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城温革史实和史料的辨析

李春林

 

北宋温革（1006年——1076年），石城县岩岭（古称柏林或柏中里）堂下村人，创办虔州柏林温氏书楼，为石城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明清石城乡贤祠把他和北宋名臣陈恕、南宋抗金名将陈敏、北宋文行并著的山东副使温勋作为石城的四大乡贤祭祀纪念了数百年。

近几年来，在温革后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下，温革事迹和精神得到了一定的昭彰和弘扬。我也不由地把探寻学习的目光投向了他。在这个过程中，我首先关联性地发现宋朝福建惠安还有个诗人温革，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著述颇丰、颇受学林推重的学者。后来因为某单位刊刻李觏文章《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标点和用字有误问题，引起了我对《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的研读，通过研读，我对温革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感受。此后，我延伸性地搜集石城温革和惠安温革的有关史料和后人的研究资料以及曾巩的字迹，特别是找到《大明一统志》、《宋史》、曾巩《局事帖》来读。在一个多月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有疑点出来，又不断有疑点推翻，象福尔摩斯一样，通过证据、链条、比较、推理予以侦破。我早就说过，要把学习温革精神和尊重历史事实结合起来，不能因为学习温革精神而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能因为还原历史事实而不尊重学习温革精神。

一、《琐碎录》、《隐窟杂志》、《十友琐说》、《说郛》是石城温革的著作吗？

清顺治十七年石城县志载：“行世之《说郛》，其中有书二种：一曰《隐窟杂志》，一曰《十友琐说》，俱载宋温革著。”清乾隆十年版石城县志载：“张尚瑗曰：廷斌（温革的字）《隐窟杂志》，惜俗传刻本未全……知其弘雅博赡，当列儒学之林……”并录了《隐窟杂志》的一些内容。清道光四年石城县志载温革有著作《隐窟杂志》，并选录了《隐窟杂志》的一些内容。石城县志1989年版记录石城温革有作品集《隐窟杂志》、《十友琐说》，并注明已佚。《客家民系的发祥地——石城》（第93页）、《石城客家温氏考略》（第67页）写：“（温革）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被当朝皇上恩赐为进士，并敕封为大儒······温革捐家资兴办义学之举载入了《宋史》、《大明一统志》、《江西通志》和府县乡等志书。温革本人还著有《十友琐谈》、《隐窟杂志》、《说郛》······等专著。”互联网百度百科温革（石城）叙：“宝元二年（1039）被恩赐为进士，并敕封为大儒······他广泛搜集前人精粹语录，编成《琐碎录》······著有《十友琐谈》、《隐窟杂志》、《琐碎录》等。”

那么，《琐碎录》、《隐窟杂志》、《十友琐说》、《说郛》是石城温革的著作吗？

这里牵涉到一个和温革同名同姓的宋代福建惠安人温革。温革，字叔皮，惠安人，本名豫，因耻与降金的宋将刘豫同名，愤而改名革。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为馆阁正字。绍兴九年（1139年）任秘书郎，朝廷任命他与莆田人方良实前往河南督修陵寝。温革将陵寝被金兵破坏的情况如实上奏高宗，言词恳切，高宗为之泪下。此事触怒了投降派奸臣秦桧。《八闽通志》载其绍兴初“使河南，修山陵，归奏以实，语甚愤激，忤秦桧意，出知南剑州，改知漳州，甚得民誉，终福建转运使”。绍兴十年，被贬为洪州通判。后调任南剑州知州，在任上著《五岳真形图》，表达了对被金国占领的祖国山河的思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转任漳州知州，后提升为福建转运使，卒于任上。卒后，祀于惠安乡贤名宦祠，朝廷还赐以“名贤世绩”的题匾。温革是一位学者，著作有《隐窟杂志》、《十友琐说》、《琐碎录》、《续补侍儿小名录》等。温革是一位诗人，《全宋诗》收录有其诗作《凤凰山》：“惯作山林客，聊游戏剧场。栗花收作烛，柏子采为香。且放高情适，都无俗事妨。人间正扰扰，只得叩空王。”温革的字画也很有特点，明人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四“山谷诗三帖”云：“温叔皮字画亦苍老，尝为尚书郎，著《琐碎录》。”清翁方纲《米海岳年谱》还引温革《跋米帖》：“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中华书局，1991年版）。

1、《琐碎录》或《分门琐碎录》

《琐碎录》又名《分门琐碎录》，20卷30门，大约成书于南宋之初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清代中期渐趋亡佚，现仅存明抄本的农艺之部一册（《琐碎录》在朝鲜《医方类聚》的《养性》门中也有引及，日本刊行有《琐碎录·医家类》3卷，陈晔续）。该书是一部类书，里面有许多门，“农艺门”中再分为农桑、木、花、果等类，谷麦耕种总说、五谷总论等小类。专讲种艺操作的方法，代表了南宋初年的农业科学水平。

据巴蜀书社2009年出版的《分门琐碎录校注》一书介绍，明抄本《分门琐碎录》没有注明作者姓氏，但根据宋代及其后的大量文献可以确定作者就是北宋末至南宋初的福建著名人氏——温革。胡道静《稀见古农书录》（1963年）、舒迎澜《〈分门琐碎录〉与其种艺篇》（1993年）先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胡道静，学界盛名的国学大师，精于文字、训诂及校勘之学，著述甚丰，长期从事古籍整理，他整理的《中国古农书总录》、《梦溪笔谈补证》，《沈存中逸著钩沈》、《熙宁字说钩沉》、《沈括年谱》、《海隅读书记》享誉海内外，他整理的《琐碎录》，其中对温革为惠安温革（或称漳州、晋江温革）的作书认定，是必须信服的。学界也一致认《琐碎录》为惠安温革所著。

最早著录《琐碎录》的是南宋陈振孙（？1183年——？1262年，藏书家、目录学家），他在《直斋书录解题》卷11中写道：“《琐碎录》二十卷，《后录》二十卷，温革撰，陈晔增广之，《后录》者，书坊增益也。”

后世文献征引的时候，绝大部分称之为《琐碎录》，偶尔也有称之为《分门琐碎录》，由此推测，该书的原名可能就是《琐碎录》，命名的原因大约是书的主要内容不是治国平天下之类的道理，而是农桑、种植、花草、医学之类的日常琐事。分门则是后人根据其类书性质、基本体例为它增加的字眼，《琐碎录》和《分门琐碎录》实为一书，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2、《说郛》、《隐窟杂志》

《说郛》是元朝浙江台州黄岩人陶宗仪编纂的一套丛书，多选录秦汉至宋元的各种笔记汇集而成，书名取扬子语“天地万物郭也，五经众说郛也”，《说郛》意思就是五经众说。共100卷，条目数万，汇集秦汉至宋元名家作品，包括诸子百家、各种笔记、诗话、文论；内容包罗万象，有经史传记、百氏杂书、考古博物、山川风土、虫鱼草木、诗词评论、古文奇字、奇闻怪事、问卜星象等。为历代私家编集大型丛书中较重要的一种。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杨维桢为之作序，说：“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说郛》在1927年商务印书馆和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均有出版。

《说郛》是丛书名，共有100卷、几百部书，《隐窟杂志》、《十友琐说》是它的其中两部书。

《说郛》卷二收录了宋温革的《隐窟杂志》。1927年11月涵芳楼版影印的版本里面，明明白白写的作者是宋温革（福建）晋江（惠安）人。同时，《隐窟杂志》有一条内容是记录宋汪藻事迹（汪藻，1079年——1154年，宋代诗人，字彦章，江西饶州德兴人，南宋高宗时官至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后任显谟阁学士直徽州）：“汪内相劝主上听政表云：‘汉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独在。’盖佳语也。或曰：‘如移上句为下句，则善不可加矣。’”。而石城温革卒于1076年，石城温革去世的时候，汪藻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记录死后的事情呢？只有和汪藻同时代的福建温革才有条件记录汪藻的轶事。

3、《十友琐说》

《十友琐说》也是收入《说郛》的一部署名为温革的著作。《说郛》有三种版本，从上面涵芳楼《说郛》版的目录中没有提到《十友琐说》。国内还能看到的影印清顺治三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说郛续》四十六卷本(明.陶珽辑)，也未有录入。但从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重编《说郛》、《说郛续》（明陶珽 （編）（續））目錄看第四十卷里有《十友琐说》。尽管这个版本是残存本，但文中还是留下了足够丰富的关于著者身份的信息。

《十友琐说》不是温革的完全创作，是温革做的一个文坛逸事的摘录汇集，在每一个逸事摘录前都自题了一个标题。从看到的几个小逸闻《善记猫事》、《啜墨水》、《书画》、《亭子名》来看，大都是摘录于前人作品。

《善记猫事》摘录于《雁门野说》（《说郛》四十卷有录，宋邵思作，邵思为969-景祐（1034-1038）年间人）：“江南二徐，大儒也。后主歧王六岁时，戏佛像前，有大琉璃瓶为猫所触，剨然坠地，因惊得疾薨。诏铉为王墓志，两日矣。锴谓铉曰：“文意虽不引猫儿事，此故实颇记否？”铉因取纸笔疏之，不过二十事。锴曰：“未也，适已忆七十余事。”铉曰：“楚金大能记。”明旦又云：“夜来复得数事。”兄抚掌而已。”

《啜墨水》摘写于《书茶墨相反》（苏轼作，苏轼，1037-1101）：“吕行甫（即吕希彦，苏轼同时期人，苏有赠诗《走笔谢吕行甫惠子鱼》、《送吕行甫司门倅河阳》）好藏墨而不能书，而时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发来者之一笑也。”清人的《宋稗类钞》也有引述此事。

《书画》：“书画有赏鉴、好事二家，张彦远云：‘有收藏而不能鉴识，能鉴识而不善阅翫，能阅翫而不能装褫，能装褫而无铨次，皆病也。’”这和张彦远（815—907年，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历代名画记》中的原文：“自古蓄聚宝玩之家，固亦多矣。则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几乎相同，可看作对《历代名画记》的摘抄、体会。

《亭子名》摘录《唐子西文录》于：“唐子西云：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指强行父）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 ”

《亭子名》摘录于《唐子西文录》。《唐子西文录》一卷，三十五条，由唐庚口述于宣和元年(1119)九月至明年正月，强行父追记于绍兴八年(1138)三月。（强行父尝与唐庚同寓京师，日从之游，归记庚口述论诗文之语。庚卒，行父旧所记无存，乃追忆而成《唐子西文录》）唐庚(1069-1120)，字子西，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绍圣(1094-1097)中举进士，官宗学博士，擢京畿常平。后谪居惠州有年，赦归返蜀，道卒，《宋史》有传。强行父(1091-1157)，字幼安。余杭(今浙江杭州)人。曾官睦州、宣州通判。

关于《十友琐说》著者，依石城温革（1006-1076）、惠安温革（约1090-1162）的生平时间，显然是惠安温革所作。早约一个世纪的石城温革先生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涉猎他身后的那么多的人和事，特别是《亭子名》口述于1119年，追记于1138年，距石城温革去世已62年，况山乡教师身份的先生也没有可能具备那么宽广的社会视野和文宦色彩。

《琐碎录》、《隐窟杂志》、《十友琐说》都是笔记体、杂记式的文体，涉及农医、花草、文学、书画、古迹、文物、典故、天文、地理、官制、公文、朝廷、皇帝、大臣等方方面面，没有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较高的地位、较广的交游，是不可能写成的，这只有进士出身、交游广泛、在朝廷和多地担任官职的惠安温革才更具备写作条件。

在明以前，从来没有任何材料介绍石城温革有过上述著作。清朝以后，一些本地的读书人看到上述著作（署名作者为温革又同属宋朝），由于离著作年代久远，信息环境闭塞，手上资料有限，缺少比较推错手段，甚至连福建惠安也有个叫温革的宋代学者也可能不知道，同时出于地方荣誉感和对先贤的敬重崇拜，于是在县志记载《琐碎录》或《分门琐碎录》和《隐窟杂志》《十友琐说》是石城温革的著作。由于“始作俑者”一传十、十传百的链条效应，导致以后文人如张尚瑗等错误的记载和论述，造成谬种流传的严重后果。这是李逵和李鬼式的错误。当时的错误情有可原，但现在如果还是以讹传讹就说不过去了。为历史计，为今天计，为明天计，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切勿张冠李戴，混淆是非，谬种流传。

记住：彼温革不是此温革，宋代福建惠安还有个进士、大学者温革。

二、石城温革是恩赐进士吗？

有些介绍石城温革的资料说，温革被皇帝恩赐为进士。

其来源应该是李觏的文章《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中说“其乡进士温某”。可是研究者却念错并理解错了。他把句中节奏、词组搞错了，“其-乡进士”念成了“其乡-进士”。“乡进士”是一个专用名词，在宋朝指通过过州府选拔参加科举的士人【据顺治石城县志载：“乡举在宋为增试，谓之发解，第阶之解送南宫会试耳；试弗第者，须再试，未阶以入仕也，及累举弗第，然后有推恩焉，谓之特奏名，不复系乡举矣。元时亦然。至明朝，始定为邑仕之途，则一代之新制也。”即在宋朝，通过州府考试，仅为具备赴礼部考试资格的台阶，没有功名，不具备做官的资格。宋朝的科举分解试（州考试）、省试（礼部考试）、殿试（皇帝考试）三级。】；在明清是举人的别称，指乡试中式的人。“乡进士”与进士相差甚远，将宋朝通过州府选拔参加科举的士人和后来通过乡试（省级考试）的举人统冠之以乡进士，可能是好听一些吧。这正如“岁进士”，“岁进士”就是岁贡生，是各府、州、县学每年从廪生中升贡，选拔贡入国子监深造的生员。“乡进士”和“岁进士”都不是真正的进士。

据有关温革的资料，温革曾经七考进士不中。历代石城县志均没有温革考中进士或被皇帝恩赐进士的记载（其实所有经过考试的进士都是由皇帝赐予进士）。就是经过宋代科举制度的一种特殊规定“特奏名”考试（考进士多次不中者，另造册上奏，经许可附试，特赐本科出身，与“正奏名”相区别），对温革这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也是会有历史记录的。《宋史·选举志一》：“开宝三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也就是说，连续参加15 次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的考生才有“特奏名”的机会。实际上考生要等到这种照顾，并不容易。15次考试一般需要三四十年时间，到获得特赐进士时，少说也到了当爷爷的花甲之年，因此时人称这种“特奏名”为“老榜”。而温革只考了7次进士，按照此规还没有享受“特奏名”的机会。其他更没有什么赐予进士的说法。

综上所述，温革不是恩赐进士，所以才有李觏文中所写：“ 温君少时求禄而莫之得，慨然自谓：‘不得诸外，盍求诸内。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孙。’”其实，温革是不是进士一点也无损于他的光辉，正是其落榜不落志的经历才凸显了他的精神价值和意义，正如清道光石城县志中所写：“旧本以（温革）进士不第，碌碌位置，兹特表而出之。”古人尚有如此认识，何况今人？

三、《宋史》记载了石城温革吗？

有些介绍石城温革的资料说，温革捐家资兴办义学之举载入了《宋史》。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又称正史。能被《宋史》记载专传甚至写上一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查遍《宋史》，却没有发现涉及石城温革的片言只语。倒是发现石城人父子两宰相陈恕、陈执中和抗金名将陈敏在《宋史》中列有较长的专传。当然，作为国家级一级正史的《宋史》没有写到温革，一点也降低不了温革作为民间藏书家和教育家的地位和教化作用。

四、曾巩题写的是什么内容的字？曾巩的题字是在什么情景下题写的？温革被皇帝敕封为“大儒”吗？

有些介绍石城温革的资料说，曾巩曾为温革题写“雅儒堂”，温革被皇帝敕封为“大儒”。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北宋散文家、政治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比李觏小10岁，比温革小13岁，属于同一时代的人，李觏写《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时（1053年）曾巩35岁。他是李觏在南城十贤堂讲课的学生，至今仍流传曾巩巧对李觏上联的故事。曾巩和王安石为好友，中进士后曾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馆阁校理（集贤校理），后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明州、亳州、沧州，任地方官多年，颇有政声，后为史馆修撰。

现在温氏祠堂流传下来的古匾有三块：“雅儒堂”、“大儒”、“乡贤”，均没有注明是谁所书。由于年代久远，“雅儒堂”为曾巩所书，也只是上代所传，但温革办书楼的事迹为曾巩的老师李觏肯定过，所以曾巩题匾也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曾巩是杰出的人物，他的笔迹必定为历代温氏子孙珍藏而代代相传（一般地说，牌匾会因时间而重刻，但字迹会保留）。

由于笔者爱好书法，凭直觉我首先判断“雅儒堂”、“大儒”匾不是曾巩所书，因为其字迹气息不象宋人书法，而是象明清的台阁体、馆阁体书法。

后来我注意收集曾巩的书法字迹。曾巩的字迹非常罕见，目前能查到的只有2009年11月23日北京保利秋拍之“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专场中的《局事帖》（以1.08亿元天价成交），有说这是曾巩唯一传世的纸本墨迹。《局事帖》为镜心，水墨纸本，29×38.2cm。其内容为：“局事多暇。动履禔福。去远海诲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处穷徼。日迷汨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去受代之期。难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宜。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 印文：曾巩再拜。该帖被专家鉴定为曾巩真迹无疑，历代收藏、著录有序。

巧合的是：《局事帖》中竟然有“乡贤”（连在一起）、“贤”三个字，和温氏祠堂“乡贤”匾一对照，几乎完全相同。只要看过这两种字迹，完全可以得出“乡贤”匾为曾巩所书的结论。

雅儒指有雅德的儒者，和俗儒相对，温革当然是当得起的。但在李觏的《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一文中，从头至尾贯穿的是温革办图书馆和讲学堂有益于改变当地野蛮落后好斗的风气，提升文明素质的思想主线，指出“邻里乡党庶乎偃伏之矣”，而没有涉及和俗儒相对应的种种文雅言行。作为李觏的学生，曾巩一定继承了老师的这种思想，应当评价温革为“乡贤”而不是“雅儒”。同时，温革的书楼当时号“青钱馆”（也有的叫“柏林讲学堂”），不叫“雅儒堂”。 “雅儒堂”匾按理应为后人赠予温氏祠堂，以示褒美。

曾巩的题字是在什么情景下题写的呢？历史没有记载。有的说是曾巩到石城岩岭堂下拜访温革，或参观，或求学，或借阅图书，从而为温革挥毫题字，这种说法纯属臆测。从距离来说，南丰距石城113.7公里，石城县城距堂下差不多40公里，在交通落后的步行年代，山路崎岖，来往绝非易事。从文化来比较，相对石城，南丰南城临川是文化中心，文化发达，文人辈出，学术资源丰富，据记载，南丰宋代出进士212人、元明清出进士156人，南城历史上出进士621人、宋代出进士452人，更不要说临川了，它们的邻县金溪是历史上有名的雕版印书业之乡，有“临川才子金溪书”之称，而石城在李觏写文章时只出过2个进士，历史上出进士23人、宋代14人，文化差距不言而喻。《宋史》记载曾巩天资聪慧，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他的老师李觏写《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时他已35周岁还不认识温革，后又政事、学术繁忙，要这样一个处于优越学术环境中的天才骄子步行几百里山路到岩岭堂下拜访温革，可能性是较低的。

曾巩的“乡贤”题字可能是他和老师李觏听石城第二个进士许褒讲述温革的事迹后（见李觏文），挥毫题写，然后由许褒转交，是对温革“为人”（李觏《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中语）的充分肯定。这样逻辑上也是通顺的，即李觏和他的学生曾巩听石城人许褒讲述其老乡温革“之为人”后，分别写下文章《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和题字“乡贤”，以示鼓励和肯定。

大儒，也叫鸿儒，旧时指学问渊博的著名学者，如孟子、朱熹、顾炎武等。对照此标准，温革以爱书买书藏书借书教书胜而不以学问胜，显然相距甚远。后辈人称温革为“大儒”，是出于对温革的敬仰和对温氏家族的友好，有一定的溢美成分是可以理解的。要当朝皇帝评价温革为“大儒”，这种可能性按分析几乎为零，查清顺治和道光石城县志“封赠”栏目也未见皇帝敕封温革为“大儒”的记录；大儒都不是封出来的，经查，笔者目前尚未发现历史上有哪位学者被皇帝敕封为“大儒”。曾巩为真正的大儒，其评价人是不虚妄而恰如其分的，称温革为“乡贤”这是再恰当不过了。

五、关于温革事迹的宋代原始资料

温革在宋代的资料只有唯一的一项：这就是和温革同时代的北宋李觏的《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由于为当世记载，这是研究温革最可靠最权威最原始的材料。（有的会说不是还有吉州安福进士伍柳菊写的《温革（廷斌）先生墓表》吗？那其实是清朝顺治十四年重修温革墓时所写。这里纠正一下温氏家谱的错误，经查清康熙年间编撰的安福县志，安福县没有叫伍柳菊的进士，只有一个叫伍柳的清顺治十二年进士）

李觏（1009年——1059年），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李觏一生以教学为主，40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所以后人称他为“李直讲”；李觏家于盱江边，创办了盱江书院，故又称“李盱江”，学者称盱江先生。

请看李觏的《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见《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南川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赋贡与其治讼，世以为剧，则其民甿众伙可识已。虽然，吉多君子，执瑞玉，登降帝所者接迹，虔无有也。疑其偩南越，袭瘴蛊余气，去京师愈远，风化之及者愈疏，乘其丰富以放于逸欲宜矣。

故人许某，家石城，虔属邑也。此年夏，踵予门，道其乡进士温某之为人曰：温君少时求禄而莫之得，慨然自谓：“不得诸外，盍求诸内。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孙。”乃图山泉美好处，奠居柏林。因作讲学堂房数十，其楹攻位之日，获五铢钱五万于地。士友珍之，或以“青钱”名其馆。凡书在国子监者，皆市取且为楼以藏之。性宽静，用地利自足，不与俗人争讼买直。孳孳以教子弟，礼宾客为己任。琴歌酒赋，夜以继日。许君，不妄人也。今其所称与向之疑者不类，是虔之福欤？

自古圣人之徳业，举在于书。圣人者，非其智造而巧为之也。天之常道，地之常理，万物之常情也。天地万物之常而圣人顺之，发乎言，见乎行事。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父得之以为父，子得之以为子。兄得之以为兄，弟得之以为弟。夫得之以为夫，妇得之以为妇。长得之以为长，幼得之以为幼。反是，则争夺相杀，未有能巳者也。今温君聚书勤勤，是有意于圣人。有意于圣人，则岂一家而巳？邻里乡党庶乎偃伏之矣。然则虔人之成大名、至大官，盖未易知，尚何吉之愧哉？

柳子厚于楚越间山水，如小丘、小石潭、袁家碣、石渠、石涧犹有记，以启好游者。今有人为藏书之楼，非特山水之胜，记之以启好书者，不亦可乎？予欲一至栏边，四顾天外，江山进前，文史相对。清风兮我扇，白云兮我盖。召屈原于湘鱼之口，呼李白于海鲸之背。漱宝玉之余润，拭明珠使去颣。酒酣兴尽，交揖而退，其乐可言邪？而未之得也。皇祐五年秋七月庚子记。”

从李觏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和温革没有谋过面，而是听石城的第二个进士许褒介绍（第一个为陈恕），文中甚至没有点温革的名，而是以温某、温君指代。但是文中充分肯定了温革的精神，建书楼的意义。文中第一段指出建书楼的地域文化背景，赣南比较愚昧落后，民风野蛮，“赋贡与其治讼，世以为剧，则其民甿众伙可识已”，原因是“偩南越，袭瘴蛊余气，去京师愈远，风化之及者愈疏”。第二段叙述温革的“为人”，办藏书楼和讲学堂的经过、情况，写道“温君少时求禄而莫之得，慨然自谓：‘不得诸外，盍求诸内。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孙’”，这里可看出温革办藏书楼和讲学堂的思想动机，由于科举失利，仕途之门被阻，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其藏书内容“凡书在国子监者，皆市取且为楼以藏之”，说明其藏书档次较高，品类较全，也可看出其家境较厚实。其为人“性宽静，用地利自足，不与俗人争讼买直”，待人宽厚，为人简静，不与人争。其讲学堂“孳孳以教子弟，礼宾客为己任。琴歌酒赋，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教育子弟，接待宾客（可能是友朋、学者、官员、借书阅读者）非常热情，琴歌酒赋，以文会友。第三段论述书籍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自古圣人之徳业，举在于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人伦道德，都在于书籍的教育，“反是，则争夺相杀，未有能巳者也”，从而点出“今温君聚书勤勤，是有意于圣人。有意于圣人，则岂一家而巳？邻里乡党庶乎偃伏之矣”。指出邻里乡亲必将受益于温氏书楼的书籍，从而得到教化，改善民风。最后一段从柳宗元于山水犹有记，引出“今有人为藏书之楼，非特山水之胜，记之以启好书者，不亦可乎”，然后抒发了对建在山水之间的藏书楼的向往之情，“江山进前，文史相对”， “其乐可言邪？”。

从李觏的文章可以看出其主要肯定的是温革在穷乡僻壤办书楼和学堂尤其侧重在办书楼（购书藏书）的意义以及书籍的意义。温革所办的学堂是“孳孳以教子弟”的温氏子弟学校；温革所办的藏书楼是“礼宾客为己任”的公共图书馆。

关于温革柏林藏书楼和讲学堂的资料，在其他史书、地方志和文集中，再查找不出第二份原始记录。晚至几百年之后明清人的简单追记，也都超不出李觏记文的范围。正如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许怀林所说：“这是否意味着（柏林讲学堂和藏书楼）在社会留下的痕迹浅显，当代人对它了解不多呢？现在我们无法下结论。”（《客家大儒温革》第34页）

六、关于《大明一统志》、《赣州府志》等明清的温革资料

《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李贤、彭时等纂修，成书于明朝天顺五年（1461年）四月，共90卷。以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纲，以及所属一百四十九府为目，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津、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释等38门，作简略说明。书末记述相邻近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形势。全书比较系统而集中地保存了明代政区的有关地理资料。但因纂修的时间仓促，参加人员多杂，书中也存在着地理错置、张冠李戴、以无说有等弊病，古今学者多有批评。

温革是在《大明一统志》“赣州府”的人物条中被介绍的，其文为：“温革，石城人，宝元中，上书愿纳家资尽市国子监书，得请归，创讲堂、开义馆，远近之士多就教育，乡俗陶其善化。”温革去世385年后，朝廷的官修地理书肯定了温革的办学意义和价值。

五百多年后的明天启元年（1621年），谢诏编撰《赣州府志》，在《人物志·善行》写温革小传，继续《大明一统志》的写法：“温革，石城人，累试不第，宋宝元中，诣阙上书，愿捐家资，尽市监书，以惠后学。既得，请建楼贮书，辟义塾以来远近之学者，仍储廪以给口食。经始之日，获五铢钱五万于地中，遂以‘青钱’名其馆。”

大约从此以后，介绍温革的文章，都在《大明一统志》和《赣州府志》的基础上评议、颂扬。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年）安福人伍柳写的《温革先生墓表》，又说温革“归辟义馆，市书建楼，四方学者接踵而至，捐资以廪粟”。他把《赣州府志》“辟义塾以来远近之学者”演绎为“四方学者接踵而至”，把“储廪以给口食”演绎为“捐资以廪粟”，更加夸张了。

比较明清叙述，和李觏文章表述不同的地方有三：

1、办学动机和教学行为

李觏文章写到温革办讲学堂的动机时很明确，是自己“少时求禄而莫之得”，于是慨然自谓：“不得诸外，盍求诸内。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孙。”其办学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没有涉及邻里乡邦（当然其“礼宾客为己任”，书楼的书是乡邦学者可以借阅、共同研讨的），其教学行为是“孳孳以教子弟”。而在明清的叙述中则成了远近之人都可以来的义塾、义学——公益性学校，道德境界得到了极大提升。李觏的文章写在其学堂开办十多年后，如果是远近之人都可以来学习，并提供免费食宿招待，其事迹必定会风传开来，许褒也一定会叙述给李觏，文中也一定会留下记录。

2、买书建楼经过叙述

明人的叙述是：“诣阙上书，愿捐家资，尽市监书”， “请建楼贮书”。据清末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叶德辉的研究，“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其依据是：北宋本的《说文解字》后有牒文曰：“雍熙三年（986年）······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也就是说，宋朝国子监的书是允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的，无须上书朝廷请求批准，手续如此繁琐。明人的叙述似乎是为了拔高买书之举，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李觏的叙述是“凡书在国子监者，皆市取且为楼以藏之。”写得平实、可信，“藏书之楼”更谈不上请建。

3、“青钱馆”的命名

明人的叙述是“遂以‘青钱’名其馆”。读者会理解为是温革自己命的名。

李觏的叙述是“士友珍之，或以‘青钱’名其馆”。则“青钱馆”为别人所称。

青钱在古代一指青铜钱，二喻优秀的人才。因“其楹攻位之日，获五铢钱五万于地”，在这里应该说两种意义都有。作为书楼、讲学堂，如果自己命名为“青钱馆”，不管取哪一种意义，要么有太俗之意，要么有自傲不谦之嫌。而“士友珍之，或以‘青钱’名其馆”，则和温革的品德相称。所以还是李觏的叙述严谨细致、更经得起推敲，而明人的叙述则显粗糙。

李觏是温革同时代人，向他提供资料的又是石城人（其人又是“不妄人”），当时人说当时事，其可靠性不言而喻。明清人的叙述在温革去世四、五百年之后，相隔遥远，又没有点出史料依据（并不是说后代人不能论证前人之事，但必须建立在史料基础上），自然是不太可靠的。

比较明清叙述，和李觏文章表述相同的地方有二：

1、买国子监书，建藏书楼，办学堂。

2、“乡俗陶其善化”（明）和“邻里乡党庶乎偃伏之矣”（李觏）。

说明不管是李觏还是明清人士，对温革买国子监书、建藏书楼和学堂的事实及其改变乡俗、善化地方风气、提高文明素质的功效都是一致肯定的。

明天启四年（1624年），南昌人喻元听温革后代温觉斯之述后应其嘱写下了《廷斌温先生书楼叙》，他精辟地阐扬了温革建书楼的意义，抨击了大官豪富志得意满、夸耀乡闾者，未死而遭人戳脊梁骨，对那些以书为跳板牟利者和科举失利弃书不读者，深表痛惜，比较深刻地还原了读书的本来意义：“人之德业举在于书，出以致君泽民，处以修身立命······非可以利钝取也”，赞扬温革先生“楼与书不存，而先生恍然犹存，惟其为藏书楼之故也”，“益叹服先生之不朽也”。这篇文章的精神主旨和李觏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七、称温革为“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妥当吗？

第一人，一般包涵两种含义，一是指时间最早，二是指成就最大。

先看时间，温革生卒时间为北宋时期的1006年——1076年，温革买书、建藏书楼和讲学堂是在宝元中（1039年）开始，许褒告诉李觏是在皇祐五年（1053年），则其书楼和学堂建成，是在1040年之后的十余年间。

客家是分布在中国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湖南、台湾、香港、海南、浙江、澳门等省区的180多个县和80余个国家的汉族民系，有近亿人口。客家先民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开始，历经西晋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之乱、宋室南渡、明末清初，五次大举南迁，陆续迁入南方各省，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下，经过千年的演化，逐渐形成的一个具有独特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心态的稳定民系。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客家地区办学的形式主要有官学、书院、私塾。

官学是指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有太学和国子监，地方官学主要有府学、州学、县学。石城县学创建于唐长兴年间（930年——933年），开始建在城北太极观左侧（今石城中学内），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知县李祀重建，庆元三年（1197年）知县黄岌徙郭头街中街，嘉定五年（1212年）知县郑行可又迁到郭头街下街迎恩坊。元至正二十年（1360）毁于兵燹，明洪武二年（1369年）主簿吴敬重建，九年知县乔澍迁到城西孝义坊社稷坛左，十二年知县邵子境又将之迁到城北忠节坊（今二小处）。弘治四年（1491年）迁往城内小西门南（老县法院处），正德十一年（1516年）毁于洪水，训导黄存利在忠节坊旧址重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训导刘龙又在城内旧址建训导署，只留明伦堂在城外，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知县唐元嘉将其全部迁入城内。清顺治之年(1649年)又毁于兵燹，顺治八年知县董应誉新建于南门。至此修建已达九次之多。在此之后，又多次重修、迁建、再建（《宁都直隶州志卷七·学校志》道光四年修）。说明历代封建官员对于官办教育都是比较重视的，这和封建王朝以孔孟之道治天下选人才是紧密相连的。        

除了官学以外，自唐宋至清末，历任官员牵头，号召全社会集资捐款，兴办书院，聘请学者讲学，具有半官方半民间性质。在石城由社会集资办学的书院有琴江书院、通政书院、龙门书院、横江书院、长松书院、鳌峰书院、大由书院等。宋时有琴江书院、通政书院，其中以琴江书院最负盛名（《宁都直隶州志卷七·书院志》道光四年修）。

私塾，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办教育机构，它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按层次分为蒙馆和经馆，学生有儿童也有成年人。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书楼、学堂、讲学堂、乡塾、家塾等等。据《赣州市志》载：私塾是古代赣州最早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源于汉，盛于晋初。自西晋豫章太守范宁在江西废除“学在官府”的旧制后，民间私人办学就活跃了起来。《石城井溪六修郑氏族谱》载：“怀帝变”（永嘉之乱），郑鹰从山东东莱迁豫章西山梅井坪，东晋义熙八年壬子（412年）复迁石城南桥岭。这是客家人在石城居住的开端，至五代，计有48姓迁入，至宋代，计有75姓迁入，至清末已达100余姓（朱祖振1993年《石城客家姓氏源流》）。作为祖先在中原的汉人，他们素有崇文重教的传统，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子孙后代的培养，兴办私塾当不在少数，在温革办学之前石城就出过两个进士陈恕（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即976年进士，中进士时间比温革出生早30年）、许褒（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即1008年进士，中进士时温革才2周岁）。从李觏的文章（“孳孳以教子弟”）可知，温革的办学是典型的家庭、宗族私塾，只不过温革的学堂在私塾之中比较著名罢了。

据2000年5月中华国际出版社出版的《早期客家摇篮——宁都》介绍,宁都客家人崇教兴学风气长盛不衰,与私人办学的三股强劲势力相互竞争息息相关:一是姓氏宗族办学,二是坊堡联合办学,三是名儒设馆办学。姓氏办学著名的首推孙家的“竹林幽居”学塾，孙姓是唐代僖宗年间从河南陈留奉诏孙誗的裔孙，在此就过学的孙长儒北宋祥符八年（1015年，时温革为9周岁）就中了进士（后任太守），和宋代随后在该学堂读过书的孙立节（进士、太守）、孙勰（进士、节度判官）、孙勴（苏东坡门生）、孙登龙（举人、同知）并称“孙氏五贤”。名儒设馆办学著名的有八峰台学馆，由北宋淳化年（990年——994年）进士黎仲吉于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比温革出生早6年）所办，也有说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比温革1039年后办学最少早18年）所办，馆址设金精山（今翠微峰）南，曾被列为当时江西名馆之一。因此，从私人办学的历史来说，别说在整个客家地区，就是在宁都、石城，说温革是第一个私人办学的人，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从更广大的客家地区来说，广东平远县的程旼生卒时间约为公元419——518年，生于东晋末年，比温革早了近600年。他祖居河南义阳郡（河南省灵宝县南40公里）。因受“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影响，程旼率家人及部分族人由河南义安郡沿洛水东向，经汝颖平原到达江西鄱阳湖地域。至公元466年（刘宋明帝泰始三年），程旼家族经赣南迁至南海义安郡属坝头（即今梅州平远县坝头）。从此，程旼一族便在此地定居。程旼经历东晋和南朝之宋、齐、梁四朝十六帝。他生平性嗜诗书，不计名利地位，注重礼仪道德，以德行服人，大家都十分敬重他。当地人那时非常愚昧蛮鲁，程旼便到处讲学教化乡民，后又办起私学，招收当地子弟入塾，传播中原文化。平时，经常走访民间，济困扶危。见当地耕作技术落后，程旼便教给中原的耕作技术，使他们逐步改变了刀耕火种的旧习惯。由于他的德行获得南齐高帝肖道成仰慕，于是肖道成将其所在的县命名为“程乡县”，因此，粤东也就有了“先有程旼，后有程乡”之说。程旼被尊称为客家的人文始祖、世界客属先贤的杰出代表之一。

所以，从时间最早来称温革是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无法成立。

再看成就。一所学校或一个教育家成就的标准主要有两项：一看是否提出了先进的教学理念，二看出了多少人才，特别是突出的人才。温革的教育思想所知的为：“不得诸外，盍求诸内。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孙。”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不能求功名于外面，何不求之于家族内；自己没有成功，可以把希望放在子孙后代身上。这其实是客家人的传统思想，重家崇族，注重后代培养，虽不无价值，但谈不上新意。温革的办学出了什么人才，历史没有记载，他直接培养出了什么有名的学生，不知道。所以从成就上来称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显然是更加的说不过去了。当然，他对当地文化知识和文明的传播，还是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但是还没有到客家第一人的地步。

其实，在2006年12月12日举办“纪念温革诞辰1000周年暨温革早期客家民办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说法的。那么，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是不是研讨出来的呢？查研讨会论文集《客家大儒温革》，收录温革客家民办教育思想研究论文33篇，称温革为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的只有1篇，也只是直接称呼，而不是论述他为什么是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其他均没有这样的表述，特别是一些知名学者如谭元亨、许怀林等。会议的主题也不是研讨温革为什么可以称为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

从李觏的文章《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就可看出，李觏通篇着重肯定的是温氏书楼和书籍的行为价值导向和精神意义，而不是温革办学堂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李觏的文章，就没有温革事迹的百世流芳；如果没有石城许褒的介绍叙述，就没有李觏的文章。李觏和许褒是温革真正的“伯乐”和知音。李觏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从立意、文辞、结构来说近乎完美，历代差不多都作为范文来读，这无疑扩大了温革事迹的传播。李觏是把温革作为道德典型来塑造的，而不是作为大专家、大学者。如果硬要给温革安上一个“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的头衔，那不仅有违李觏原意（连学问文章如此之好、培养出了曾巩这样的学生的李觏，也没有第一人的头衔），显得很不谦虚，而且温革老祖宗在九泉之下也是不安心的，对生前品德高尚的他来说不是贴金而是侮辱。

温革先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其尽购国子监图书在荒山野岭中办书楼和学堂的文明行为值得大树特树、大力宣传，是客家先贤热爱知识、传播文明的典型代表，应称为客家先贤、客家乡贤、客家私人办学先贤、荒山野岭的文明传播者等，这些中性而令人尊崇的称号，将更加使人敬仰他。

温革先生不朽，他为家乡和人民办的好事必将为石城的人民牢记。在不乏高官、进士的石城，他能以无世俗功名之身入明清石城乡贤祠作为石城的四大乡贤被石城人民祭祀纪念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