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场仁安羌大战

    1942年，中国入缅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在缅甸仁安羌救英军并大胜日本常胜军第33师团，这一著名战役被称为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很多人都说，里面真正团长虞啸卿原型，就是曾被淹没在历史书里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

                                                                特约撰稿 戈叔亚

    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南部的油田仁安羌，一举解救了被日军围困的英缅军第一师7000多人而名声大振。事隔多年，人们仅仅知道那是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孙立人的部队所为。为此，孙立人荣获英国首相授予的勋章一枚、美国丰功勋章一枚、中国四等云麾勋章一枚，而真正在第一线指挥38师113团的团长刘放吾上校（后为将军）则很少被人提及。乃至在1963年在香港还发生了有人冒充仁安羌总指挥的“真假将军”事件。这样，仁安羌战斗的前线指挥官刘放吾将军这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英军师长的手令
    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当时的部署是：
    第五军200师在同古坚守了半个月后，在22师和96师的掩护下退守平满拉—曼德勒的中路、第六军在棠吉的东路、英军在仁安羌西路。第66军为预备队，六十六军下辖的新38师驻防曼德勒。
    4月14日，英军退守缅甸的油田仁安羌，日军两个联队7000人迂回切断了英军的后路，将英缅第一师包围在仁安羌东北、平墙河以南地区。
    16日，应英军缅甸战区总指挥亚历山大将军的请求，远征军第一路总指挥罗卓英命令新38师孙立人以一个团的兵力赶到乔克巴当支援英军。孙立人随即命令刘放吾的113团在当天赶到了目的地。
    17日，被围的英缅军第一师师长史莱姆将军听说来了援军很高兴，马上驱车前来会晤。史莱姆的回忆中说：“我在乔克巴当村的一幢残破的建筑楼下看到了团长，他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却透着刚毅；他佩戴着一副野战防风眼镜和驳壳枪。我们通过英军翻译介绍握手，随即摊开地图研究战局。团长给我的印象是反应敏捷。我要他马上率领全团乘坐我给他们准备的卡车赶往平墙河。于18日发起攻击，配合英缅军的突围。
    但是，他说经孙立人师长下令才行。我说孙将军已经授令您归我指挥，如果他在这里，我会对他下令的，他也会遵命的。尽管团长同意我的说法，但是仍然坚持要孙师长同意。僵持了一个半小时后，团长终于露出了笑容，同意照办。”
    刘放吾次子刘伟民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当时父亲要史莱姆写的手令，他一直保存着，英文翻译如下：
    “致113团团长刘上校：兹派贵官率领全团，乘坐卡车到平墙河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斯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场配合你。你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里公路两侧的敌人。史莱姆 17日11时”其实父亲并不知道38师归英军指挥，史莱姆又是随便把命令写在一张纸上。直到无线电和孙立人确认以后，刘放吾才开始奉命行事的。
    巧的是，在腾冲说起这件事情，现居南京的王楚英老人也加以证实。当时他是史迪威将军的副官，也赶到了乔克巴当。“他当时写了一个纸条给刘放吾团长。”王楚英先生证明说。史莱姆将军后来在英帕尔战役中一举成名。在一起交谈的还有美国中美航空遗产基金会的杰夫.格林先生，他对这位看似普通的中国老人居然和史莱姆将军这位“二战”最有名的战将之一在缅甸战役一同共事肃然起敬。
                                     刘放吾率团救英军
    为了说明父亲这段历史，刘伟民出版了《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一书，“我写这本书仅仅是为了证明，当时接到孙将军的命令攻打仁安羌的团长正是我的父亲，而不是后来在香港招摇撞骗的那个林彦章。我们一点没有贬低孙将军的意思。”
    后来记者和孙立人将军的养子，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教授揭钧先生联系，证明情况完全属实，解救仁安羌英军的正是刘放吾团长。
    刘放吾接到明确的命令后，率领全团于17日到达平墙河，同时还有配属的英军13辆轻型战车。敌人是装备精良的第33师团，113团发起攻击后，包围英军的日军腹背受敌，有些乱了阵脚，但是仍然凭借着精良的装备负隅顽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开始向113团猛烈轰击，我军除了两面夹击敌人外，还向敌人正面多次进攻，到了下午4时，敌军渐渐不支，终于放弃阵地，涉水逃遁。
    战斗开始不久，孙立人将军也赶到了，他和史莱姆一同到了114团的营指挥所。被围的英军仍然不停地通过史莱姆求中国人加紧进攻，但是被孙立人婉言拒绝，要求史莱姆不干涉刘团长的部署。孙立人承诺在19

日拂晓该团会再次发起进攻，而且一定会救英军脱险。
    刘团长一面命令二营在正面牵制敌人，一面自己亲自带来团主力从敌人的右侧迂回包围。到了19日傍晚，113团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终于全部克复了油田，解救了英军、美国传教士和记者7000多人。113团营长张琦、杨振汉等100多人伤亡，打死打伤日军500多人。创造了以1000多人击败了7000日军，同时解救了7000多英军的奇迹。
    上世纪80年代，记者采访的第五军参谋邹德安老先生回忆，那时他追随着200师星夜赶来援助新38师，但是当他们到达时，战斗已经胜利结束了。他说，晚上他在油田的一片熊熊大火中看到了孙立人和刘放吾。
史迪威将军的副官弗兰克.多恩上校在回忆录中说道，当时缅甸战役四处传来的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唯独孙立人的新38师在仁安羌大败日军，并解救英军这个消息，使得司令部士气为之一振。

                                  我的父亲，他的团

    4月19日的《小崔说事》节目，刘放吾团长次子，现为美国太平洋国际政策协会董事的刘伟民现身讲述了他的父亲刘放吾，一个真实版的“我的团长我的团”。

《小崔说事》栏目 供稿

    在那场著名的大捷之后，刘放吾长期低调生活在民间，即便一度被媒体报道，他也不愿对当年说太多。事实上，在轰轰烈烈的“团长”故事之后，要不是当年同样有过一场“真假团长”的闹剧，刘放吾几乎不为人所知。那场闹剧，将沉默已久的真正英雄找了出来，才让世人知道了这位真正的“团长”。
                                     撒切尔夫人的感谢
    对于这一场几乎有点匪夷所思的胜利，不少人都提出过疑问，比如日本军人或日本的军事研究者就提出过不相信在仁安羌，他们打了败仗。刘伟民自己留有一些证据，包括珍藏了67年，父亲当年在战场上缴获的日本军旗，上面写有日本军人的名字。
    对这段历史有怀疑的英国历史专家也不少，他们觉得英军怎么会由中国军队救出呢？刘伟民说，其实英国人也没什么可怀疑的，1942年英缅军史莱姆将军给他父亲亲笔写的手稿原件一直由他珍藏，日期是1942年4月17日上午11时。“其实很多中外的博物馆都希望我能把这个捐赠，整个仁安羌大捷，是非常辉煌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就是由这珍贵的一页开始的。”
    仁安羌大捷50周年的时候，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芝加哥特别接见了刘放吾，当时的两张照片刘伟民同样小心翼翼地珍藏。“我记得她穿的是红色的衣服，一见到我父亲就快步上前，握住父亲的手，她说老将军我听到太多你的故事了，你当年不仅解救了七千英国军人，同时也解救了许多其他人的生命，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意。”当时的刘伟民还小，记忆中的自己感动得眼眶中蓄满泪水，但父亲只平静地说了两句话，他说我是军人，打仗是我的职责，当友军遇到危难的时候，救援他们也是应该的。
                                   “假团长”引出的真团长
    关于父亲的故事，刘伟民从小就听到很多，却不是从父亲口中。“父亲不是多话的人，讲这个话的人都是村里的老师或者朋友，还有父亲的部下。常常听到大家谈父亲的事情，但那时也不会特别在意，因为跟父

亲朝夕相处，自己的爸爸不会特别有那种感觉。”
    真正让刘伟民开始清楚感觉到这件事，是在1963年。那一年，香港突然发生了一件冒牌将军案。当时他正在上大学，有一天，同学告诉他说他的名字上报纸了。跑到图书馆一看，上面大半版—“光荣战士从头说，真假将军揭谜底”。里边写，“烟云怀往事，强渡燕南江。杨营长谈团长，逐寇解围攻平墙。”原来，当年在仁安羌被围的英军第一师有一个叫菲士廷的炮兵团长，多年后荣膺香港的三军总司令，想起当年救他的这位团长，于是到处去找救命恩人。结果有个难民“灵光一闪”，到处找还在世的人把事情经过了解了个明白，然后跑到总督府，讲得头头是道，自认是总督府要找的“团长”。一夜之间，他成了总督府的上宾，开始到处招摇撞骗。再后来，他和当年混在一起的人发生了矛盾，人家就把他揭发了，这位“假团长”第二天就被送进了香港的赤柱监狱。媒体这就奇怪，那真团长在哪儿呢？
    正当“假团长”在香港招摇撞骗时，真团长却因为孙立人案（蒋介石怀疑孙立人兵变案，后查实为冤案）受到牵连，低调生活在台湾乡下。“我父亲做军人，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那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当年远征军的营长，叫杨振汉，在凤山（台湾高雄西南部）做煤球生意。他也是父亲最称心的，当年仁安羌大捷第一线渡河的营长。他教我父亲怎么做煤球，所以我父亲那时在屏东做煤球生意。”
    “好事”的记者终于在台湾北部一个叫曲尺的煤矿矿坑里，把当年的杨营长找了出来。记者告诉他，香港发生了这么一件轰动的事情，他才将往事娓娓道来。第二天记者全部赶到屏东，总算找到了已经做了9年煤球生意的真团长，这才有了见报的“烟云怀往事，强渡燕南江”。
                                      50年后的一等奖章
    真团长浮出水面，刘放吾却仍是典型的军人的耿直脾气，竟坚持继续做煤球生意。后来台北一家煤气公司的董事长找到了刘放吾，说不知道老先生对国家有这么大的贡献，并教刘放吾开始做液化煤气的生意，从此真团长的生活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刘伟民真正对这个事情比较投入，则是到了美国以后。1990年前后的一个深夜，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是一名姓肖的先生，他说你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对国家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光荣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电话挂断以后，刘伟民久久不能平静，开始用心去真正探索父亲的事，慢慢了解到，国内的书籍刊物谈到这场战役很多，但连父亲的名字都没有。
    “这场战役是一个团打的，这个团长到哪里去了？”刘伟民这样疑问。结果，他在史莱姆将军的回忆录里面找到了答案。
    仁安羌战斗即将开始，前往刘放吾团部视察，刘团长似乎窥出我的心意，他说到营部去看看，到营部看到部队的部署后，我相当满意，并准备后撤。刘团长说，咱们再往连部走一走，我大吃一惊，无法确定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刻，是否该接近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涉水到达连指挥部，刚刚抵达，攻击的枪炮声顿起，刘团长转身看着我，我真担心他会说，到排指挥所去看看，所幸他不再提，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
    对此，史莱姆将军的评语是，只有优秀又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1992年，已是仁安羌大捷50年，英美高层和台湾当局认可了仁安羌大捷，给刘团长发了褒奖信。在此之前，刘放吾只有一张蒋介石1946年签发的奖章执照，奖章却一直没看到。直到50年后，刘放吾才看到“国防部”特别开模，重新打造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他并没有说什么。“两年以后，父亲就过世了。我觉得这也是在他临走之前得到的一份安慰。”刘伟民说。
    直到最近，刘伟民才敢打开父亲留下的两箱东西，在其中发现了父亲的十几本日记，才知道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这里写道，1953年11月10日，他在高雄上夜车要去台北，碰到了11年前跟随他的第一营营长

，就是杨振汉。这里关于他们在火车上的那段，特别讲到仁安羌大捷后，掩护杜聿明第五军部队撤退，然后是卡萨战役，后被敌军追到野人山，最后他们在5月30日在南先庆，偷渡清德温江，到达印度。整个过程他叫做过七关，这七关他写，比关公过五关还要险。最后他说杨营长谈话中有后悔当年的骄傲幼稚，自将轰动中外的伟大辉煌战功无形抛弃，殊为可惜，至今思之，尚有余恨。刘放吾则回答，逝者已矣，尚何言哉，未死于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中，幸甚。”
    父亲的淡泊，让刘伟民深为敬佩，也将故事留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美国出生、受教育的女儿有一天回家，说高中的老师讲到缅甸战场英军被中国军队解救的故事。“那时候我女儿说，那是我的祖父。可见我女儿对她祖父的那一份骄傲。”

                      大撤退中的新38师

    在缅甸首都仰光以北260公里的东吁，也叫“同古（Tangoo）”，中国华人会馆的“财神庙”旁，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的纪念碑。很多人相信这是迄今为止缅甸唯一存在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

                                                                特约撰稿 戈叔亚

    
                                   老华侨撤退路线
    在缅甸东吁，记者见到了一名终日守在“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旁的老华侨，他是80多岁的杨伯方。杨伯告诉我们，上世纪50年代，缅甸当局捣毁了这里曾经竖立着的“中国远征军200师同古会战纪念碑”。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和其他的华人为了争取重新恢复这个纪念碑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几乎耗尽了所有心血和财物。
    “我能活着到今天，要感谢孙将军把我带到了印度，否则跟着我的老部队第五军走野人山，很可能早就没命了。那时我们汽车队奉命到仁安羌为38师运输物资和人员。师长孙立人仔细看着我说，小伙子不错，跟着我们走吧！这样我就没回第五军。”后来孙立人没有服从蒋介石和杜聿明要他回国的命令，而是带着部队跟着史迪威从英帕尔到了印度。
    “孙将军为了保护弟兄们而冒着抗命的危险。因为日本人已经把归国的门户腊戍占领了。尽管我们走的路同样非常艰险，路上死了许多人，但我们毕竟在5月下旬就顺利走到了印度。而军部和22师听从蒋介石要他们回国的命令，一直在森林里转悠，结果雨季来临，死了许多人，最后七八月才到印度。和其他部队比起来，我们没有吃更多苦，没有死更多人。记得我们仅仅就是走了10－20天的路程，雨季到之前就到了英帕尔。38师9000多人，除了战斗中牺牲的，到了印度还有6000多人。而军部和22师有2万多人，结果到印度只剩下2000多人。在英帕尔，英国人要缴我们的械，说我们只能以难民的身份进去。孙师长就是不同意，最后英国人还是以最高的礼节接待我们，因为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了7000多名英军，是他们的大恩人！”
    杨老人对于撤退的地名路线和时间记忆并不十分清楚，但可以从中推算他是和38师大部队一同撤退了。
                                  仁安羌撤退路线
    在远征军总撤退的日子里，解救了英军的刘放吾带着113团又奉命掩护整个远征军撤退。当时刘放吾写了一份报告：“仁安羌痛歼日寇记—最光荣的一团，最后撤出战场！”
    摘录大意如下：
    4月17日在仁安羌解救英军。25日转移到曼德勒大桥附近归还建制，并在那里构筑工事掩护整个中英盟军5月1日的大撤退。7日杜军长命令刘部到卡萨江边监视八莫方向的日军。11日开始和敌人接触并被包围，

前来协助指挥作战的副师长齐学启将军也失散了。直到15日都是在卡萨、英多的铁路沿线和敌人周旋，掩护38师向英帕尔撤退。以后离开铁路向山区且战且退，到了27日渡过乌尤河，后来连日在这一带与敌周旋，一度陷入绝境。30日官兵每人抱毛竹一根冒险渡过亲敦江。这时日军已占领了缅甸边境重镇霍马林，并分兵试图阻截在此前往印度的刘部，刘部侥幸逃脱。6月2日大雨来临，部队行动非常艰难，所幸再没有和敌人接触。到了6月5日和英军取得联系。8日到达英帕尔，撤退结束。
    38师的其他部队早在5月24日就顺利到达了英帕尔。在所有的撤退队伍中，新38师走的路线最短，损失人员最少，他们保存了5000多人。
                                   史迪威撤退路线
    到缅甸南坎，记者见到了一位缅甸的护士老太太埃丝特.波，她是著名的西格雷夫医生医疗队的一名护士，跟随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撤退。
    当记者提到撤退中，史迪威最喜欢听姑娘们唱的《前进！基督战士》一歌时，老太太轻轻哼了起来……
老太太的退休金600缅币＝4.00元人民币。她说她救护过的中国兵，比他们缅甸人还要多。
    这条路线有6个人曾作过记录，所有情况比较清楚：
    5月1日大撤退开始，刚刚上任的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乘坐的开往密支那的列车中途撞车，导致铁路线堵塞而无法使用。

    5月4日，史迪威一行车队到达斯威波，仅有114人，其中18名美国军官、6名美国士兵、传教士医生西格雷夫和19名缅甸护士、16名中国士兵、英国公谊会救护队7名人员、9名印度、马来亚和缅甸籍的厨师和勤杂人员、失散的英国军官和英国难民等。他们沿着同铁路线平行的小路朝北走，这条路很少有人走过，路途艰难，但可以避开源源不断的难民和中国逃亡士兵。到了英多仍然没能搞到通往密支那的火车。他们只好离开铁路向曼德勒西北缅甸印度边境的霍马林进发。

    5月5日，路没有了，弃车徒步，前面还有140英里的路程，一条大河和一座海拔7000英尺的山。史迪威站在卡车上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走路到印度。必须严格听从我的命令，不许掉队。我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活着出来，包括妇女。”
    3天后到达乌尤河，坐竹筏漂了三天三夜，途中得到英国飞机的空投给养。又徒步到达霍马林，结果他们没发现预计来接应他们的人，整个队伍非常失望。然后渡过亲敦江，5月14日在翻越Naga山脉时遇到了印度边境上接应的英国人员。为了赶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加快了前进的步伐，20日到达英帕尔。这些天是史迪威撤退队伍最困难的日子，但是史迪威实现了自己给大家的承诺：没有一个人失散和死亡！这是所有撤退的队伍中唯一没有在途中出现死亡的。

                                                              时代周报4月23日C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