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书                      

星语录：毫无疑问，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但我相信，不少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并且事过之后都爱颇为得意地讲给别人听，那口气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老兄——“读书人的事嘛……”我要讲的事情是:窃书。

      

    毫无疑问，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但我相信，不少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并且事过之后都爱颇为得意地讲给别人听，那口气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老兄——“读书人的事嘛……”

    我要讲的是：窃书。

 

    1998年，我的“作家梦”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整整一年都把自己关在狭窄的书房里闭门造车，奋笔疾书。那段日子，和父母之间的矛盾凸现到了连我多买几张邮票用于投稿他们都会心疼的说浪费，并一再劝我别再“不务正业”的地步。家里不算富裕，父母担子重，我清楚。于是我最终高举白旗，在父母的安排下，乖乖地进了一家中型的国营企业。

    从此，父母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而我却变得郁闷不堪。幸运的是，厂里人事处的高处长竟然对我“久闻大名”，说经常在报纸上“拜读”我的文章。很快，他就把我调进了宣传处，并让我负责厂有线广播电台的工作。

 

    然而，这个只允许写点表扬稿播点“马屁新闻”的岗位却更加另我郁闷。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这个工作，我很快就和厂子弟校的老师们混熟了。老师里有个刚从师院毕业不久分来教语文的女孩，叫刘晓玲，巧的是，她竟然也爱写一点小东西，只是从未发表过。

    晓玲蛮漂亮的。可是，所有的人都误会了。当我去找她时，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看上的，是校办公室里那几大柜满满的书。

 

    这个厂不可谓不大，却没有图书馆，这点实在让我扫兴不已，所以和那些书初次见面时的激动真是有点难以形容。那究竟是些什么书呢？《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全集》、系列《外国名作家传记》、全套老版的《24史》和《鲁迅全集》、封面已经泛黄的《太白全集》和《漱玉词》……然而遗憾的是当我想借阅时，却被告知这个书柜已经两三年没开过了。教化学的杨老师坐在办公室里，一边无聊得翻着前几天的报纸，一边说：“那些东西，谁看啊！”问遍所有人，我不得不绝望了：竟然谁都无法打开书柜！对此，晓玲老师也显得颇为遗憾，说她也发现里面很有几本好书，真是浪费了。

 

    何止浪费，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刹那我就在心里打定了主意：把这些书占为己有！因为别人都当他们是废纸，只有我才懂得它们的价值！其实，这些书中的大部分我都读过或本来就有。但是，真正爱书的话，就应该把它占有，就应该把它请上自己的书架——当时我这样坚信。

 

    于是我开始行动了。宣传处隔厂子弟校很近，我的时间又闲，三天两头就去一趟。“晓玲，温星来了。”我一出现老师们就似笑非笑地叫她。于是，没有课的时候她就常常和我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凑成一团，神侃李杜东坡晓风残月人比黄花瘦，或者结着丁香般愁怨的姑娘志摩的诗以及鲁迅郭沫若以及茅盾文学奖的矛盾等等。侃到得意之处我却也并不忘形，心里非常清晰的知道，距我屁股下的板凳仅4.5米不到的地方，就是那一排蒙着满身尘灰的书柜。然而我却丝毫不去提那些朝思慕想的书了，仿佛我最讨厌的就是书，还提它干嘛呢？

 

    饱受半个月的思念之苦后，终于忍不住了，我决定提前下手。那天，放学前不久，我又迈进了学校的办公室，老师们立马又似笑非笑起来，晓玲正伏在办公桌上写什么，不知为何脸就红了。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了一会儿，下班时间就到了。于是我和大家一起锁好门窗，一起走出学校。其他老师以为我要约晓玲，都知趣地走开了，而她则显得有点紧张。一起走了几分钟，我忽然一拍脑门儿：“糟糕，有份重要的资料忘在办公室了！”晓玲立马表示陪我回处里拿。“算了，算了，你先走吧，我自个儿去快一些。”看着她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真有点不忍心，但还是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三步并作两步，很快我就回到了子弟学校办公室的后门，轻轻一推就开了，因为我关这道门时已悄悄做了手脚。毕竟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是有点紧张，我掂起脚尖走到书柜前，摸出早已准备好的小刀片，从锁缝处斜斜往里一插，用力往外一拉，两扇书柜小门的上边就张开了一条大口。然后，再伸进手去，用一根铁丝往下勾住门栓用力一拉，书柜就开了。

 

    刹那，一股古朴而浓郁的书香扑面而来，我心头狂喜不已。亲爱的鲁迅李白李清照和托尔斯泰诺贝尔啊，我来救你们啦！我巴不得把这些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一股脑儿全收入囊中，但这样出去目标太大，恐怕“危险”。权衡之下，最终只取出了一套三卷本线装竖排的《徐霞客游记》，然后就把书柜还原，小心翼翼地退出了办公室。我用张旧报纸把书包着，拿在手里就直接出了厂门。门卫还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温老师，下班呐！”他不知道，当时我心里还砰砰直跳哩。

 

    如果学校的老师们留意的话，应该也不难发现那把已经生锈的锁上有被撬过的痕迹，而书柜里面原本紧紧排列的书也已变得越来越稀疏了。然而没有，当我连续“作案”三次，共“拿”走12本好书之后，仍然没有任何人发现有什么不对。

    但是我再也没有第四次“作案”的机会了——别紧张，不是东窗事发被“拘”了，而是我向厂部递交了辞职报告。因为国营企业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对于一个文学青年来说实在难以忍受，心高气傲的我决定出去好好闯一闯。为此，家里爆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战”。最终，伤透了心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我毅然出走的背影落泪。

 

    三个多月后，已经在省城一家报社做记者的我突然想起漂亮的晓玲老师，感到对她有些内疚。电话打到厂子弟学校办公室，教化学的杨老师说我走后一个多月她也辞职走了，现在已经跟人合伙办了一家广告公司。意外之余，我庆幸不已：看来我干的“勾当”真是天衣无缝，至今都还没被人发现！

 

    之后，我拨通了杨老师提供的电话：“请问刘晓玲在吗？”

    对方一个声音在愣了一会后猛然大叫：“啊，温星？你这小子！”

    我吓了一大跳，心虚地说：“晓玲，别那么凶嘛！”

    “哈哈，谁敢凶你，你那么厉害，孔乙己都说读书人的事嘛……啊，是不是啊……”

    原来这小妞什么都知道了，却没出卖我，够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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