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检排了好多人。我前面的西装男士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让我担心他是个恐怖分子。突然，他对隔壁通道的电脑显示的扫描图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刻变换体位，双手背在腰后，上身微倾，拿了个视察的姿势，饶有兴味地观看起来。我一边催促他向前走，一边放心，这不是恐怖分子，是个中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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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了机场所有的商店卖书的角落。把没眼力价儿挡在iLOOK上边的杂志拨拉开。这是每次从机场出发时必做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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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楼下的登机大厅，从来就不像是机场，更像一个长途汽车站。登机口一个紧挨一个，人们排起长队。一向听习惯了的、响彻全机场的那个说中国话带外国口音、说外国话带中国口音的女中音，传不到这里。工作人员都拿着导游喊话的喇叭，通知登机。确切地说，是登车。在这层候机，都得乘坐那种开往停机坪的大巴。这就是从北京出发而竟敢不购买“国航”机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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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懒在椅子上，等着最后登车。旁边坐了两位僧人。老和尚安静地看报纸，小和尚风卷残云般地咀嚼着在机场商店里购买的昂贵的饼干和巧克力。小和尚第三次捧着零食从商店出来后，老和尚带着他登机了。
附近的两位男士和一位女士立刻开始议论：“那两和尚真他妈有钱。”“是啊，一水儿‘新秀丽’的箱子。”
“那算什么？老和尚戴‘劳力士’的表！”“看那小和尚，这么一会儿工夫吃了几百块钱零食！”“估计得坐头等舱。”“这年头，和尚没和尚样儿。”“整个两大款。”
精神领域的工作者，从来不一定是穷人啊。既然你不指望一个神父是穷人，更不指望一个党委书记是穷人，为什么偏偏和尚得是穷和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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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不长了，我走过去，马上要验登机牌了。偏偏有三位男士很优越地走过来，说是有“上航”最牛逼的积分卡，有权先登机。哥们儿，外面是大巴！先出去也是挤在车上冻着。我无奈微笑，让他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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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还是泊在停机坪上，通道都让“东航”占领了。回去得跟助理说，别订“上航”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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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吃饭，我从来无法赢得服务员的重视。我衣着随便，点菜不会精打细算，既不会价钱的精明，也不在意营养的搭配，也不会做懂行挑剔的“刁客”，更不会讲上海话。通常点菜和催菜，都是由我的上海同事晓洁代劳。今天偏偏她是带病工作，有气无力。我们为了节约午饭时间，只点了两个简单的菜，却等了一个半小时。上海的服务制度还是比北京完善，华山路上的这家餐厅，点菜单上记录着客人点菜的时间，真好，让我最终忍不住发怒咆哮的时候，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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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来潮地给一位老同学打电话。他也是北京人。前两次出差上海，都在上海巧遇他，他也是出短差。而且前两次也都是一闪念：“不会他也来上海吧？”，然后打电话试试。
这次再试试？结果他拿起电话直接就说：“别告诉我，你现在也在上海啊！”
好。晚上酒吧见。这已经是半年内的第三次。我简直可以宣布，我在上海有这么一个朋友。人有时候得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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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电话叮嘱助理，回程一定给我订“国航”的啊！如愿以偿，半夜到北京应该不必在停机坪上挨冻了。下午完事早，提早到了虹桥机场，顺利地改票，提前一个航班。运气挺好，虽然不是“东航”飞机，竟然也安排了有登机通道的门。
到了登机门，安然坐下，就听到广播：“前往北京的乘客请注意，我们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CA1522次航班，登机口从B12改到A12。”
这意味着，我得从虹桥机场的一端的尽头，走到另一端的尽头。
到了A12。啊哈，又是长途汽车站，又是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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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时候老在一件事情上走背字儿，就会产生一种“翻盘”、“转运”的小市民心理，以至于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的兴奋
------ 这趟出差，终于可以走一次登机通道了！
又停在停机坪上。空姐礼貌地回答愤懑的我：“适合波音777的登机口很有限，估计这会儿正好占满了。”旁边的乘客都觉得我的质问，简直莫名其妙、少见多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