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所谓的“艾滋女闫德利事件”，现在，总算是尘埃落定了。公安部门说：河北女子闫德利，是被她的前男友杨某诽谤和陷害了。

    其实，就在“闫德利事件爆发”的同时，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不止这一起的“恶意传播”。某地亦有一男子，因女友与他分手，就以“自己资助过一名贫困女孩上大学、后来这个女孩人间蒸发”为名，大肆发帖，求大家帮忙寻找这个“忘恩负义”的女朋友，而无数的人也积极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人肉搜索”。最后的结果是：该女子所有隐私均被曝光，男子不仅找到了她，而且还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案发后，许多人都后悔不迭，方知自己乃是在“热心维护正义”的名义下，不经意地当了帮凶！

    网络上的舆论，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讲，它可以加强公众对权力的监督，至少帮助我们曝光更多的周老虎、周久耕，救助更多的孙志刚、孙中界，但从坏的方面说，它经常性的真假辨别失灵以及语言暴力，又会伤及大量无辜。难怪，这次又有人重提“网络实名制”，或者，呼吁行政部门加强对网络的管控。我承认这些想法的初衷，都是不坏的，可是也必须注意到，过严的网络管制，或许能抑制人们“乱说话”，但也极可能阻碍真话的表达，扼杀了互联网最重要的自由性。其实，要想解决“网络胡言”以及“侵权”等问题，归根结底，一、还是要依靠法律；二、要靠舆论之间的相互制衡；三、仰仗长期的社会“理性”文化精神的习养。

    这一次，造谣者杨某的落网，亦说明了公权力若及时介入，对于恢复闫德利的名誉、消除此事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起着关键的作用（当然，诽谤属于自诉案，杨某被捕的更大原因，是缘于他在网上传播淫秽内容）；同时，理智也时刻提醒着我们：网络信息尽管速度快，可信度并不高，既因为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得第三方的证实，也因为议题的发布和讨论，极容易停留在问题的表象上，缺乏更深层次的解释和分析，所以这方面，我们依然需更加职业化、也具备法律授权的主流媒体，来充当社会组织的调停角色，及时出面，进行信息的筛选与纠偏，不过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大多由于长期受到管制，已经越来越缺乏独立、独家、独到的新闻精神，我这次看到，有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在“闫德利事件”发生之后，就迅速登出文章，说自己的记者已经采访到了闫德利，而这个“闫德利”，还信誓旦旦地向记者证明了很多细节，这更让我们相信，此事绝非虚言。但事实上呢？我看这位记者大人，很可能压根儿就没见到过闫德利本人，所谓“采访”，至多是在网上用QQ的方式交流，连对方的真实性别都未做甄别——如果按照公安部门的说法，陷害闫德利的，只有她前男友杨某一人，那么当面质证，被采访人是男是女一目了然；当然，最糟糕的情况是，这个采访纯粹就是记者凭空杜撰出来的，否则，为什么记者在文章中，只字不提，自己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采访到闫德利的呢？

    但也正是这篇文章，成了“闫德利事件”中，在网络上转载率最高的内容。它乃是以主流媒体的信用，为这场荒诞闹剧做了担保和背书，但这家媒体和记者，竟然在事后没有受到任何责罚。那么请问，它算不算涉嫌造谣诽谤呢？

    从本质上讲，人的自由表达和诉求的权利，如果长期受到制度性的压抑和制约，那就很容易向“偷窥”和“话语施暴”倾斜。马克斯－韦伯所主张的“社会群体间通过善意的辩论”而形成的“理性沟通”，也会因为缺乏合法的公共舆论平台，而沦落为非理性的集体谩骂和人格侮辱。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我们对法律尊重的前提，即是对每个人个体权利（包括隐私权）的尊重；因为法律的尊严，实质上就是建立在“维护个体尊严”的基础上，所有的惩罚性手段，不过都是从“未病”到“病入膏肓”、最后的选择而已！

    所以，也可以肯定地说：在有关“闫德利”的各类谣言快速蔓延的背后，是我们国人过分依赖“集体判断”、而忽略“个人辨析”的一种现实状态。可悲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过分放大了“集体主义”而弱化“个性的理性主张”（狂热的民族主义、PARTY文化皆由此生发），但愿闫德利以她一个女孩子名誉受损的代价，给我们敲响这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