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花是我的祖母。

我在宁波生活了七年，与祖母朝夕相处。祖母对我一生的影响巨大，应该是我的启蒙老师。

祖母出生在宁波乡下。我听说，祖母共有兄弟姐妹六人。三姐妹三兄弟。有一个弟弟早年夭折，另一个弟弟天生愚笨。祖母在家排行老三，一个哥一个姐。祖母十八岁的时候，嫁到了 浙江余姚彭桥附近的徐家坝弄。祖父徐昭成，家境一般，且身体也不好。大约在二十九岁的时候，便得病去世。于是，祖母便带着父亲，回到了宁波。几年之后，祖母又嫁了人。但在生下一男一女后又离异了。祖母是一个独立要强的人。她誓言要将三个孩子拉扯大。她没有食言。

祖母肯定不是一个地道的宁波女人。她不裹小脚，也不挽发髫，只是将天生有些卷的头发随意而然地拢在一起。我估计，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祖母也有一手裁剪的好手艺。她这一生，就是靠替别人裁剪衣服而维持生计。那个时候，缝制衣服，都是用手工的。祖母不仅会做中式的衣服，也能将标准的西服，靠手工一针针缝制出来，针脚之细密，让人惊叹。

祖母没有读过书，认得的字也不太多。但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故事，却像经过艺术加工的话本和评书。鲁迅先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我是在念中学的时候才读到的。然而，许仙、白蛇娘娘、以及那个爱管闲事的和尚法海，祖母在我还少不更事的时候便有详述。祖母既讲过穿山甲、田螺姑娘，也讲过红楼梦、西厢记。我记得，祖母一生都喜欢听戏。她经常带我去宁波市中心的城隍庙，站在广场的空地上听戏台上的草台班子唱戏。边听边哼，滋滋入味。我知道，她的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戏文里得来的。也许是站着看戏太累了。每天晚上，她便将家里的竹榻搬到门前的空地上，躺在上面讲故事。这样，我家的竹榻就成了戏台。邻里的小朋友，时间一到，便齐聚竹榻傍，专心听故事。

祖母是伟大的。她一生坎坷，历尽苦痛，却对自己的后辈倾注了所有的爱。其实，长大之后，也常听父亲和姑姑说祖母的旧事。对我而言，儿时的情景，至今无法忘怀。滴水成冰的日子，祖母每天早晨买菜回来，便会带回一个烘山芋。祖母通常是用她的羊毛围巾包着那只烤得焦黄的烘山芋，而自己却冻得面颊通红。烈日似火的夏天，她会从很远的乡下，去买回去一堆“小白”种的西瓜，因为那里的瓜便宜。大约是两分钱一斤。回来之后，顾不上擦汗，第一件事是去打井水，将瓜浸在其中，要让我们吃得更爽。而她自己却不吃，推说自己牙不好，怕甜。有时候，她会从市场上卖回几两河虾。那时候，国家困难，好东西难买。她给我们“开荤”，自己则说胃不好，连沾都不沾。应该说，这种爱，我是铭刻在心的。九岁那年，我离开祖母回到上海，有一次，我听说祖母病了。我的第一个举动，便是打碎了储蓄罐，用挂号信寄去了三块五毛钱。当时，在我的心中，称得起“老人家”的，除了毛泽东，就是我祖母了。

祖母用她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何谓仁何谓德。此后十几年，我们亦经常见面，亦常受教诲。1978年，我到北京读书，曾经在班级的墙报上贴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的祖母”。据说，同学们反应良好，并说是我写过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文章写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太清。总之，这些内容，都是倾注感情的。以情抒怀，则其境可知。

1980年的暑假，我回了一次宁波。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祖母。那一年的早春时节，祖母得了胃癌，在上海开了刀。我记得，从海军411医院回到家中，我告诉祖母，她得的是胃病，她竟然一脸茫然。她自言自语，我怎么会得胃病？我这个胃可是铁都能消化的啊。其实，我心里难过至极。祖母的胃恐怕就是消化了太多的不易消化的东西，才落下了这个病根。

祖母的病，拖了一年之久。我不清楚，她的病中余生，是如何度过的。我在北京读书，相隔千里，那时也没有电话。写去的信，也不知道她是否看到。父亲回信的时候，大抵都是几句话，阿娘身体尚好，勿念，好好读书之类。1981年的国庆节，我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折开一看，是一块黑纱。在信中，父亲告诉我，祖母去世了。怕影响我读书，故而没有告之，甚歉。那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跑到学校附近的小饭店，喝了一瓶二锅头。将自己灌醉，是当时唯一可以解脱的办法。

祖母葬在了宁波乡下的宝幢山。她的墓，在香港电影大亨邵氏兄弟的祖坟上方十米处。此后的每年清明，到祖母的坟前上香，则成了我的一项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