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顾名思义是指“可尊敬的身份或地位”，而汉语民族的“尊严”是通过“面子”来表达的。“死要面子活受罪”是民间对“面子文化”的一种自嘲与讽刺，“面子情结”是人性的弱点。

汉语文化中的“面子”包涵着“体面、光彩，情面和情分”，这与西方的尊严有着天壤之别。英语民族的尊严是建立在人格的基础上，而汉语民族的“尊严”则更多的偏向于面子；尊严对应的是人的公民基本权利，面子对应的则是人的社会地位。

美国作家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是新文化先驱鲁迅先生的大力推荐的、反映中国国民性的专著，该书的第一章就是“面子第一”。作者这样写道：“把‘面子’作为全体中国人的一种‘素质’，一眼看起来实在是荒谬透顶。但是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单指人的脸部，它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名词，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要多，或许可能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面子第一”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阻碍汉语民族发展的历史“鸿沟”。古代伯夷、叔齐于“商亡后不食周粟而死”，就是迂腐文人中毒糟粕的后果；而楚汉相争，一代骄雄项羽虽然力能举鼎，但是因为放不下“面子”最终演绎了“霸王别姬”的绝唱。

如果要对“尊严”和“面子”的性价比进行评估，项羽刘邦争霸的典故是最经典的案例，下面先来分析双方的力量对比：

  项羽：楚国贵族的后代，文武兼备，有70次余胜仗的战斗业绩。刘邦：沛县的亭长，管理10里方圆的“村官”，“好吃懒做”的“平庸之辈”，屡战屡败的“游击队长”。项羽在各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么最后的乾坤又是怎样倒转过来的呢？毛泽东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给出了谜底，毛主席所指的沽名钓誉，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项羽太好面子的致命弱点。

我们来进行第二组的三项对比：

一、项羽因为智勇双全的军事才能，在楚军处于众星捧月的地位，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是楚将在仰视霸王的过程中，无法发挥各自的优势；刘邦虽然缺乏指挥军队的能力，但是他礼贤下士，各取所长，刘邦是用集体智慧去博弈项羽的个人天才。

二、项羽在“鸿门宴”上碍于各方的“面子”，陶醉在“尊严”之中，最后在瓮中捉鳖的条件下放掉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刘邦在“鸿门宴”里对项羽“百般奉承”，虽然“名誉扫地”，实际上却显示了他能屈能伸的大将风度。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鸿门宴”是刘邦转势的序幕，至于后来楚汉签定“鸿沟”停战协议，刘邦背信弃义，在项羽撤退时背后攻击，则表现了刘邦那种政治家“兵不厌诈”的“厚黑”谋略。

三、项羽自起兵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以弱胜强、绝处逢生是家常便饭，导致其没有任何失败的心理准备。仅垓下之战的一次失败，超强的“面子情结”，使得项羽无法承受偶然战败的事实，只能吊死在常胜将军的“神坛”上。他没有勇气去面对和重组往日俯视的部下，脆弱的心理素质使其失去了东山再起的信心，留下“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的千古之恨！

      刘邦虽然胜少败多，但是屡败屡战，越挫越勇。刘邦淡定的心理素质，豁达大度的胸怀，委曲求全的策略，使得各路诸侯为他所用，最后凭借关键一战夺得了整个天下。而韩信忍受胯下之辱，成就一代超级名将的故事，使得我们的性价比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应证。

     那么现代社会的“尊严”的性价比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翻开华人富豪榜不难发现，其中草根出生的风云人物比例，远远超过神童、高考状元以及“富二代”的比例。李嘉诚少年时，是香港茶楼的伙计，饱受顾客的歧视和老板的压迫；大学毕业不久的潘石屹在1988年变卖家当，辞职南下广东，到达深圳时，身上剩下80多块钱。当时潘石屹为三餐而奔波，最后进了一家“皮包公司”打杂。如果这两位财经巨子没有当初那一段忍辱负重的经历奠定基础，很难想象他们会有今天的伟大成就。

    台湾旅日企业家刘秀忍是今天鲜为人知的商界女杰，这位仅读过四年小学的弱女子，是日本七座百货大楼的老板，美国林肯大学荣誉商学博士。刘秀忍早年以109次拜访，获得了日本一位顶级财经教授的引见，由此进入大和民族的上流社会圈，从而得到了不少难得的商业机会。

假设刘秀忍在108次拜访失败后放弃，那么她的巨大成功就无从谈起。这三位当代成功人士虽然曾经在“面子”上付出了超人的“代价”，其性价比仍然很高。

然而，“尊严”的性价比计算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不是高数微积分能够解开的，而是需要用“软科学”来诠译。“忍辱负重”需要“漫长”的时间成本，需要承受“巨大”压力的心理成本，甚至需要超越人生对“污辱”的忍受极限。如果对待“忍辱负重”没有长期、艰苦的思想准备，是很难到达成功彼岸的。

刘邦的“忍辱负重”，不仅自己经历了千难万险，甚至还用自己的父亲、妻儿作为赌注。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浴血奋战。即使在和平时期，“忍辱负重”同样“成本不低”，仅刘秀忍的109次的屈尊拜访，就需要两年多时间；至于其他各界成功人士所忍受的屈辱更是数不胜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全社会正在落实与推进。“80”后、“90”后，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收益群体，他们是在一帆风顺中成长的。他们对“尊严”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有更高的需求，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现代的“尊严”与“传统文化”的“面子”虽然有本质的差异，但是也有割不断的联系，两者没有绝对的区分。我们有既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各种合法权益，也要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我们在单位和家庭中没有必要因为“面子”的缘故，与领导、客户、同事、亲人斤斤计较，反而可以给足这些人“面子”，利用好人性的弱点。

“传统的面子文化”，还在表现在女青年受到性侵犯之后，她们往往因为好“面子”，而不敢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来，来保护自己的尊严和人身安全。正为这些弱女子选择忍气吞声，所以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得寸进尺。

尽管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社会的许多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以及矛盾在不断产生。大学生就业难，一直是困扰社会各方面的重大社会问题，特别是此次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就业、再就业工作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经过三十年经济建设的积累，中国政府在物质上、财力上，完全有能力化解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的影响；但是，对于没有经过艰难困苦考验的青年一代来说，此次国内三十年未遇的经济危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卧薪尝胆、荣辱与共，是抗击金融风暴的重要一环。而各级学校以及全社会，有必要进行学生的挫折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无论是做“村官”的大学生，还是进企业的硕士研究生，都应该放下架子，从基层做起。青年人应该能者为师；不耻下问，才能在实践中提高和锻炼自己。

中国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一些花费巨资的“形象工程”以及“豪华的机关办公大楼，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唯有对“尊严”与“面子”有科学的认识，华夏民族才会更加成熟与强大！

本文已经由《新经济》杂志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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