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1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教育部关于恢复全国高考的决定。关于这段历史背景，很多人有过论述。主要原因，还是邓小平最后拍了板，否定了当年由毛泽东在1971年亲自圈定的一个中央文件精神，即大学的“推荐入学”办法。于是，我们的不读书的“蜜月”期从此结束。

我应该是77届中学毕业生。正常的话，应该在1978年的春季毕业。但是，高考的恢复，打乱了我们的毕业计划。我们被留在了学校，延长半年学业，主要是去应付高考。1977年的冬天，全国第一次高考，据说有五百万人参加，老老少少。我们学校所在的区，也组织了一次在校生的摸底考试。据说，凡是成绩优秀的人，都可以破格参加当年的高考。我们学校大约选送了十几个，参加了区里的考试，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不读书的人当中，我还算是一个读书人。但是，考试的结果，我们都被淘汰了。

这件事，对我产生极大刺激。我记得，我在当时的日记中，用红墨水，写了大量的激励自己的话。其中，多处提到了高玉宝的“我要读书”的名言。只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再说，我做学生十年，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要参加高考，自然难度很大。我将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工工整整地抄下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贴在自己的床头。应该说，这半年，我是拚了命的，把十年没有读过的书，好好读了一遍。

我所在的上海市育新中学第一次将学生按考试成绩重新分了班。这种划分，在以前可是大逆不道的。甲班，是理科班，尖子班。乙班是文科班。我选择的是文科，自然进了乙班。班主任，依然是我过去的班主任，常泽民老师。他是教语文的，水平很高，在区里也算是个人物。这位常老师，因为教书育人有方，后来也平步青云，从副校长、区教育局副局长、局长，最后做到了副区长。我在文科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因为人人都知道我文章写得好。学校的知名人士。那一年，上海的《文汇报》还在“教育战钱”栏目，发表过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正确对待考试》。这篇文章，以今天的眼光看起来，简直是个笑话。因为，文章有一大半，都是用黑体字标出的伟大领袖的语录。不忍卒读。但是，一个中学生，当时能够在大报上发表文章，在学校领导看来，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因此，我被特许，可以在甲乙两个班同时上课。在文科班补习语文、政治、地理、历史，还可以到甲班去补数学。这种待遇，我看完全是那一篇文章带来的。

付出总是会有回报。1978年7月20日至22日。三天。我参加了全国高考。第一天政治历史，第二天数学地理，第三天语文英文。考到第三天，前五门课考完，我的感觉好极了。那年考试，英文是不计入总成绩的。只是参考。因此，那天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英文考试。上午考完语文，一出考场，便“三呼万岁”。一路小跑回家。有一种扔书包的感觉。我已经历了人生的一个拐点。现在，可以回家睡觉了。一个月之后，高考分数揭晓，地理97分（百分制），历史93分，政治89分，语文78.5分，数学只有44分。但是，这个总成绩，已足以填报任何知名的大学了。

当年，上海的学生，都不愿意填报外地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高考分数出来之后，上海教育部门作出了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求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第一志愿必须填报外地大学。于是，我们填了第二次的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因为人大复校，该专业整建制拨还了）。1978年9月29日，我收到了入学通知书。这是常老师，专门送到我家里来的。学校兴师动众地发布了光荣榜。我们这个不入流的中学，居然有四名学生被第一批录取。潘大冈，复旦大学物理系；翟蔚丽，上海第一医科大学；陈建华，上海纺织工学院（即后来的华东理工大学）。然而，命运总是在与人开玩笑。我们四人，我一人去了外地读书，最后却分配回到上海工作。而其他三位在上海读书的同学，毕业分配去了外地。其中，潘大冈分配到湖南长沙，他后来拒绝服从分配。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事件。他的档案，一直被压在学校，因而找不到工作。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年之久。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冈在学校就是一个公认的尖子学生，人很聪明。现在，他在上海的一家外资公司当部门经理，也不枉了他十年的等待。

恢复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难得的人生机遇。冲这一点，我感激邓小平，感激改革开放。这种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