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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水手的绞刑》

(2007-09-30 22: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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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法治改革

之一

分类: 法学点滴

                  文/ 阿忆  
     

  中国放弃旧法,开启现代法律建设,肇始于清末。但无论开端,还是全过程,阻力都非常大。纠其根本原因,是国人与洋人对于法律的看法大相径庭,做法也有天壤之别。这种隔膜最早酿就了领事裁判权之争,随后领事裁判制度强行实施,最后才有了以取消领事裁判权为直接目的清末法治改革。

  毫无疑问,领事裁判权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略,可洋人为什么非要推行这种制度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仅言西方列强贪婪成性,对清朝当时的司法状况却缄口不谈,或知之甚少。实际上,清朝法律对洋人非常歧视和不屑,费正清这样描述那段历史:“来华外商的生活受到种种限制,比如不得携带家眷,不得乘轿,他们的住处被划在广州城外沿河一带的十三行地区,其贸易活动受到公行的种种限制。同时他们必须遵守中国刑法,其公民权往往得不到保障,甚至还有遭受逮捕和拷打的危险。”正是这种法律上的不公正,给了西方人口实,他们希望建立在华领事裁判制度,杜绝洋人被清朝官吏错判、重判、虐判,由此只能以破坏清朝司法的属地管辖原则为前提。

  我们不妨通过186年前发生在10月间的“急庇仑号”事件,来看一看清朝的司法水平,看一看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中西差异究竟有多大。

 

  这“急庇仑号”的叫法,纯粹是史书误写,那艘美国货轮的名字是“Emily”,所以应该叫“艾米丽号”,其船长的名字是“Cowpland”,用蹩脚的读法音译成中文,便是“急庇仑”。在两广总督阮元的奏折中,“急庇仑”误做船名,相当于把“致远号”说成是“邓世昌号”。命案如此记述,而且是写给皇上的,实在是不严谨。

  事情发生在1821年秋天,美国货船“艾米丽”号在广州黄埔港装货,小贩郭梁氏从其一侧的小船上落水,璇即溺死,郭家指控“艾米丽”号上的意大利水手特伦诺瓦以瓦坛击中郭梁氏头部,致其死亡。特伦诺瓦是文盲,连意大利文都不认识,更不会说粤语或满族官话,于是急庇仑船长为他作证说,郭梁氏是不慎落水而死,不是特伦诺瓦干的。由此,双方各执一辞,纷争顿起。

  10月6日,番禺县长汪云任登上“艾米丽”号,开庭审案。他问洋人,对意大利罪犯杀人,你们有什么说的。

  美国人说,可以证明,意大利水手是把瓦坛安稳投递到郭梁氏手里的,郭梁氏跌落河中时,她的小船已划到“艾米丽”号上游9米远的地方。附近英国船“马伦英雄”号上的船员也可以证明,郭梁氏是为了应付波浪冲击,急着摇桨要把小船摆正,所以才落水的,她很可能是下跌时头部碰到了桨的旋轴或船边锐利的装置,由此昏厥,尔后溺水而死。

  接着,是原告方的证人作证,但随后被告方指出,对方证言前后矛盾,如果是从货船上往小船上投掷瓦坛,应该击中郭梁氏的头顶,而不是她的侧脸,既然是打中的是侧脸,那就不应该把她头顶上的帽子打成破碎状。

  此时,番禺县长愤怒地站起来,打断洋人质证,他怒吼着说:“本官已看过郭梁氏的尸体和那个瓦坛,意大利人有罪,如果本官判错了,那是上天的事!”

  10月23日,中国行商登上“艾米丽”号,抓走特伦诺瓦。

  那个时候,清朝法律规定,洋商必须在黄埔港按每船4000美元交纳正税,然后雇用翻译,与中国行商交易,最后由行商用中国船把洋物转运广州,洋商被歧视和排斥的程度可见一斑。

  10月26日,在被告以外所有洋人都不能进入的情况下,广州市长钟英、南海县长吉安、潘禺县长汪云任、广州协副将李应祥联合复审特伦诺瓦,判其绞刑。

  10月28日,特伦诺瓦被绞死,尸体交还“艾米丽”号,对美贸易恢复。

 

  这是一起涉外命案,如果是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会怎样慎重处理,不言而喻。但在1821年,这起命案从9月23日案发到10月28日绞毕,前后仅1个月零5天。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清朝至少有5点做法与西方模式全然冲突。

  第一,行政官与法官合一,法庭审理不过是行政裁决。

  急庇仑船长曾主张由美商、跟随中国转运船押货选货的美国随船经理、船主组成“委员会”,共同审案。这种设计,同样不是法官裁决,关键是会严重触犯中国司法的属地管辖原则。但是,这个提议源自急庇仑的来华实践经验。经验告诉他,《大清律例》多有不公,特别是对洋人更是残忍而草率,于是他萌生了由美国人联合审理有美国人裹入的刑案。可以说,这与后来英国人要用枪炮确立在华领事裁判权,出于同一个理由。

  急庇仑的经验是对的,但由洋人在清朝领海审案,会侵犯清朝司法主权。不过,如果尊重了清朝的司法管辖权,代价可能是自己的人被错判,枉获重刑。这种难局,早在1821年,已同时摆在了世界和中国之间。

  起初,美国领事威尔考克斯建议,赔给郭家钱,搞个私了。顺便说一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强大的中国文化很容易让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西方人入乡随俗。因为它强大,改变它,几乎不可能,不顺应它,只会走投无路。但是,威尔考克斯的主张没有引起中国共鸣。

  于是,威尔考克斯想到行商——在随船经理去广州押选货物的整个过程中,只有行商了解市场行情,涉及进出口的各种税款,也全由行商代办,因此行商在被弄得稀里糊涂的外商中很有权威——经与行商谈判,威尔考克斯争取到的结果是,法官由番禺县长担任,但法庭设在“艾米丽”号上,翻译是英国传教士马礼孙,书记员是威尔考克斯自己。

  尽管这些人同样不是专职司法工作者,但这种仲裁组合,多少还带有一些法庭制衡的色彩。遗憾的是,开庭前,汪县长突然变卦了。他拒绝马礼孙做翻译,不给书记员坐椅,最终迫使两位洋人退庭。于是美国船上的中国法庭,还是成了中国行政官员大权独揽的一言堂,他可以任性,也可以大怒。

  第二,判官承载天意,把“个罪”放在“天下”去考量其危害。

  西方自然法学派认为,在人为制订的法律之上,有着更高的社会正义、理性、公平,这是法的实质内涵。中国古代法律也认为法律之上有更高层次的意志,但却是天意,人间必须顺从天意。这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格格不入。

  当汪县长打断急庇仑时,他说如果自己的判决有错,“那是上天的事”。这是区宗华翻译《东印度公司对华编年史》时使用的欧式汉语,如果换成古代中国文字,大概是“若汪某不才,错杀汝命,此乃天意也”,用清朝官话是,“就算我汪某错杀了你,也是天意”!这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笃信天意,相信任何事情和任何人的好运厄运都是上天的意思。这个特点,渗透到了古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之中,凡行政官僚和家族长认定是对的,如果程序无法确证,就说是天意,凡被他们认为是错的,他们便替天行道,不管代价是什么。所以判决正确是天意,错了也是天意。那么,既然是天意,受罚者就该遭天谴,而其该如何遭天谴,常常不是从其自身的罪行出发,而是被置放在整个“天下”去考虑。

  1821年,印度鸦片产量激增,英国为获取更大利润,允许美商参与运输。于是,在中国人眼里,美商和美国船上的海员已从蒋攸銛作两广总督时“最为恭顺”的洋人,变成阮元作两广总督时的恶棍,和英国人没了区别。也正是这一年,“艾米丽”号运输鸦片被曝光,连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也被扯了进去。这便是“艾米丽”号事件的大背景。鸦片该遭天谴,“艾米丽”号与鸦片有关,其船上的肇事洋人接受严惩也就符合天意了。这在西方看来,毫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相当之愚昧和粗暴。

  第三,司法判案与政治和外交事务相粘连,并视之为当然。

  在古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同时是行政官,因此常常不就案论案,而是把政治和外交扯进来,甚至政治和外交的考虑远远大出司法判断本身。与“艾米丽”号案相关的审判记录、奏折、稍后的记载中,洋人皆被称之为“夷人”,这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对待西方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司法中,造成了凡是审判与洋人相关的案件,都呈现出鲜明的蔑视和草率粗暴的风格。可以说,把立法、司法、执法纳入政治、社会、外交范畴加以均衡,这是中国人至今也没有完全革除的严重痼疾。在“艾米丽”号案审理的过程中,广州中断了中美贸易,在特伦诺瓦绞死之后,贸易才恢复正常。可以想见,一个不识字的意大利水手,如果阻断了中美贸易,诉讼中的美国人会有怎样的微妙变化,严峻的贸易现实会促使一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这个外国文盲不值得拼死保护。

  第四,有罪推定,先入为主,不重视法庭质证,没有律师为被告辩护。

  古代中国法律主张“有罪推定”原则,所以在所有涉及此案的文呈中,早已把被告称为“犯”,而不是“嫌犯”。在审理过程中,只有原告和被告各自陈词,外加原告提供证据和证人,被告方的质证权被拦腰打断。事实上,“有罪推定”原则,对一个总把担心坏人漏网放在首位考虑的民族来说,几乎注定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宁可错杀1000,决不放过1个。而现代法律的“无罪推定”原则,宁可放过1个坏人,决不冤枉1个好人,反倒很难被这样的民族所理解。这种很不专业的思维,不要说1821年,即使是现在,在中国仍然大有市场。

  第五,对于“杀人”和“过失致人死命”,在定罪和量刑上,没有区分。

 《大清律例》的刑罚部分,没能区分诸种表面上看上去十分类似的重要概念,比如“故意”和“过失”,其后果相同,量刑也就相同,所以特伦诺瓦才被判了极刑。要命的是,因为他是“夷人”,所以不必经过清朝严格规定的死刑核准七个步骤,可以先斩后奏。

  美国人马士记述说,特伦诺瓦在复审时“承认向妇人投掷瓦坛,并非有意伤害,只不过想吓她,以便赶她离开船边。我们不知道是否这一承认的获得,是这个人在一种欺骗之下,即他承认这一行动,就可以释放,或者以向他威吓施刑而就范,不论用什么方法,但已从他那里得到承认的口供,无疑他已签字承认投掷瓦坛,现在这个承认的口供和全部的过程,必将上报北京,以便由皇帝做最后的裁决”,其实,特伦诺瓦两天后即被绞死,又过了11天两广总督才给皇帝写奏折。

  实际上,无论是对特伦诺瓦的审讯、定罪、宣判死刑,还是对其先斩后奏,都不违反清朝法律。首先,清朝法律无须像西方法律那样,考虑被告的主观目的只是“吓她”和“赶她离开船边”,从而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分开。清朝法律的规定是,只要确定为“斗殴杀人”,则“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其次,对于“夷人”,连“绞监候”也用不着,广州迅速绞死特伦诺瓦是有法可依的。早在1743年,乾隆批复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策楞:“民、番有谋故斗殴等案,若夷人罪应绞者,该县于相验时,讯明确切,通报督抚详加覆核;如果案情允当,即饬地方官同该夷目,将该犯依法办理,免交禁解勘。”也就是说,如果“斗殴杀人者”是“外化人”,又该判绞刑,降由督抚复核,就地正法,先斩而后奏。最后,清朝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诱供和刑讯逼供,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去规范口供和当事人的签字是否有效。广东的这些做法,当年深入人心,被广泛适用。即使是今天,刑侦实践中依然屡见,因为其侦缉成本很低。

 

  由此看来,古代中国法律与现代法律相去甚远,所以一边是先进国家的侨民在落后国家过着危险而委屈的生活,一边是落后国家迫使洋人遵从落后而严酷的陋法,这种高度矛盾和剧烈的冲突终于酿成一系列民族战争。在“艾米丽”号事件过去21年之后,英国凭借坚甲利船,首先攫得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其后,列强们纷纷享得这个特权,并使之逐步完善为一个系统的稳固制度。表面上看,中西之战多是外交冲突、贸易冲突、宗教冲突,根源上却是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冲突,而直到庚子之战再次失败,中国人才想到依靠大规模修律来调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摘自2007年11月刊《翻阅日历》杂志

  《清末法制改革》专栏之一

《意大利水手的绞刑》

 

 

 

 

 

 

 

《意大利水手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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