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块和二叔有关的石头从水中打捞上来，随手甩向一边，它和奶奶的那块碰撞一下，然后叠在一起。好吧，那就说说二叔的故事。它不关于火焰也不关于灰烬。

    前面已经说过，二叔是个瘸子，他的右腿短了一截并且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在村里孩子们总爱模仿二叔走路，他们学得像一群鸭子，他们学得很像。有时候，二叔笑嘻嘻地看孩子们走。指导他们的动作，二叔的笑容看不出沧也看不出凉。

     据我母亲说，以前二叔可不是这个样子，他的变化让人吃惊。现在，我二叔是一家人的敌人，甚至是全村人的敌人。

    据我母亲说，以前二叔长得很英俊而腼腆，腿也不瘸，“都是那老妖婆害的。”她所说的老妖婆指的是我奶奶，坐在旁边的父亲用鼻孔哼上一声，狠狠瞪她两眼，不发一言。

    据我母亲说，二叔的瘸完全是奶奶一手造成的，是她心里的狠和恶在驱使，事实并不是这样。我母亲，出于她的私心夸大了奶奶的作用。事实上，事情的起因是，三年前的某个傍晚，二叔在奶奶的催促和咒骂下，怀着一千二百个不情愿走向邻村西马，他要去姑奶奶家讨债，因为我奶奶得知姑奶奶在我爷爷的手里借走五元钱。

    催促和咒骂都是在下午开始的，二叔的不情愿使他的行动一拖再拖，他甚至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空手而回——但一切一切都不能动摇奶奶的决心，她一定要将钱要回来，“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她甚至换了件衣服准备自己上路。

    二叔出去没多久便就回到家里，随后，他又在吵吵闹闹的后背们簇拥下送到公社医疗所。那天我在家，但我没有看到二叔，他被一堵堵后背们包裹着，只是一声声惨叫能清晰传来。他被抬走之后，地上有一大块粘粘的血，上面落着几只硕大的黑苍蝇，怎么赶也赶不走。

    二叔落下了残疾，如果放到今天，他的瘸应当算作医疗事故——但在那个年月。二叔的受伤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他走到村外正赶上两队红卫兵械斗，败的一方从他身侧逃走可我二叔没想到躲闪，于是他被当成败走一方的红卫兵，于是棍棒交加……另一说法依然有红卫兵械斗。只是多了奔跑的牛——它们被其中一方用作武器导致另一方溃不成军，二叔的骨折是因牛的踩踏而致……清醒过来的二叔对两种说法都不否认，他说自己当时被吓傻了，同时又觉得很不真实，仿佛是一场重演的少年游戏。姑奶奶大病一场后将那五元钱送了回来。至死，她都没有再来过我们家，尽管奶奶的咒骂总是提到她。

    有了这个残疾，二叔就变了模样。从骨头到肉到皮都变了模样。我有一个好吃懒做的二叔了，有一个心怀鬼胎的二叔了，有一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二叔了。在后来，他更加变本加厉，成为全家人的心痛和屈辱，这是后话。也可算做是前话，我的小说《生存中的死亡》曾记下二叔是作为，虽然部分略有夸张，部分则经过简略。

    促使二叔变化的不只是他的残疾，还有二婶的离去，二婶的离去与我奶奶有直接关系。二叔变成瘸子的第二个月，奶奶叫上铜头叔金锁叔，包括长旺哥和刘家四嫂，组成一支虚张声势的“捉奸”队伍，悄溜溜进刘宝合家里，然后用力撞开了门。门并没锁。我的二婶确实在场，她完全是一副平日串门的模样，并没有像我奶奶她们想象的那样。而刘宝合，赤裸着上身，但这不能算是异常。捉奸队伍里大部分的男人也都如此，这是辛集村男人们的习惯，不好有特别的猜测。

    事情的最终结果是，二婶连夜离开了我们辛集村，回到娘家，飞快地和二叔离婚，据说她后来嫁到了山东无棣。二叔在离婚之后还去过她娘家两次，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就知道他碰到了坚硬的钉子。“别想在我的眼睛里插针”，我奶奶说。“要是没事，她早就哭啊闹啊死啊活的了，要是没事，我将我的眼珠子挖出来！”我奶奶说。每次说这些，都会导致鸡飞狗跳碗筷乱飞，二叔就在那时候变了。他怨恨我奶奶，进而怨恨我们所有的人，仿佛是我们全家合谋，将他一步步推向深渊。我所说的“我们”中间也包括我，那时我只有八岁。八岁那年我记下了很多事，能够明显感觉二叔对我的厌恶，恶毒和仇恨。多年之后，我读到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先回来的那半个子爵很像我二叔，假如二叔有足够能力的话。这部让我着迷的小说常让我感觉一股莫名的冷。

    文革后期，我父亲因为“写反标”被抓起来关了七天，放出之后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恍如隔世，恍如隔世”。我父亲在反标事件后更加胆小如鼠，这属于后话。事件纯属子虚无有，本来应当不难查清，可告密者的身份让工作组的判断缕缕出现失误，他们说什么也想不到二叔会用这样的伎俩算计自己的亲哥哥。是我二叔告的密，他自己也承认，“是我告的，又怎么样？难道这事他做不出来么？”

我奶奶，我母亲，都属于相当厉害的角色，可她们对二叔却毫无办法。“这个寄生虫”，我母亲这样叫他，又有什么用呢？我二叔，相当坚定地充当起寄生虫，他一边享受着寄生生活，一边给他的“宿主”制造麻烦，不快，甚至灾难。离开这个家，他还是怯懦的，仿佛一条真正的虫子。

    潜水，潜水并不是每次都一定有效，我已经多次空手而回了，记忆变得越来越浑浊，里面甚至被丢进了旧渔网。它曾被用来打捞过什么？它怎么会被丢弃，成为三十七年河流中残余的部分？我想不起了。

    不只一次，我想以姑姑为核心写一篇小说，这个念头真的由来已久。我为她设计了她所需要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烧伤自己的火焰，孤独，聪慧，不期待。在一个褐色皮面的笔记本上我这样记下：“她内心的敏感和她外表的平静完全不成正比，然而她也并不精心呵护自己，甘于那种随波逐流的、被安置的命运。我设想，她在二十岁前有过一场秘密的恋爱，完全的单恋，那个男人越来越属于幻想，幻觉。随着那个人的消逝她悄悄熄灭了自己全部的火焰，后来嫁人，波澜不惊的嫁人，三十一岁死于难产。”我记下：“她有一个属于个人的封闭世界，这个世界从未向任何一个人敞开，从未……”她是我的姑姑。一个隐在影子背后的人，她的来和去几乎没有声息。我爷爷也是这样。他的死亡和姑姑的出嫁在同一年的夏天，那年我还小，八岁，可感觉自己记下了很多事。

    姑姑出嫁前我见过姑夫两次，那时爷爷已经病重，赤身裸体地躺在炕上，因为新姑夫要来，他的下身还盖了一条旧床单。姑夫一走，奶奶就将旧床单从爷爷的身上拉下来，丢到一边——这不能怪我奶奶，他已经不太适合盖衣服或床单了，因为他的小便不受控制，总是滴滴漏漏，有股特别的气味。

    姑夫来了。他显得木纳，忐忑，紧张，又有点心不在焉。那年我八岁，一直紧紧跟着他盯着他看，我的跟随更增添了他的紧张。不知他说错了一句什么话，屋子里的人都猛烈地笑起来，只有我爷爷和姑夫没有笑。那时，我爷爷已不会笑了，他的耳朵、眼睛都仿佛是一种无用的摆设。

    姑夫第二次到来并不比第一次来情况好多少，虽然他带来了我爱吃的酥糖。他的话又引起了哄笑，我母亲将那句话抓在手上在不同场合重复多次，以至一向平和的姑姑都带出了脸色。他来去匆匆，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木匠，给姑姑做好了板柜。

  受一个人的挑唆（我忘了是谁），我吃完姑夫带来的酥糖，直着腰板喝令我的姑姑：“你不准嫁给他！这个人不好！”我说得相当响亮。当时，屋子里面围满了人。

姑姑是怎么回答的？我的肺里呛进了水，可依然没能将她的回答打捞出来。她肯定回答了，肯定。

    不止一次，我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篇怎样的小说，我将她设计成大家闺秀，设计成李清照式的才女，可不将赵志诚给她，只给她一个商人，一个木匠。我设想，小说从一树桃花的缓缓飘零开始写起，语调缓慢，绵细，粘滞，沧桑，多少带有些华丽。我设想，她整日和诗书，和自己的琴声为伴，平静地待在后院的阁楼上等待出嫁，准备接受任何一个被父母选择好的男人为自己的丈夫。她将心挂在了远处，高处。她并不是很漂亮，我要强调这一点，并不漂亮。她有我姑姑的聪慧和敏感，毫无挣扎地将自己交给粗糙的生活，安于角色的扮演。我设想她会在三十一岁死于难产，和未出生的生命一起离开这个充满责任和鬼火的世界，与我姑姑的结局一样。事实上，姑姑的死亡发生在她二十六岁那年，我很想再多给她几年时间，虽然我知道，多出的几年对她未必是种享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桃花，依旧。记得我们家院子里也有棵桃树，能开出满树水灵的桃花，但它在我爷爷去世之后也遭到了砍伐，早已了无痕迹。本来树是可以留下的，都怪我奶奶的多嘴。她对前来搭灵棚和盘灶的人们说，离那棵桃树远一点，别伤到它，随后又打出我爷爷的旗号，她说，树是我爷爷种下的，他活着的时候就爱到树下坐坐。去年秋天，他大概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搬个凳子在树下坐着，对着树说，明年你可开花呀，明年你可开花结桃啊。我奶奶说得声情并茂，她反复说，明年你可得开花呀，明年你可多结桃啊。

    奶奶的话被二叔听到了。

    他拿来一把斧子，绕过众人，对着桃树的根部，用力，用着满身的力，一直舍不得用出的力。没人能拉得住他。奶奶冲过来，可她必须躲开二叔扬起的斧子，她大声咒骂，她的咒骂甚至加快了二叔的速度——等我父亲和姑姑夺下二叔的斧子，桃树已被砍到了中心，再无继续生长的可能。“你没看到盘灶碍事么？灶能盘到炕上去？有它在，进灵棚都没法进，你让我们趴在外面，陪外吊？……”二叔的嗓门更大，他脸涨得通红，身子还一窜一窜，像被抓住脖子的鸭子。

    我偷偷看见母亲，她远远站着，一副冷漠的表情。

那棵桃树，最终还是被砍掉了。第二天，二叔又拿出他的那边斧子，仔细清理着高出地面的树根和断茬，“别把人给绊倒了。”二叔弯着腰，抬着屁股，在那里挥动斧子的背影异常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