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能相识相处，凭的是一种缘分，而师生缘在科研这个圈子里历来就显得那么的重要。首先，你自己是在导师的直接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其专业知识的积累直接受到了导师的影响和指导，其二，你的学术圈子跟导师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以后的就业前景和工作环境。在现今中国尤其显得突出。

其实成长到了一定层次的人都不愿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导师是谁谁谁，因为学术界有个共知，那就是只有哪天没有人知道你的导师是谁了，才基本证明你也有自己的一块天地了，嘿嘿。

中国人也有句俗话，叫做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所以我一直倾向于一旦毕业后就独立开展自己的工作，独立去开创自己的研究方向。但这不是说不再从自己的导师那里继续得到指导，也并不妨碍自己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来写几个文字怀念那样一些已经失去了的相处时光，并以此来作为自己对导师曾倾心培养的一种感谢。

我硕士导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梁灿彬先生，第一次见梁先生是我考研拿到成绩单之后，只身从成都赶到北京来见到的，可能是三月十号左右，一是因为我分考得不高，二是我担心自己不是学物理出身的，导师会因此不要我。所以不等分数线下来我就过来了。我辗转几次后在师大南门口给梁先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家里住址后我就直接在他家里见到了他。时隔多年了有些细节我还是记得的，比如他问了我对规范势是怎样理解的一些相关物理问题，我那时当然不知道什么AB相之类的东西，郭硕鸿的电动力学只到后来再版才加了进去的。但是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是，他明确告诉我做理论物理研究特别是跟他学相对论，就是上了一条贼船，要我谨慎考虑。我猜梁先生对任何带过的弟子他可能都这样警告过？我觉得我那时就只想继续搞懂一下让我困惑的物理问题，没有多想就信誓旦旦了，呵呵。

现在我明白，把自己摆在一种上了贼船的境况，其实有许多好处。面对许许多多的不如意和困扰，还算都能坦然面对，大不了哪天不干了的思想也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了许多还算开朗的心境与广阔的选择空间，呵呵。

梁先生现在比我还只争朝夕，忙于著书教课。我祝他健康长寿，并希望他能什么时候来南昌走走。

我博士论文是在Lee Smolin教授指导下完成的。跟Lee做研究纯粹是到了Penn State以后的选择。去那里总之是为了做量子引力，所以我先接触的确实是Abhar Ashtekar。其实Lee和Abhar都是对学生很好的导师，我最终决定跟Lee是因为研究风格的问题。因为梁先生和Ashetkar都是芝加哥学派的，我认为跟梁先生的几年中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且自己做研究也同大多数中国学生一样习惯于严谨严密，有时会感觉不太与自己的性格相符，而在尝试与Lee交流时，从第一次接触我就发觉Lee的风格迥然不同。我先给他写了一个长的Email, 介绍了我自己的兴趣和表现，比如我第一年课程拿了多少多少A之类的，他很快给我回了一个更长的信（也只到后来亲见了他敲键盘的速度后我才感觉其实那花不了他多少时间），他很nice，谈了两点我至今记得，第一点是他告诫我做一个好的学生跟做一个好的研究者几乎是两码事情，第二点是他那时想得最多的问题，也是他当时的基本哲学思想：量子引力很可能就是圈量子引力、弦论、黑洞物理和拓扑场论的互补之后的产物。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我的胃口。所以后来的几次接触我们很快就合作了。几年里我也从Lee那里学了很多课本以外的东西，比如他告诫我做物理不是做Model，做物理必须Have Fun等等，让今天的我不时感觉惭愧。

Lee不知中国有教师节，但祝他教师节快乐！Have Fun！

时光如此之快，辗转自己又为别人之师了，教师节之际也只愿自己能够对得起这份职业，从而面对以后在自己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学生，能够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