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沙叶新37岁，身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正当年富力强。粉碎四人帮后，他接连创作了两部剧作，《陈毅市长》和《假如我是真的》。按沙叶新自己的话说，《陈毅市长》表现“党的干部应该怎样”；《假如我是真的》表现“党的干部不应该怎样”。前者确立了他的剧作家地位；后者被认为“揭露社会疮疤”，引发了一场争鸣和停演风波。
之后，沙叶新做过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界名流，也遭遇过“清污”处理。现在，他的主打身份是独立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写作关于政治文明的系列文章。
简要回顾沙叶新老师30年间的创作变迁，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在中国，政治和戏剧的关系。其实，也是所有的事情和政治的关系，比如经济，比如奥运火炬传递。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始终没变，就是意识形态制度。这是某种“政教合一”式的意识形态体制，特点是不允许异见，将一切泛政治化。政治的归政治，不是政治的也要归政治。
同样是上海的剧目，同样是传达民情、代言民意的创作，1978年的《于无声处》中了政治头彩，仅仅一年之后，《假如我是真的》被要求停演。两个戏都受到中央一级领导的直接关注。幸否？
《于无声处》因为处在一次最重要的权力交接当口，直接成为意识形态武器；一年之差，事过境迁，权力更替已经完成，大局已定，《假如我是真的》注定要做意识形态牺牲品。翻手为云，拂手为雨。在中国，戏剧的归不了戏剧。
1979年，《假如我是真的》中，骗子李小璋在法庭上说：“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高干子弟），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
1981年，《假如我是真的》遭到禁演，原因是这个戏“给共产党抹黑”。多年之后，沙叶新依然激情满怀：“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2001年，沙叶新参加一个“红土地采风团”去江西老区访问，在赣州，一群失业后摆书摊的摊主向他反映税负，一个人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沙叶新老师大为震惊。2006年，他写出两万多字的《“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89年，沙叶新编剧、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受到德国世界戏剧节的邀请，准备7月1日在汉堡塔利亚剧院演出。因为六月的变故，中方阻止了演出。中方所有成员没能成行。
“7月1号，汉堡的塔利亚剧院居然照常演出了《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但这是一场极不寻常的演出。舞台上搭好了上海人艺早就运去的布景，天幕上播放着上海人艺的演出录像，塔利亚剧院的两个演员站在舞台两边，用德语配合录像朗诵此剧的全部剧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过与沙叶新老师相同的经历，也是参加世界戏剧节，也是在德国。1996年，德国慕尼黑的戏剧制作人汉历经几年的筹备，准备在慕尼黑举行一次中国主题的戏剧节，参演的有实验话剧院的《浮士德》、山东省京剧团的京剧等一批中国剧目。我的作品《医院》也在其中。所有戏剧的舞美道具都提前运去。那将是中国当代戏剧在欧洲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亮相。
戏剧节临近，因为德国某组织安排一位中国在海外持不同政见人士在戏剧节期间谈话，中国文化部要求戏剧节取消，但是戏剧节根本无法取消这个谈话。结果，中方决定所有剧团都不去参加。我的剧组因为之前要在德国参加另外一个戏剧节的演出，所以提前出镜。我们和慕尼黑的汉先生一个航班，他手里拎着一个皮箱，里面全是机票，满脸无奈。
沙叶新老师说过：“政治考量的是权、利、谋，艺术遵循的是真、善、美。政治是多变的，艺术是永恒的。政治是血污的，艺术是清洁的。政治是不讲诚信的，艺术是恪守真实的。”
30年过去，在中国，不光戏剧的归不了戏剧，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经济的归不了经济，奥运的归不了奥运。
亚当•斯密曾说过：“把商业与政治分开，奠定了自由经济的基础。”其实戏剧何尝不是？
对于沙叶新这种深具知识分子的情怀、关注现实的立场和干预生活的激情的人，只要他的宗旨未变，结果只能离开戏剧，选择别的体裁。
沙叶新始终认为，对于一个戏剧作家来说，社会责任和艺术使命是连在一起的，不可分离。所以，沙叶新始终是痛苦的。他的痛苦是知识分子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是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的原因是面对现实，不能说真话，只能说假话。
沙叶新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身为功成名就的剧作家，这几年，他却这样评价自己：“我现在可以说，我比较像一个知识分子了。啊，能说这句话，能给自己这样一个应该是很平常很平常的评价，是多么多么不容易呀!”
沙叶新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可以说，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开始，不管是他的戏剧剧本，还是他的政治文明系列文章，他的所有作品后面都贯穿着一种思考：“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劫难？”
无论对于沙叶新，还是对于中国，这都是一种终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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