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父亲走了。年仅六十五岁。
父亲名叫徐志贵，生于浙江余姚（现已划为慈溪）。高小文化。早年离家，到宁波做学徒，学木匠。解放后长期在部队工作。他不嗜烟酒，不苛言笑，性格内向。我们都有点怕他。他的饮食习惯，可能不太好。口重，吃东西几乎不嚼。这可能也是他后来得胃癌的原因之一。不过，我们家可能有“家属史”，我的祖母，我的姑姑，都是得胃癌死的。
1993年夏天，父亲去海军411医院检查。我陪着去的。这也是我第一次陪父亲去看病。于是，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他。我发现，父亲看上去很年轻，也很英俊。算是个美男子。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拍过一张照片，可能不逊于任何一位电影明星。411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诊断为胃癌。父亲有点紧张。我想扯开一些话题，但扯不开。心里难过。我的印象之中，父亲似乎从未怕过什么东西。411医院要求立即开刀。我们同意了。当时，我们曾经想过，是否转院治疗。可是，父亲坚持要在部队医院开刀住院。手术是顺利的。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主刀的医生，还将切除的胃，拿出来给我们看。整个胃壁仍是光滑的。医生说，情况不错，估计有较大的存活空间。
父亲听到病情，很高兴。他恢复极快。一个月时间，他就可以满地乱跑了。没有一丝的病状。可是，我们犯了三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没有坚持让他化疗（父亲反对化疗），二是没有坚持让医院将整个胃切除。三是没有坚持让他好好休息。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在家，无事可做，便跑去帮一个朋友，照料一个厂子。
1995年9月，父亲终于胃癌复发。这一次，我们说服了他和他的部队单位，将其送进了瑞金医院。可是，一切都已无济于事。父亲出院那天，我想好了，一定要自己开车去接。那个时候，我没有车。向一个朋友借车。结果，他竟然将此事忘记了。我也曾经向《新民晚报》的司机们借车，或有公务，或在搪塞，均不得要领。我有点走投无路，便跑到一个租车公司借车。那个时候，租车的手续很复杂，要押几万元，身份证，单位公职证明，而且不能当天取车。无奈之下，只好叫了出租车将父亲接回家。那一天，我心情极差。父亲倒是很轻松的样子，他对我说：“出租车也很好嘛”。可是，我却觉得，我欠了他什么。至少，我是失信的。
一个月后，父亲病情加重。他感觉，他这次是真的不行了。父亲提出，他要回宁波老家去。死也要死在家乡。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当时，他已行走不便。于是，我决定，一定要用车将父亲送到码头，送到轮船边上。《新民晚报》开采访车的司机梅林，十分理解我的心情，偷偷将他涂有《新民晚报》采访车字样的车借给了我。那天晚上，我开着采访车，横冲直撞地开进了十六铺客运码头，将车停在了“工农兵18”号轮的船舷边上。我的姑夫，则将父亲背进了船舱。我将车抛在码头上，进去同父亲告别。他挥挥手，对我说：“快回去了。车停在那里，会影响别人上船的”。我回到车上，乘客已蜂拥而入。车动弹不得。我趴在方向盘上，哭了。
第二天，我去北京采访。刚下飞机，即接到宁波姑姑的电话，说父亲不行了。于是，我将采访的事情，托给了北京记者站的同事，立即买机票飞回宁波。到了宁波，父亲已不能说话。我很震惊。父亲到宁波的时候，我们还通了电话。他听上去，一切都好，情绪也不错。他还告诉我，姑姑买了一只大山龟，要给他补补身子。据医生说，这是癌细胞浸入大脑所致。父亲看上去，似乎同常人无异。睁着眼，似乎也能用眼神交流。不过，躺在床上，已全然不能动弹。我在宁波呆了三天，父亲仍好好的。我知道，他的心肺功能极强。于是，我决定赶回北京。此后的几个月，我曾经三次接到家父病危通知，亦三次去宁波，均有惊无险。不过，我决心，一定给父亲送终，以尽孝心。
1995年农历腊月28，我再次接到宁波方面的电话。于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坐快艇赶去宁波。大年三十，我太太带着儿子徐唯辰，也从上海赶来。父亲仍躺在床上，能睁眼，但已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一家人，将年夜饭，摆到了父亲的床边。我端了一杯酒，敬父亲。我还对他说，今年我要远行了，要去美国，做《新民晚报》驻美国的首席记者，可能无法陪你了。父亲的眼神有点茫然。我不知道，他听明白没有。但是，最终，他的眼角，流下了眼泪。
正月初四。父亲终于走了。我们全家，还有我们的子女，都在他身边。我们按父亲生前的要求，将其葬在祖母的旁边。出殡那天，大雪仍没有停。宁波这个地方，下这么大的雪，仍是气象史上少见的。我决定，要亲自驾驶装运父亲棺木的卡车。卡车在大雪中，缓缓向宁波郊外的宝幢山驶去。车到山前，有一个窄窄的石板桥，桥面积雪，都已冻上了。我试了几次，都无法将车开过石桥，有一次，差点将车翻到河沟里了。最后，我的一位表叔，也是一个老司机，终于将车开过了石桥。我注意到，车轮有大半个儿，都露在桥面之外。好玄。也许，命中注定，我是无法用车将父亲送到人生的终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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