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大学精神？它不体现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先进设备上，而是积淀在有良知、有睿智卓识、有独立意识、不畏强权、甘于寂寞、勇于献身的专家学者的心灵深处。它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持久不衰的。我所叙述的几位教授轶事，只不过是挂一漏万。

    何善周教授是闻一多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的助教。他在古文献领域内造诣深厚。在给学生上古汉语课程时，有时一两个字，他可以解读好几堂课。尤其对《庄子》的研究，在国内有一定影响。他曾经给我们讲过当年闻一多先生铮铮铁骨的轶事。1980年夏天，当时我还是一个助教。因为要写一本关于文体学方面的书，就专程去何先生家拜访。那时他住和平一舍东西向不到20平方米的偏房。那天下午，刚好下完雷雨，他夫人王玉清女士，正在用两个脸盆接屋里的漏水。他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就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说这个课题的研究十分重要，我以前就做了这方面的大量卡片，可惜文革期间全都遗失了，如果在的话，我会全部赠送给你，作为你研究的参考。只有从小地方开始认认真真做学问，才能在研究成果中表现出你的独到之处和深厚功底。要把西方先进的文体理论，同中国的文体实际结合起来。因为中国从封建社会到今天，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的文体研究缺乏思辨性和理论色彩。中国的文体很复杂，有许多甚至还没有人搞。他还详细介绍了自己搞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经历。回家以后，我把何先生的讲话做了详细的卡片。后来我出版了《文体学》专著，在后记里我依据卡片复原了何先生对我的谆谆教导。他的思想方法，一直影响到我之后所做的各种研究实践之中。

    孙晓野教授是一位蜚声国内外的语言学家。1947年起历任吉林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他撰写的《汉语词汇》，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房里。我在文革期间念本科的时候，他还没有得到解放。当时中文系的领导派孙先生来学生的宣传组帮助出版《战地黄花》的油印期刊。他负责刻写蜡纸，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字体隽永秀美、赏心悦目。他的教学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之后的青年教师教学班里给我们上古汉语课程，一次在黑板上写了一段古文，要求使用工具书进行训诂。我看到孙先生正好经过我身旁，心想活字典过来了还用自己查吗，问问孙先生就行。他听了我的问题后说，这个问题你能否在辞书中查到答案，我说能。他就说，能够从工具书中查到的知识，就不应该问老师。这么多年来，我就是用孙先生的方法来要求和指导学生自学的。你问他问题，他就像是一个小学生，回答十分谨慎。只有经历了学术研究的险途，才能够真正体会专业领域的浩瀚和深不可测，任何一个研究者所做的工作都是十分有限的。在文革中，由于受到某种政治高压，孙先生在语言是否具有阶级性问题上，在学报上发表过不妥当的文章。这是一种历史的无奈。他去世以后，出版了好几本他在世时多年辛勤耕耘的学术著作。他的学术影响可谓空谷传响、回音不绝。可见，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任何干扰和杂音，都会使学术研究走向歧途。

    苏兴教授是国内研究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名专家，曾经担任过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1973年，吉林省教委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全省大专院校青年教师进修班。苏兴教授给我们中文专业的年轻老师上古代文学课程。当时郭沫若先生依据国家领导人的某些言论，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其中明显地具有扬李抑杜的倾向。苏先生愤愤不平，认为学术研究要尊重文学历史事实，杜甫的文学成就并不亚于李白，自己撰写了详尽的讲义，在课堂上给我们进行细致讲解，与郭沫若的观点针锋相对。文革时期，写论文都得引用经典领袖的言论，然后才是作者对这些观点的阐发，不然的话就无法发表。因此文革时期的论文几乎都是“代圣立言”的东西，很难有作者自己的主体意识。据说苏先生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于是从不同报刊上剪接了若干片段文字组合成一篇论文，使用“文超”（意为“文抄”）笔名，投送到刊物上去发表。苏先生生活简朴，脊梁挺得直，没有丝毫媚骨，他传递的才是学术界的真正心声，其光芒会延续后世，益于后人。

    李葆瑞教授是一个语言学家。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文革期间在师大的后湾子教学基地教学，来本部中文系时间有限，我和他接触不多。但是一件小事，让我深切感受到李先生的学风严谨、和蔼可亲、平等待人，对年青老师的尊重。也是由于自己要写一本关于文体研究的书，因为文体学与语言学关系密切，所以我就专程去拜访了李先生。那是1987年秋天的事。我说明了来意，并把我编写的《文章体裁辞典》敬献给他。他看了我的书十分高兴。说文体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前途的课题。它在语言学中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文体研究必须以对具体文体样式的研究为基础，这样文体的宏观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在一个学科领域里要超越前人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付出艰苦的劳动。之后大约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有个学生给我拿来了一本李先生撰写出版的《应用音韵学》，扉页上书写者李先生的题词：“金振邦同志指正  一九八八年十月三日”。我当时十分感动，名望很高的李先生居然把自己的学术著作赠送给一个年轻教师，当时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没有想到不久就传来了李先生的噩耗，我觉得十分震惊，李先生在病重期间，仍然没有忘记要给自己赠书的年青老师，回赠一本自己的著作。我当时就有一种深深歉疚的感觉。本来想登门拜谢李先生的愿望，看来是永远无法实现了。

    吴伯威教授是个文章学家。1937年夏在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早年担任中文系“文选教研室”主任。他领衔编写的《文章选讲》，在国内文章学界影响较大。曾经担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他治学严谨、为人谦和、诚实待人，文字功底深厚，对后学勤勉提携。他对经典名篇的分析和解读，精深透彻，可以说无人望其项背。他批评我写的文章字句冗长、拖沓，告诫我一定要写短句，多使用句号。我至今牢记心间，时时告诫我的学生。他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到了晚年，学习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得了前列腺癌之后，晚间常常不能连续睡眠，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可是在白天，还天天看书。《应用写作》杂志创办10周年，请他题字，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他的祝愿。当时拍照时，仍然笑容满面。书桌上摆放着特意请孩子买来的一大摞《资治通鉴》，书中留下了他的勾勾画画。他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们的心间。

    我认为，一个大学的学术发展和人才辈出，主要靠的不是金钱和硬件，而是杰出教授的严谨学风和学术精神，这才是大学的灵魂和支柱。这种历史的积淀靠一代代优秀的专家学者的耕耘和努力。一个大学在国际上的学术竞争力，常常取决于一个宽松、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空间。

                                                      2009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