大王。臣亦犹恐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四境之内，曰：“敢言美人者，族！”由是，同性之爱亦称“龙阳之好”。 《汉书》云，哀帝与董贤相好，出游共坐一辆车子，入室则同床共卧。有一次，大白天两人一起小睡，哀帝醒得早些，要起床。但因董贤还在熟睡，为了不吵醒他，哀帝就悄悄地招呼身边的人，把董贤压住他的那截衣袖给割断了。后来，中国文人又把同性恋称为“断袖之癖”。 此三则同性恋的故事，其主角，都是国王，影响深远。后人据此巧加安排，把龙阳君与弥子瑕的事例合为“泣鱼窃驾”，把弥子瑕与董贤的事例合为“余桃断袖”，中国同性恋者也爱把此视为自己的“雅称”。 同性恋始于何时？清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称：“杂说称娈童始黄帝。”现代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认为，“他以娈童始黄帝之说‘殆出依托’”，是中国人“每一件事物，每一种现象，都要替它找一个最初的来历”的习惯使然，“但一定要把一件事物的起始确定一个年代和传统的历史联系起来，那我们以为就有几分迂阔了。实际上，像同性恋一类的现象，既可以在人类以外的高等动物中发现，也就根本无法追溯出一个最早的起点来……”潘光旦教授依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指出西汉十几个皇帝，“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的对象，或至少犯一些同性恋倾向的嫌疑”。１９４４年，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先生撰写《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是同性恋者，在文坛引起哗然。朱自清先生赞同孙的这一观点，并请出楚辞专家闻一多先生阐发意见。闻一多在《中原》杂志刊发《屈原问题》，说：“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他认为，在战国时代，文学还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文学家只有依附于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下来。当时盛行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据此，当下甚至有人建议把端午节视为中国的“同性恋节”。 无论如何，最高统治者公然“带头”，同性恋者自会有不错的生存空间。 但自唐至宋，同性恋趋于式微；至明清两代，同志之风才再度蔚然。
清朝同性恋盛行，与“满族人嗜好同性恋”相关，亦与汉族世界昆剧乃至京剧的兴起，不无关联。“兔子”当了宰相，是说乾隆所宠爱的同性恋对象和；著名昆剧名伶王紫稼，“妖艳绝世，举国趋之若狂”，是天下男儿梦中情人，时人有诗云：“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很多官僚、士绅乃至大款，都在为他朝思暮想，都想把他包养起来，并以此作为社交场上炫耀的资本。 蒋敦复在《椭园轶事》中说：郑板桥与袁枚在“余桃断袖”中“引为知己”，“板桥尝欲改律文笞臀为笞背，闻者皆笑之。先生（袁枚）语人曰：‘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全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 郑板桥甚至想改变法律，保护他所喜爱的同性恋对象的“屁股”，倡导“兄弟婚姻”，是否也是这个怪者的“愿景”呢？ “兄弟婚姻”是板桥《赠范县旧胥》诗后之记——“旧胥来索书，为作十纸，此其末幅也。感而赋诗，不觉出涕。罢官后，当移家于范，约为兄弟婚姻。” 郑板桥在书画上相当吝啬，不拿大价钱，他是不会出手的。旧胥索书，一作“十纸”，看来这人担当的，不会只是他的一个老部下的角色；有感赋诗，竟然落泪，就更值得怀疑了；再“罢官后，当移家于范，约为兄弟婚姻”，安能让人相信这是为儿女订婚呢？ 罢官后，郑板桥没有回到范县；他与这位旧胥的儿女也没有按此约定，结为百年之好。 更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一份“约定”，旧胥没有拿走，遗落在潍县，现存潍坊图书馆。 也就在此时写成的《板桥自叙》中，有“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丑，此辈利吾金币来尔。有一言干与外政，即叱去之，未尝为所迷惑”。 这位“索书”而来的旧胥，是不是奔着郑板桥的金币而来呢？金币也就罢了，郑板桥也会出手。但这位“索书”而来的旧胥，是否想干预郑板桥的政务，是不是被他“即叱去之”者呢？ 《赠范县旧胥》遗落潍县，很多时间叠加在一个时空中，至少给我们留下很多猜想的空间。 僧尼完婚：怪官的“怪行”！ 押优蓄童，不是仅郑板桥才有的“怪行”。 那时的“男风”或曰“南风”，尽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但和现在的同志之风还是不很一样的。他们“押优蓄童”，也娶妻纳妾。面对这一双性恋并举的局面，时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是时，连清代著名学者赵翼都认为，那时歌郎、优伶的作用，是不亚于女性的“贤内助”的，其诗曰：“从此鸡鸣内助功，不属中闺属外舍。” 面对郑板桥在范县与部下的“余桃之爱”，一位友人也许看到了这位“小皂隶”的“不快”，也许看到了“小皂隶”别有他图，曾予以提醒：“‘侮人者恒受侮于人’，使其行反噬之谋，倒戈而相向焉，何以御之？”郑曰：“斯受之耳，亦未必其血流漂杵也。”他不但不听劝告，更在其书房上写下一联：“诗酒图书画，银钱屁股。” 郑板桥和他同时代的很多男人一样，是把男人的屁股当做一种美好的东西肆行享用的。说到底，用“玩弄”一词概括其行，也不是诬蔑。这，与眼下某些断臂之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郑板桥虽然赞赏“兄弟婚姻”、对“姐妹婚姻”毫无“研究”，但他对僧尼之爱表现出来的大宽容，还是闪烁着人性的光辉——“邑（潍县）之崇仁寺与大悲庵相对，有寺僧私尼，为地邻（附近百姓）觉，缚之官。郑见僧尼年齿相若，令其还俗，配为夫妇。有诗云：‘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波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年郑板桥。’” 郑板桥《判潍县僧尼还俗完婚》，写的是一则轰动潍县的风流故事。面对板桥之判，假道学说郑板桥不成体统，开明者称赞其人情通达，此事一时间流布山东，闹得沸沸扬扬。 范县郑板桥纪念馆，没有对郑板桥“男风”的纪念。 其实，为尊者避讳尊者自己本不避讳的东西，也不见得是对尊者的最好纪念。
尊者活在他自己的时空中，我们打扮历史，为尊者涂脂抹粉，也是对历史的漠视、对尊者的不尊。
再说，尊者的怪行，不见得都是堕落，说不定此中还闪着未来之光呢。 至少，断臂，是今天的我们已经懂得的、应当尊重的一种人性选择的自由了吧。
历史上，郑板桥在范县时曾与一名部下有“余桃之爱”，但为尊者避讳，范县郑板桥纪念馆没有对郑板桥“男风”的纪念，这种为尊者涂脂抹粉的做法，也许并不是对尊者的最好纪念。
口辅依然性亦温，差他吮笔墨花痕。
可怜三载浑无梦，今日舆前远近魂。
小印青田寸许长，抄书留得旧文章。
纵然面上三分似，岂有胸中百卷藏。
乍见心惊意便亲，高飞远鹤来依人。
楚王幽梦年年断，错把衣冠任旧臣。
清朝同性恋盛行，与“满族人嗜好同性恋”相关，亦与汉族世界昆剧乃至京剧的兴起，不无关联。“兔子”当了宰相，是说乾隆所宠爱的同性恋对象和；著名昆剧名伶王紫稼，“妖艳绝世，举国趋之若狂”，是天下男儿梦中情人，时人有诗云：“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很多官僚、士绅乃至大款，都在为他朝思暮想，都想把他包养起来，并以此作为社交场上炫耀的资本。
尊者活在他自己的时空中，我们打扮历史，为尊者涂脂抹粉，也是对历史的漠视、对尊者的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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