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用作品说话的女作家

——为《朱晓玲中篇小说选》序

 石 英

石英老师手稿

其实，在为《朱晓玲中篇小说选》作“序”之前，我就在不同的报刊、杂志中读到过朱晓玲的一些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感觉其作品，很有份量，叙述语言很有个性特色，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深感到这是一位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都相当丰厚的作家。此次为之作“序”，更加集中地细读了她的多个中篇，使上述感觉则更加清晰与强烈。

 

《中篇小说选》（下面同此）作者朱晓玲，正当盛年，是创作颇丰的资深作家。她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她除进行文学创作之外，还曾在多家杂志及海内外论坛担任过编辑、主任编辑、主编及文学奖评委等职。难怪当我最初阅读她的作品时，便感到她的文字相当老道、纯正。对人性、世事的洞悉，也相当深切入微。原来，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她具有不同寻常的生活阅历和文字砺炼，以至达到如此娴熟、可观的火候和成就。仅就她创作、发表的二、三百余万字的各类文学作品及她出版的《朱晓玲自选集》、《朱晓玲作品精选》等文学专集而言，正是这位素以坚实脚步、勤奋耕耘的女作家，无愧于大地的虔诚奉献。

 

《中篇小说选》中，收录了朱晓玲近几年创作并发表在全国各文学期刊杂志上的中篇小说：《抽调》、《村官余老黑的戏剧人生》、《瘫儿》、《太阳在窗外》、《生活如烟》、《东边日出西边雨》等八篇中篇小说及若干“附录”文。她的每一篇（部）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讲，体现了作者所秉持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有机相融的创作风格。首先我们必须谈到的是，作者忠实于现实生活，长于提炼生活素材的突出特点及人物个性。这使我想起了，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领域，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盛行。而在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渐势弱的今天，当我细读了朱晓玲的小说之后，不知怎么，我自然又想起了疏离已久的那个词儿——“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我深觉得，朱晓玲的小说与现实结缘很深。这倒不是说她的小说，是出于“现实主义”概念的引领，而是因为她钟情于现实生活（不论这些现实生活是如意的或是不尽如人意的）。而且对现实生活，有一种自觉地反映并进行形象地批判意识和责任。这也许是出于一个正直人的天性，加以作家职业对人性、社会不断地探求所致。总之，朱晓玲的小说所反映的生活，不仅充满作者本人的感情，同时，也使作为一个读者的我和我们，感到非常地亲近。用一般的说法是：读者被深深地打动了。而我阅读时的感觉确切地说，是被作家的笔力和艺术的魅力所引领，自觉不自觉地也参与了感受和评判。尤其是故事中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如《村官余老黑的戏剧人生》中的余老黑；《生活如烟》中的棉花；《抽调》中的梵等等。作者都能使认真阅读、并有一定人生阅历的读者，感觉到故事中的人物，都栩栩如生地就在眼前，就在自己身边。不论你对他们的看法如何，喜欢抑或不喜欢，作家笔下人物的颜容笑貌，行为举止，都是驱赶不走的。我以为，这既是作家的叙述功力使然，也是作品的魅力、也即“现实主义”文学（恕我借用此概念）的力量所在。

 

而且，最重要的是，作家朱晓玲在她的作品中，显然不是生硬地摆布她笔下人物命运，而是由人物命运，牵动着作家的笔墨行走。由这方面而言，西方哲人所说的“性格即命运”，不能不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我们对朱晓玲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物命运，切不可作简单的理解。其实，人的一生，成败如何，主观能动性固然是很重要，但是，命运的天平，也不全是由其主观能动性所左右得了的。有些时候，受客观形势、大的气候乃至其他客体“能动”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村官余老黑的戏剧人生》中的余老黑，无论是他的“上”还是“下”，以至末尾的“代理”，并非完全取决于余老黑自身的“努力”与否。余老黑的人生，正如作家之点题：“戏剧人生”。这是社会这个客体对余老黑个体生命挤压的结果。这种“客体”的强大挤压，是余老黑主观努力无法抗拒和改变的。因此说，余老黑的“戏剧人生”，是很切合现实实际，符合生活逻辑的。演艺界流行一句话，叫做：“戏如人生”，也并非是一个虚妄的概念。作家朱晓玲的不俗之点就在于：她不是以简单的、单线条的逻辑来处理她笔下的人物命运。而是将“主体”和“客体”、“社会环境”和“个人性情”、“必然”与“偶然”等因素，有机、辩证地加以融合、“编织”。这样站立起来的人物，自然就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而不是苍白、概念的工具。她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生活如烟》中的棉花，也是如此。棉花的走“下道”，或者说她的人生轨迹中的种种不端行为，也不仅仅由于她的主观性格使然。如果她不是在未成年时遭遇兽行父亲的强暴，她的人生道路，很可能就是另一番模样。而《抽调》中梵的命运，更不是掌握在她自己手中。尽管她主观上，很想做一个听话的、遵守秩序、努力工作的员工，而她赖以生存的社会、企业这个客体，却拚命地排挤她、把玩她。用她时她被奉为“花”，不用她时将她贬为“草”。面对不公的“客体”——社会，使努力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梵，心力憔悴、无所适从。所以说，所谓的“必然性”，也并不仅指人的“主观”使然，也包括“客观”作用力的“必然”。在这些方面，朱晓玲既忠实于现实生活，同时又很成功地提炼了生活素材为她所用。使之避免了故事的“碎片”化、“苍白”化、“工具”化。更丰满、更本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

 

另外，作者在小说人物塑造方面，也有着不同凡响之处。在她的笔下，对人物形象，可以说完全没有贴标签。没有以绝对的“好”与“坏”来区分、描写人物品类之弊。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也是值得称赞的。人们可能还记得，若干年前，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所谓“高大全”人物形象吧？虽然这种文化现象，后来被评论界及读者讽刺、批评，而逐渐淡薄。然而，其残迹，至今尚在以别的形式表现的现象。即，过去那个年代被否定，被压抑的反面形象，又在某些文学作品中，转身而为遍体生辉的完人。而朱晓玲的成熟之处，则在于：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她固然也带着感情，但这种感情是以人间正气、道义与邪恶为界线，而不是以狭隘的“好”“恶”为界定标准。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大都能使一切有良知的读者所认同。这种认同是广义的，具有较大包容性的，是符合社会良性发展的大趋势，是与比较普遍的那部分人的人性内涵相契合的。不仅仅是以上所举的余老黑和棉花，即使是《生活如烟》中的国庆和敏儿夫妇，也是如此。他们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通人。朱晓玲在他们身上，既没有表现出超出一般的崇高品质，也不是那种“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的顽劣主儿。但是，由这些人的身上，有时还能闪露出正常的普通人的纯朴心地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即使当国庆和那个叫棉花的女人“有染”的同时，他对自己的妻儿，也有些微心疼和怜惜。“不知是心疼还是病痛，在这个时候，国庆也流下了男儿不轻弹的泪”（《生活如烟》语）。而他的妻子敏儿，更表现出传统中国女性的忍耐与委曲求全也要保持家庭“完整”的复杂心态。她“自欺欺人地独自一人演着双簧戏。将心中那个痛苦的‘我’，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活如烟》语）。尽管她对丈夫已近于绝望，为治愈丈夫的性病，她却还是跛着腿，到处寻找偏方、秘方……作者这样“剖析”和“处置”她笔下的人物，以其剥茧抽丝般的描写方式，给予读者展现出令人信服的人生图象，及十分真实、细致的人物心理写照，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深刻理解和人文情怀。而这一切叙述和描写，又是作者在持之有度，绝不肤浅、直露的方式下从容进行的。如《生活如烟》的结尾，敏儿准备做的第二件事，“还在酝酿，筹划之中……”；《抽调》中的结尾：“翌日清晨，梵在去火车站的途中，路过邮局时，将一封头天晚上写给本市市长、也是她曾经的闺中好友叶果儿的信丢进了绿色邮筒。谁也不知梵在那封信中都写了些什么……”作者，在她的小说中，并没有给读者一个完满的结局。却聪明地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推想空间。无论何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适度的含蓄和蕴籍，从艺术审美角度而言，都是很有必要的。无疑，也是体现出作者对其作品谋篇布局的驾驭能力。

 

在《中篇小说选》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作者的小说语言。应该说，作为语言的艺术，小说语言，是首先予人直观的“脸面”。作为语言的“运载工具”的功率和精确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质量高低。其实，作者的思想意图与语言文字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西方有位哲人说：“语言即思维”。而且，他把没有说出来和没有写出来的东西，称之为：“内部语言。”我以为，这位哲人对“思维”与“语言”互为关系的诠释，是很有道理的。其实，不仅是理论性语言如此，文学性的语言，也不完全是例外。文学语言，实质上是作家在提炼生活记忆储存基础上进行的一门艺术。如朱晓玲的小说语言，是生活化的口语与经过精心筛选的书面语言的交互运用和巧妙、机智糅合而组成的。其由来，是作者在生活中长期而细心的观察、砺炼与博采其精华的应得收获。

朱晓玲在她的小说中，所表现的极富生活化的口语语言，往往在她设置的人物对话中，表现得更加鲜明，更加生动具体。在人物对话场景，丰富、生动、妙趣横生的生活化语言，朱晓玲几乎达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例如她的中篇小说《抽调》中的一段人物对话：“不知是腊月二十六还是腊月二十七，印刷厂通知梵去拿刊物。梵接过印刷厂的电话后，就对歪着身子、斜拿着《参考消息》报夹、正在有一搭无一搭地翻看的孟柏说：‘孟主任，印刷厂来电话说‘专号’印好了，要我们今天

去拉。’

 

‘去拉回呀，那有什么好说的。’ 孟柏头也没抬一下地说。

‘几千册杂志，你不派车，我一个人怎么拉得回呀。’

 

‘车子都派出去了。’

 

‘哪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呗。’孟柏调侃地说：‘你叫辆麻木去拉回不得了。’

 

‘几千册刊物，一辆麻木哪能装得下。’

 

‘你咋这死板呢，脑子灌水啦。一辆不够叫二辆二辆不够叫三辆嘛。又没谁限制你只能叫几辆麻木。’孟柏一脸不耐烦地说。

 

‘我看小胡的车子没出去哩，可不可以让他的车去拉回来。’梵以为孟柏不知道小胡的车在家，就提醒他说。

 

‘那是有安排的。你就别打小胡车子的主意了。再说了，小胡的车即使没有安排，也不可能让局长坐的轿车去拉那种玩意啊。’孟柏说，说完，放下翻看着的《参考消息》起身像是要走，结果又坐了下来。

 

‘……’梵张嘴正想说什么，小艾哼着小曲走了进来……”

 

在另一篇中篇小说《瘫儿》中，朱晓玲如是给读者设置了如下的人物对话：“这会儿，吉吉就端了一碗饭过来，挨着瘫儿坐下，边吃饭边问：哥，你在小镇上玩，住哪儿？

       

瘫儿答：住朋友家。

        吉吉问：他对你好么？

        瘫儿答：好。我们像亲兄弟一样。

        吉吉问：他和你一样么？

        瘫儿答：是的。同我一样，是个孤儿。

        吉吉低下头，有一会儿没做声。片刻又问：小镇好玩么？

         瘫儿答：当然好玩。

         吉吉又问：小镇上有电影院么？

         瘫儿答：有。

吉吉问：小镇上有火车么？

         瘫儿答：没有。

        吉吉问：小镇上的女子长得漂亮么？

         瘫儿说：才好看咧。

         吉吉问：小镇上的人是不是都对你好？

         瘫儿说：不是，就铁蛋对我好。

         吉吉问：铁蛋是谁？

         瘫儿说：和我一样，是个孤儿……

 

       ‘不，你不和他一样。你不是孤儿，你有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吉吉没等瘫儿的话讲完就打断，气得大声地说。”……朱晓玲就是这样，以可信的，极富生活化的语言，编织她的故事，用以表现她笔下的人物特征。另外，朱晓玲在口语与细节描写的融合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无疑提升了她作品本质的表现力和艺术的审美价值。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在朱晓玲小说中很多，我就不作一一例举。

 

而作者语言风格的另一特点是：不乏文雅和庄重。这一是看在什么场合，二是要看具体的用途。也即朱晓玲在什么样的场所用什么样的语言的用“度”上的把持和运用，是很见功力的。譬喻她在小说《抽调》中，这样写道：“末了，梵就在既感愤慨又感滑稽的情状之中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家后，径直走进书房，坐到写字台前，她的心情就平静了许多。她心平气和地搬出字典和辞海来翻。当她拿出字典和辞海时，又觉得自己今天的行为是有些颠三倒四的。她不知道自己希望在这两本工具书中找到些什么？她在翻看新华字典（这字典是早已作古的父亲给她买的）和辞海之前，在一张泛黄的稿纸上写了无数的“抽调抽调、退回退回”的字样。尤其是对“抽调”二字，她简直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是的，她今天倒要看看“抽调”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新华字典P57页对‘抽’的注释是：‘从事物中提出一个部分，抽签、抽调干部，抽空儿。’新华字典对‘抽调’二字并没作过多解释。而《辞海》里面对‘抽调’二字就更没个确切的说法了。《辞海》P668对‘抽’的注释是：①引出、吸。如：抽水；抽烟。②拨出。李白《宣川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诗：抽刀断水水更流……③提取、腾出、如抽空抽闲。④牵动、收缩。如抽筋。⑤抽打。《西厢百咏.小桃红》：‘雨点似棍抽，火急般追究，做媒的下场头’。抽丰、抽头、抽身、抽象、抽签、抽簪——就是没有‘抽调’一词的解释。当她看到‘抽簪’的注释时，就拿出词卡将‘抽簪’一词的注释记在了知识卡片上：‘抽簪’：谓弃官归隐。簪：贯发具，可以连冠于发，古时作官的人须束发整冠，故称归隐为‘抽簪’。”

 

记下这些，梵就有了‘归隐’的悲戚感。而且受伤的心灵多少得到了些许的安抚……但是，往往这些虚无飘渺的精神抚慰又维持不了多久，就会被现实生活的残酷击得粉碎……”

 

朱晓玲在另一部小说《东边日出西边雨》中这样写道：“……米家山依然没做声。但他的思想在激烈地活跃着。同时他回味着刚才在得月酒店的包间里，常副秘书长的那番居心叵测的话。常副秘书长说，‘这次虽然化险为夷，但你的案子还没了结。听说你们公司的小金库数额之大可是铁定的事实。中央三令五申不准企业私设小金库，你的胆子也是太大了。……夏检察长这次真是帮了你大忙。今天你能出来，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常副秘书长边说，边将一只最大的螃蟹夹放在米家山的盘中。顿了会，接着又说：‘昨天晚上这一下，对你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要想办法尽快消除这种负面效应，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常副秘书长继续指点迷津地说：‘比喻对中层干部进行一次全面调整；有针对性地内退一批要到不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声势要搞大一些，雷声要响一些。使人人都有危机感，人人都有压力。自己的饭碗快没啦，谁还有闲心关心你的鸡巴破事。还有，以后无论是贷款还是工程发包，要找绝对可靠可信的人。我看汪铎对你是真不错，听说他们公司承包你的‘卸花苑’工程款，至今还没全额到账，有这回事吗？’米家山端起酒杯，诚惶诚恐地说：‘惭愧惭愧。不过常秘书长您放心，从今往后我知道该怎么做。对你的恩情，我会涌泉相报的。这杯薄酒里面装满了我米家山对您的感激之情，我先喝了，您随意。’说完米家山一仰脖子，就将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常副秘书长端起酒杯连连说：‘慢喝慢喝嘛。喝急酒坏身子。’他很儒雅地呷了一小口就将酒杯放下，接着说：‘我可没说要你怎么去做哦。我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设宴为你压压惊。别无它意，别无它意。作为兄长和朋友，我还得提醒你几句哟：对女色不要太迷恋。一个男人成天沉醉于女色之中，既坏身体也坏大事。……’副秘书长的后一句话说得意味深长，说得米家山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如坐针毯……”等等。总之，朱晓玲在她的小说中，这些必要的提炼和点评，总是表现得恰到好处。而且她的“点评”，往往话语不多，却达到了警示与升华文本本质的目的。达到亦谐亦庄，匀调相宜之境。这同样是一种辩证的平衡，而不是片面与偏颇。显而易见，这是显示作家语言功力及对故事情节的适度掌控能力的具体体现。

 

朱晓玲作品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就是俚俗与文气共存，并且表现得恰到火候。这也是很难把握的一个尺度，而朱晓玲把握得很好。

 

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朱晓玲的小说就是尽善尽美，一无不足了。但，这只是从更高的要求而言。一个有出息，有志向，不甘于就地踏步的作家和艺术家永远不会满足，永远会向自己提出进一步的努力目标。记得已故著名导演谢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电影永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这说明，真正的大艺术家，对自己永远是苛刻要求的。没有满足的时候。其实，何止是电影，任何门类的艺术，都是如此。我在为《朱晓玲中篇小说选》写序的同时，就在想：朱晓玲在有些地方写得更好，还是有余地的。如在结构上更为严谨更加匀称；在主要人物和其他人物之间的照应、配当方面更为疏朗有致一些；在语言文字上，更冼炼、练达一些等等。这些，都可能是一种苛求。但“艺海无止境”，总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然而，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实践方能达到。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强力致之的。

 

在我的印象中，朱晓玲是一位稳健努力，不尚炫哗，却是很有潜质、功力的女作家。也可能是价值观，审美观相近使然，我很赞赏她这种做人为文的风格：不懈努力，不事张扬，让作品说话，前途一定是美好的！

 

2014年4月10日

 

 

石英：著名诗人、作家；《人民日报社》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国家特殊贡献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