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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媒鼎盛时期的探索空间

(2018-08-21 20:06:00)
分类: 传媒随笔

                                                                  文/ 阿忆

媒介实践的探索空间与媒介市场的盛衰成正比,市场小,探索空间便小,市场大,探索空间便大。回头算起来,中国电视广播的鼎盛时期很短,从1994年央视新闻改革明显见效到2009年数字媒介大范围崛起,其间只有15年时间,然而这短短的15年,却给形形色色的节目探索留下了巨大空间。而我,恰好这段时间跻身于电视广播前沿,幸运地完成了一系列试验。

 

摒弃前辈和同伴的撰稿习惯

 

我是从为央视做撰稿人开始节目制作生涯的。1995年,我为央视撰写了《三一八科技特别节目》和《创新——民族进步的灵魂》,前者是晚会台词,后者是专题片。初入这个陌生行当,却直接做了独立撰稿人,我必须用非常短的时间,恶补到位。第2年,我出任《香港百年》总撰稿,这个临时栏目夹在《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之间,每天155秒,从199671日开始,倒计时,一直播到199771日。在这个总长700分钟的节目里,我尝试着摒弃前辈和同行们的许多习惯,开始自己的奋力探索。

那时大多数电视撰稿词大致有五个特征:一、由于多数节目组不聘撰稿人,节目词由编导自己写,他们是视听编辑的能手,却在语言功底上明确欠缺,所以行文粗陋平庸,甚至病句丛生;二、由于文字被当做视听元素的仆人,极少数撰稿人又是众编导的仆人,所以节目结构和意思表达全由编导定夺,撰稿人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起到极微弱的辅助作用;三、视角过于宏大,用语贫乏空洞,严重轻视细致、独特、实在的信息;四、记述历史时习惯于意识形态化。五、就事论事,格局小,不擅于吸引大众围观。

在撰写《香港百年》时,我不顾同事规劝,开始初步试水。

我力求旁白做到严格的声画对位。另外我认为,撰稿词不够精致,“的”和“了”的不当使用起了很坏的作用,必须精准删除这些可有可无的赘字,形成节奏和韵律,再通过适度的文采营造出独特韵味。由于我是核心创作人,凡事可以与编导商议,为撰稿工作争取更大的施展空间。我可以提议结构方式,尽可能杜绝泛泛的宏观叙事习惯,转而在不为人知的细微处下功夫。在叙事时,我刻意放弃了司空见惯的政治词汇,一律改用客观的历史称谓,别人说“国民党部队”,我说“国民革命军”。

在这个问题上我曾引起轩然大波。有一集提及九一八事变,我的用词是“驻华日军”,央视接到无数质疑电话,问为什么把“侵华日军”说成“驻华日军”。我据理力争,申明那股日军是依条约受邀驻扎沈阳,并非日后的侵略军。在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港澳办文化司多家权威机构的肯定后,央视通报质疑者,说阿忆无过错,史实如此。

至于打开格局问题,我是到了凤凰卫视,为北大100年校庆和清华90年校庆做专题片时,才付诸实施的。

1998年,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王纪言教授告诉我,他和北大亚非研究所毕业的一位硕士谈妥,使用他拍摄的2000分钟素材,由我撰写16集《北大缤纷一百年》,在凤凰播出,那位硕士自编一版,在北京电视台播放。这之前,所有学校专题片都像是各自的饭票,在校内可以流通,但一出校门便毫无用途。我接受任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北大100年发展分成16个阶段,与整个国家演进的100年对应结合,把校园故事提升为民族史的一部分。不过,背景要大,着眼点却要小。我看了一下那位硕士组织的台本,第1集是五四运动,其中充满令人生厌的常见政治词汇和虚妄的热血激情。我决定抛弃这种路数,把第1集设计为《老园子的变迁》,温情和惆怅并存。后来,北京电视台那版没有任何反响,凤凰卫视这版被传颂了很久,直至被更好的《水木清华九十年》覆盖。

两部校史专题片最大的特点是,突破校园围墙,放大格局,与民族演进的大历史相融合。后来其他学校的百年专题片,凡采用这种架构方式,都会有一些回声,凡无视这个经验,只低头描绘某所学校津津乐道的小故事,一概没有反响。

 

把刻板乏味的财经人物做成活人

 

央视新闻改革,使许多来自电视系统之外的人,迅速成名。自崔永元和《实话实说》产生巨大影响之后,各电视台制片人开始满世界寻找长相和发音都不标准的男主持,请他们主持一哄而起的群访节目。

1999年,北京电视台制片人周星找到我,力邀我一起创办《谁在说》栏目并担任主持人。那时,我已经有过2次出镜经历,第1次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我和张越为凤凰卫视60小时直播主持一个版块《妙语论尽港督》,第2次是建国50周年,我和陈鲁豫为凤凰卫视主持30集专题片《中国记录大回放》,并在庆典当天主持直播。周星相中我,恰是因为看到这些节目,她需要一个知识丰富却不知主持套路的人。不过这些节目都因为我是总撰稿,由于一时找不来合适的男主持,只好由我代劳,对于一个没有丝毫表演幻想也没有任何表演天分的人,这已是勉为其难。周星用了一个下午劝说引诱我,我实在磨不过,便答应了她。为能随时脱身,我让凤凰卫视编导兼摄像张绍刚和我轮流主持,可最后的结果是,很有主持欲望和表演天分的张绍刚出局了,只剩下我独自主持这档节目。

这是我主持的第一档固定栏目。我完全不知道群访节目的基本理论,仅凭对节目制作的臆想,居然提出不做任何预备,不参加策划会和录前会,不提前了解嘉宾,不化妆。周星并不赞同我这些做法,但又拿我没办法,我就这样开始了不大情愿的主持生涯。

现在回想起来,这节目最开始的形态,无非是个小《实话实说》,每期围绕一个热门话题,请多位嘉宾和现场观众各抒己见。但我一无丰富的主持经验,二不了解嘉宾,对调控发言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对多机拍摄,我全无自信,不知道哪架摄像机在抓拍我,又生怕行走时遮挡住某个镜头,我甚至失去了站着讲话的能力。所以我至今仍不明白,我最初3个月的表现,怎么会让节目组决定留我而不留张绍刚。

4个月,我们做了一些重大调整,首先每期嘉宾只请1个人,其次所有嘉宾全部是财经风云人物,再次我可以从始至终坐着说话,连迎接嘉宾上场也不用起身。不久后,有些观众来信问,阿忆是不是下肢瘫痪。

那时候,我开始接受服装设计,接受化妆和吹发,但依然错误地坚持不参加录前会,不提前了解嘉宾,想把每次采访录像变成真正的初次接触。正因为录前不做准备,我必须设计好一套固定版块,用它在录制现场应对不同的陌生嘉宾。我的第1个版块是《最近的辉煌》,这是邀请嘉宾的新闻由头,是观众最为关注的话题。第2个版块是《第一桶金》,这是嘉宾从小商人变成经济巨鳄的转折点,肯定是观众最感兴趣的内容。第3个版块是《你有怎样的童年》,这是嘉宾之所以成为财经风云人物的动因,也是励志部分。因为这个设计,我们一下子摆脱了过去那种给财经人物帖数字标签和对财经事务进行枯燥记述的习惯,变成了创业心得和人生经验的分享。又因为演播室带有现场观众,我必须及时发现笑点,让大家不断笑起来,这无形中助长了财经嘉宾的热情,激发了他们的诙谐潜质。

我们很快意识到,《谁在说》已经成为第一档财经人物访谈节目,我们正在彻底改变财经人物过去的媒介形象。此前,荧屏上的财经人物没有活生生的人,全部是平面乏味的形象和一组组财经数字。我们节目迅速拓展到63家电视台联播。张朝阳接受采访后,觉得非常意外和欢快,他竟误判我会直追崔永元,随后投下600万冠名费。

《谁在说》问世7个月后,央视推出《对话》栏目,从此越来越多的财经人物节目出现在荧屏上。

 

让沉寂的历史焕发生命力

 

2001年,凤凰卫视制片人樊庆元找到我,邀请我和新调任凤凰卫视助理台长的刘春一同创办《鲁豫有约》,我来担任总策划兼总撰稿。

那时的《鲁豫有约》和后来的《鲁豫有约》不是一回事,当年是在实景中录制的专访节目,绝大多数嘉宾是那些完全失去了话语权的政治浮沉人物。

所以,当年它不是明星访谈,是历史节目。

我首先联系好清华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请他做第一期嘉宾,但在录像前夜,蒯大富出于种种考虑,谨慎放弃了这次说话机会。时间太紧迫,我们不得不紧急求助毛阿敏,请她第2天一大早就在约定地点接受采访,我们明确告诉她,访谈由头和核心是她为什么会第2次漏税,毛阿敏竟然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于是《鲁豫有约》从一开始便多出了一个选题系列,即,那些爆出负面新闻的演艺明星也可以来做嘉宾。总之,当年这个节目,没有需要讴歌的正面形象。

历史节目,最困难的是,克服冗长和沉闷。刘春提议,在陈鲁豫的采访段落间,不断插入由我撰写的小片子。起初,樊庆元和陈鲁豫并不喜欢这个设计,认为它打乱了专访的完整性。我觉得可以尝试,它可以调整节奏,避免收看疲劳,也可以把嘉宾冗长而不清晰的解释用简洁明晰的旁白进行综述,快速推进流程化的历史信息。最终,大家接受了这种方式,而且其他专访节目分分复制了这种叙述模式。

大家无法复制的是,我们所有的嘉宾和话题,只有我们具备采访他们的可能性。2004年,陈鲁豫力主将历史人物专访改为演播室带300观众的明星访谈,我便告别了这个节目,我觉得它的惟一性没有了。

那时候,我已告别了同时在湖北卫视主持的《往事》栏目,那也是一个历史节目,与《鲁豫有约》不同的是,它是通过小人物反映大历史。在决定离职的时候,我建议制作12期《往事中国》,作为留给节目组的纪念。我以大致8年为一个段落,每个段落选出1位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集合起来展示20世纪中国的100年。我们总是选择新材料,触及人所不知的隐情,因此这个系列与历史教科书有着极大差异,不仅信息更丰富,而且常常令人惊愕。其中,袁铃编导的《铁血丹心张自忠》,最令人震惊动容。

2006年,我领衔创办并主持《翻阅日历》栏目,每天20分钟,讲述当天这个日子曾经发生过的4个历史故事。我们讲的是历史,制作手法却是新闻模式。我们设置了3个采访小分队,要讲哪个故事,必须去故事发生地寻找故事主角或相关人进行采访拍摄。小分队采集回来的信息,常常让我们大吃一惊,感叹如果不是这么做节目,根本不可能知道历史真相和结局。

12日,是陈中伟院士在1963年成功完成世上第一例断手再植的日子,为了讲述这个神话,我们派摄制小分队远赴上海,去采访陈院士。我们惊讶获悉,陈院士已在2年前意外惨死。老院士把钥匙忘在了家里,他从楼道窗户翻出去,想贴着外墙走,再跳进自己家的窗户,不慎坠楼身亡。我们唏嘘不已,慨叹社会是不是忽略了老院士的困难,让他这么大年纪不得不跳窗回家。

《翻阅日历》以北京电视台为主阵地,在24家电视台联播,但因为是历史节目,无论做得多么投入,它的收视率无法令多方满意。所以必须感谢电视鼎盛时期,在那个经费充足的时代,一切尝试皆有可能,哪怕它最终败下阵来。

 

第一批注重收视规律的制作人

 

2002年,我加盟北京久和成影视机构,担任总策划。

那一年,各电视台开始严厉实施收视统计政策,处于收视排名末尾的节目,或直接淘汰,或警告后整改。我们的任务是,陆续从电视台接收一些常年零收视的节目,和节目组原本人马合作,对节目进行大改版,以获得基本收视。我们必须交给电视台一笔昂贵的占频费,然后投资做节目,再通过发行和广告活下去。

我们接收的第1个节目,是北京电视台的《夫妻剧场》,我们分析了一下其收视不理想的原因。一是没有充足经费,无法邀请最优秀的主持人,因为主持费只有500元,连固定一位普通主持人都不可能,主持人三天两头更换。我们笃信大投入注定会有大产出,所以我去找英达,以天价报酬,邀请他来做长期主持。英达不负众望,以其天赋幽默把一期期节目变成欢笑场,以其敏锐的思维和高层次的婚恋哲理把一场场节目变成了自助丛书。二是嘉宾夫妻均为普通百姓,没有足够的收视引力,我们决定,改版后的夫妻嘉宾,其中至少有1位是明星,但必须褪去他们的耀眼光环,用他们的婚恋教训和经验去实现社教功能。当时,央视的朋友告诫我,没有几个明星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婚恋,你这样改版,坚持不了3个月。而我的对策是,首先攻破顶级明星,尽管非常艰难,但他们一旦现身做出示范,并拉起收视,不愁其他明星不来,等到明星资源穷尽了,就请一般演员来,他们毕竟容貌喜人,受过台词训练,吸引人的程度肯定高于普通夫妻。事实上,这档明星婚恋节目持续了11年,平均收视一直高居第2位。

2004年,我们从北京电视台接收了第2个节目《智慧接触》,这是一个科技节目。我提议,在绝大多数读书节目因为收视长期低迷而同时下马的当儿,我们逆风飞扬,把这个节目改版为高收视的读书节目,我自己来主持。

我的第1个举措,是改掉“智慧”这个词,降低不切实际的自我定位。制片人曹征列出数十个新词,供大家斟酌挑选,我决定采用“非常”这个词。经北京电视台批准,《智慧接触》改为《非常接触》,不过他们对改办读书节目忧心忡忡。于是我的第2个举措是,邀请60位文化人,让他们研讨我的改版方案。我事先告诉老板,如果绝大多数与会者赞赏方案,我们必须慎重,要重新制订新方案,如果他们全都反对,那就立即上马,胜券在握。那个时候,文化人完全没有市场意识,凡是他们参与的节目,统统居于收视排行末尾,而他们反感的,常常是一条生路。果然,57人反对,只有3位年轻人表示认可。我们立即录制样片,请刘震云谈他的新小说《手机》,结果收视排名一下跃为第7位,从此摆脱了垫底局面。我的第3个举措是,寻找一位诵读不标准化的女播音员做我的主持搭档,为丑丑的我吸引更多的底层受众,于是我们从北京银汉公司找到了韩晓艳。

此外我决定:所有嘉宾必须是明星,以稳定收视,如果嘉宾是观众不大熟悉的刘震云,那冯小刚必须来当配角;因为是现场带观众的中型访谈节目,我们力求从头笑到尾,不能因为读书是文化活动而减损它的娱乐气氛;所有编导,必须严格遵守新节目的版块设计,尽管少数优秀编导会因此受到局限,但大多数平庸编导却会大幅提升;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其他读书节目失败的根本原因,它们企图借由一个节目,为观众推荐一本好书,我们要做的却是,借由一本不一定值得推荐的书,为观众提供一个好看的节目,这是不可淡忘的基本原则。

通过这一系列基于收视考量的调整,《非常接触》焕然一新,平均收视高居频道第5位。

那时候,收视率规则摧折了所有文化节目,做节目的文化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崔永元发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呼声。我们是一家民营公司,做不出收视率,便没法生存。这迫使我从那时开始,无论做什么节目,心里都要置放着收视考量,并且不认为这是坏事。

 

向不可能的领域野蛮进发

 

从一开始介入大众传媒,我就不认为有哪个领域——航天、地质、水利——会全然不被大众接受,关键是看你能否找到让大众接受的方法。

2001年,刘春和凤凰卫视北京节目中心副主任崖国贤找我开会,为即将调任凤凰的沈冰谋划新节目《世纪大讲堂》。会上,我三下五除二,谋定了方案。但录像前一天,沈冰确定不会从央视离职,于是我去救场,主持了第1期样片,那是北大考古系主任李伯谦教授讲授《夏商周断代工程》。因为录得实在太顺利,崖国贤对我说,节目是你设计的,不如你就主持算了。

于是我就真的做了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这是一档前所未有的电视学术节目,我作为学术报告会的司仪,先以三两段诙谐访谈让大家了解主讲教授,再笑以笑,然后是教授独立演讲,分享各种前沿学术,演讲结束,我来控制现场观众和网友的交错提问,请主讲教授一一答疑。这样的学术节目会不会艰深枯燥缺少观众?王纪言教授设立这个节目时没有犹豫,因为凤凰卫视的落地情况不允许节目以吸引大众为目标,刘长乐老板的受众定位是“影响那些可以影响中国的人”,这些人注定是极少数,能达到这个目的足矣。我接手这个节目时也是信心十足,而且不认为受众一定是极少数,那些广泛关注各个领域信息的学者、那些毕业多年一直忙碌于事业的中年公民、那些没有机会进入高校的普通百姓,只要睡前躺在床上,便可以听一场过去只能挤进大学报告厅才能听到的学术演讲,这是难得的精神盛宴。

事实上,这个节目迅速火了,观众范围超出我的预设。我请潘长江和巩汉林做客《夫妻剧场》,惊讶地得知他俩竟是这档节目的粉丝。但节目播出3个月,仍不见广告商有任何投资意向。刘春找我谈了一次,问是否放弃创新,回到专访节目的老路上去,我说再给我2个月时间,如果依旧没有广告投入,我们再放弃不晚。结果,节目播出第5个月,盛凯诺集团投了1000万冠名广告费,我们开始赢利生存。节目播出第6个月,央视推出《百家讲坛》,把我们请过的教授又请了一遍。这个节目,最初也配有主持人,后来觉得主持人无法助长主讲人反而是累赘,于是让主讲人独占讲台。

2009年,旧媒鼎盛期终结,我却在四处游说,说可以做一档医疗节目,可以做一档航空节目,可以做一档唐诗节目,但已很难得到呼应。

2011年,我终于在山西卫视的节目招标会上得手,承制12期《老诗你好:晋善晋美晋唐诗》。我一直确信,唐诗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节目,不只是单调无趣的舞台朗诵。不过此时,尾线卫视已经显现严重疲软,开拓探索的可能性骤然降低。第1季唐诗节目,因为经费有限,我采用的组织形式是聊天节目模式,其内容虽好,但在娱乐节目和真实秀大潮中,基本没有收视力量,因此它没能收到理想的收视结果。

我提交了第2季改版方案,拟以问题秀模式,力争获取更高的收视。山西卫视没再敢轻举妄动。此后不久,各类诗词节目遍地开花,已没人记得山西卫视做过的第1个尝试。

 

旧媒辉煌时期,探索可能成功,却也允许失败,这是探索规律使然。

辉煌期过去后,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我曾感叹,要是知道旧媒鼎盛时期如此之短,我当年应当百倍努力,进行更多的尝试。不过想到新媒已经开始,而且一起步便进入鼎盛期,且人人皆无经验可言,所以探索和可以拓展的空间更为巨大。与其遗憾没能在电视广播的全盛时代多做一些尝试,不如投身新的世界。

数字媒介领域,容得下更多失败,当然也蕴含着更多希望。



                                                                           发表于《青年记者》2018年8月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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