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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觉醒主义哲学问世和对“国民精神”的思考

(2014-11-22 1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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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觉醒主义哲学

大我觉醒主义精神

大我精神

曲刚当代哲学新思维

       这篇博客选自我最近正在撰写的一篇文章 ——《论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其中的一些内容已在北京大学等社会场合上公开宣讲,并引起很大反响。关注我的人都知道,平均每过一到两年,我都会有一个“大家伙”的学术成果问世,仅查阅历时近10年的曲刚新浪博客你就会看到曲刚英语语音大表、语法大表、英语说文解字、心理学图谱、三个象限幸福理论、内力觉醒教育、生命体统认知等学术成果的问世过程和其后惊心动魄的研究背景。以上成果从英语学习方法到教育方法、到健康养生,一个成果比一个成果走向更大的目标,解决更大的人生问题。那么此刻,又是两年过去了,我又会问世一个更巨大一点的家伙吗?会! 不会,就不是我了。因为如果我安静得太久了,许多人都会忍不住地问,“曲老师,你忙啥呢,半天没动静了,大家等你上场呢!”

        好吧,我就不负大家所望,这一次扔出两个把我自己都惊得目瞪口呆的大家伙 —— “大我觉醒主义”及“当代哲学新思维”。这两个大家伙把人们的视线推到两个更高高度的思想目标 —— 精神建设和信仰归属,这是“道”的讨论。相比之下,在此之前我推出的内力觉醒教育、英语觉醒教育、高能量心理学、高能量教育学、音乐觉醒、美术觉醒、文学觉醒、电影觉醒、时尚觉醒、健康养生觉醒等,都是“术”的觉醒,是通向“大我”这一大“道”的手段和措施。

       我多年来的研究过程如同爬一座高山,我历经千辛万苦爬到山顶,发现山上插着一杆大旗,旗上写着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 “大我”。我这才晓悟我穷其一生的研究、实践、努力,都是为了找到这个让人类通向“大我”的途径,以至于为了阐述清楚“大我”的含义,我不得不再发明一套全新含义的哲学符号概念谱系,即“当代哲学新思维”。这就好像我为了向人类讲清楚一道特别有用的数学题,我先要发明一个东西叫数学,先把什么是数学对大家讲清楚,再用数学把那道题讲清楚,这一下就搞出了两件大事。

 

       近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时期,鲁迅提出了“国民性”的概念,并倡导国民性改造一事。这是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的中国人任外敌和内权欺辱麻木不仁不反抗的群体表现,他痛恨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格,怒斥传统的吃人礼教是导致这一国民性的文化根源,嘲讽国人的阿Q精神胜利法是自我麻醉。如果说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是国破家亡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来侵略的痛楚刺激下激发出来的对国人落后的性格秉性的激进式反省和发问,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呢?在外敌不怎么敢随便地动我们、甚至有时来朝拜我们、甚至有时还来求我们的当今世界格局里,我们中国人是否应该对自己的国民性格再一次发出当下意义下的反思和审问呢?显然,这个问题不能不面对。

       有人就提问了,并换了一种温和的问法,并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对中国的前总理发出提问,问的人是中国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钱学森,他已不再是国破家亡时期的鲁迅式样的愤青知识分子代表,而是祥和亲切的快要走了的一位世纪老人,他以最和蔼的口吻很留面子地向中国总理发出了提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其实钱学森心里未必就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也未必就仅是对中国的教育界发出提问,一生中言辞甚微、几乎从来不对社会讲话的缄默的钱学森临走时仅对他所处在的科技教育界发出了这样的提问,并且这个提问至今没有人能令人信服地回答,不能不说这是当下的中国人尚且还回答不起的一个悬疑问题。而我个人经过长期的思考后觉得,要彻底回答清楚这个看似简单的复杂问题,仍必须要牵动一个曾经十分敏感的思考神经,把老问题重新问,问当下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不从国民性上思考这个国家的组成单元分子(即人)是什么样子和什么类型人,就无法从最根本的出发点上审视这个国家的前进瓶颈和改革方法。

       也许,鲁迅时期的中国人只需解决安全与温饱问题、无须深刻考虑清楚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也能闯过崎岖的发展难关一路走到不被人欺辱的当下境地。而当下的中国人要真想走向大国崛起,要真想打破外国人视我们为“除了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以外一百年也不会有价值观输出”的矮小印象,要真想解决当下中国社会众多矛盾和全民幸福感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面对“人”的问题,就要思考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要思考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幸福感问题,肯定不仅仅只需要思考国民性这样一类的文化问题,肯定还要思考法律、经济、社会制度建设等外在问题。但这并不打破人类社会所惯有的先从文化思想视点开始思考、探寻社会进步方法的发展习惯。因此文化先行、制度随后,这是正向考虑问题的过程。因此这不会影响我提前就过早地思考了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一问题,并且改进提升了一下,改成思考中国人的“国民精神”这一问题。因为我认为“国民性”一词暗示出一百年前中国人面对外来列强没有安全感地思考着“我是谁、我怎么打不过你”的窘境思维,而今天貌似安全的中国人应该大胆一点,不仅仅要思考我是谁了,而还要更上一层楼,带有安全感、自尊感地思考更高层面的问题 —— 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向哪去,我该怎样去,我面临着怎样的历史困难和人格困难,我该怎样解决。这些就是我提议的“国民精神”问题。

       于是我开始思考了,并最终抛出了“大我觉醒主义精神”的思考答案。我认为中国社会有史以来及现当下的一切问题,都可归结为深刻层面上的每位个体人所缺少的一种“大我”精神,这里的“大我”不是指国家、团体、社会,而就是指孤零零、赤裸裸的生命个体,指目前尚处在“小我、病我、废我、弱我、残疾我、哀我、怨我、自卑我、痛苦我、无视我”状态上的每一个人。

       大到人们指责中国的大学里没有大学精神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小到人们指责社会上腐败混乱滋生、老人摔倒在街边没人敢扶,这一切问题都可引起人们对“国民精神”的发问。有时我在想,如果当下13亿中国人突然都被“大换血”,换成地球上另外一种精神的人,中国的情形也许会立刻大不一样,好多问题可能会立刻迎刃而解,或干脆不存在了。因此“我们是谁”这一国人精神发问肯定跟“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这一现状问题有必然联系,值得思考。

       其实中国社会近百年来一直不乏有人对中国人的“国民精神”问题发问,鲁迅、柏杨是痛彻发问,胡适、梁启超是温和发问,钱学森是和蔼发问。但这些发问一直都没有找到答案,或发问被救亡图存、战争、国家建设、政治动乱、经济发展所淹没和搁浅。但很显然,对国民精神的发问已时隐时现地出现在当下中国人的思想内容里了,中国近来兴起的国学热,对西方人人文思想的热衷讨论和深度关注,以及中国社会当下兴起的各种文化沙龙和读书热,其实都或多或少地逼近一个根本问题 —— 我们是谁,我们是怎回事,我们该怎办。这是吃饱穿暖的所有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内思考的一个本能问题,因此“国民精神”这盘菜,该上桌了。

       我前沿性地思考国民精神这一问题,并提出大我觉醒主义这个答案,还和我目前正从事的职业有关 —— 教育及英语教学。

       由于发明了有奇效的英语教学法,成千上万的学生奔我而来,我就有了和中国广大的孩童和成人深刻接触的机会,有了广泛观察社会的窗口。孩童是人的精神世界塑造期,成人是人的精神世界表现期,教育是一个社会国民精神最重要的塑造平台。长久的文化教育经历使我惊异地发现中国当下教育界最紧急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解救出大批“废才”的问题。据我了解的官方机构统计数字,中国当下有86%的人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我称之为生命状态问题),有50%的人有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即影响正常生活的,需要心理救助),有30%的人有非常严重紧急的心理问题(即需要心理抢救,否则难以有正常生活),有15%的人则是心理废品(即已报废到不是正常人的程度,不能生活自理,啃老,宅家,成为家庭及社会负担,而且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激发不可思议的过激行为,如挥刀砍向陌生的群众等)。中国当下这些大面积表现出来的生命状态乱象和另一方面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有逻辑关系,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共同体的两方面表现,就像太极图里的阴与阳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这一问题除了要向法律制度和社会管理问责外,不可分割地也要向社会文化和当下中国的国民精神问责。因此我以一己之力所能涉及的立足范围,思考中国人的国民精神问题,并期待从这一问题发散开来,思考全方位的社会问题。

       我思考国民精神还有一个最功利的目的,就是思考人如何活得有幸福感、有希望感、有奔头?这不仅是一个“胸装天下”的高调问题,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个我问题。思考到这就必须动一个我以前并不熟悉的领域 —— 哲学。我认为所谓哲学,就是从思想高度和结构高度来思考个人构造和社会构造的高级说法。幸运的是很快我就学完了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哲学教科书,但很快我就发现我对这些历史上的所有哲学工具和概念谱系不是十分满意,因为它们解决不了我思考到的各种问题,而且还有相当大程度上的词语含义混乱和逻辑不清问题。比如“国家、社会、世界”这些词语,搞不清它是指一群人、一个民族群体、一片地方、一片山水、一种文化、一个政体、一个政府、一个政党…… 因为这些含义都常用。再比如“人类”这个词语,搞不清楚是指全体人、一群人、一个人,因为三个含义都常用,再比如“事物”这个词语,搞不清是指一样东西、多样东西、是否包括人在内、还是指事件、情节、故事等,也因为这些含义都常用。再比如“问题”一词,既有困惑的意思,也有命题、主张、要求、困难的意思,如“我始终搞不懂这个问题”这句话里“问题”一词就指困惑,而“他讲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句话里“问题”一词就有可能代表主张,“解决生活实际问题”里“问题”又可能表示困难、要求等…… 以此类推,我发现类似这些含义模糊的词语充斥在几乎所有的哲学教材里,是这些词语的含义模糊导致了整个哲学领域(特别是中国哲学领域)的思考困难,导致大众生活与哲学无缘,这就好比一二三四都念不准、乘法口诀都背不准的人想去学好数学,怎么可能学得好。我认为哲学恰恰是用清晰含义的文字符号精准进行的思想及智慧运算活动,是人人的大脑装备了清晰符号后都可进行的智慧思考,因此要恢复人的哲学思考知觉,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建立一套精准概念的符号体系,使这些符号区别大众的世俗思考,还思想者以精确的思考工具。“当代哲学新思维”,就是我在这个动力的驱使下创造出来的一套全新含义的哲学概念体系。创建这个符号体系的过程十分艰难,它要对国家、社会、人类、人类社会、政府、政党、天然、自然、世界、宇宙、事、事情、事物、事务、物体、本体、存在、关系、矛盾、和谐、现象、表象、显像、隐象、内象、观像、本质、实质、目标、变化、发展、幸福、生命、生活 ……  等等所有再熟悉不过的日常词语进行再思考,思考出他们的精确含义,剔除或修改一些不正确的含义,废除一些被世俗思维异化掉的词语,创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词语,来构建一套全新的用于精确思考的词语体系,那难度,是改写大脑,是跟自己已经熟练使用了一辈子的大脑的潜在思维习惯做斗争,凭着深度的觉悟把嘴上再熟悉不过的词语逐一改说成另外的意思,十分难。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到这套哲学符号发明成熟时,由它所带来的智慧和觉醒也随之而来,之后我用这些符号长久思考哲学问题,一路觉醒出了宇宙三元结构论、存在论、矛盾论、和谐论、关系论、宗教哲学论、天理公理人理论、群我中心主义论、个我中心主义论、人格论、社会结构论、美学原理四说论、当下中国问题论等,这个自我构建的哲学体系便日趋成熟了。

       

     “大我觉醒主义哲学”,是我创立的众多哲学认识论中的学说之一,它的创立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倡导国人的“大我”国民精神,要“活得顶天立地、做得改天换地、影响力惊天动地”。大我觉醒主义哲学是“以人为本”的可兑现解说,它致力于大力解放、释放人的思想、精神、智慧、力量,致力于让人活得精彩幸福,致力于让社会构建得真正和谐、强大。

       (选自曲刚《论中国人的国民精神》,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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