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
    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省九江县新合镇址坊村人，二十岁中进士，清庭官费派往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
    民国初年，黄远生先后任北京《东方时报》、《亚细亚报》、上海《申报》记者，并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被中国新闻史学界称为“报界奇才”“新闻通讯文体创始人”，甚至有人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有影响的新闻记者。
生前因大胆抨击时政，后在美国旧金山被孙中山下令暗杀。
    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死因几永沉历史深潭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乘船赴美，在美国继续撰写他的时政评议。因其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隔着大洋，那枝铁笔仍对中国社会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因其持独立报人的立场看世界，尖锐批评直指要害的锋芒，为各派政治势力和军阀所忌。
    黄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笔锋所指，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北洋时期和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几乎均有涉及，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受众的心，将真相内幕及时告白于天下。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
    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是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后来再曝出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黄远生因此成了革命的误杀！谁叫你被认为是袁贼走狗的？无可奈何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开悼念会。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还得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命丢了，还得往杀了你的革命队伍上靠和站队，你说这种暴力手段和所扯开的大旗的炫惑力，厉害不厉害？
    凶手是谁？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如何被杀的说法当时就更多了，如有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也有记载他“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说是“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甚至连黄远生被杀的日期也说法不一，不少材料记载其被杀害于12月27日（被杀的二日后），据后人考，其根据大概来自于林志钧为《远生遗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听见我至好的朋友黄远庸在旧金山被人暗杀的消息(系外交部接顾少川来电报告)。”而李盛铎先生写的《墓志铭》，记载被害日为阴历11月19(即公历12月25日)。
    到1949改朝换代后，得国者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袁世凯）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因为从字面意思看，一贯提倡自由报人主义的黄远生，所写的这条陈上的内容，却是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新闻管制内容。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甚至到1984年，黄的儿子黄席群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都不能真相大白。儿子写道：“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卒致罹祸；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
    1916年初，远生的遗骸由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据参加追悼会的远生长子黄席群回忆，遗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内，外面是一层蓝色丝绒，后来在上海加了一个木质的椁。事后，亲属将其骨灰运回九江，安葬于庐山区莲花乡桂家垅之殷家坳山。
    当时黄远生的好友、一度担任过《民国报》记者的大学者梁漱溟，闻此噩耗后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开始写作《究元决疑论》一书，试图从佛教出世思想中寻求“人生之苦”与人生真义，思想情感由此发生了极大转变。黄远生之死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黄的启蒙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数年时间，却正是中国现代意识和文化觉醒前 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转折关头，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找不到中国突进觉醒的突破口，也未形成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
    旧的将去未去，新的却将生未诞，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空白点。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黄远生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正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实际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先驱者几乎莫不受到远生现代报人思想的启发与影响。
    因此将黄的死归咎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不论是与不是，既是革命倒袁的需要，也不算太过冤枉他。因为舆论本身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历来统治阶级必然要借助舆论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也要对这种具二刃性的力量严加防范。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就实行过报业管制政策。据统计，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封闭的报馆达71家，传讯49家，捣毁9家，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其中最触霉头的事，是报道宋教仁被刺案，9名记者因此被杀，多间报馆被封。
    先不说向来以枪对笔的各派军阀，号称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国民党、孙中山，也开了此类血腥暴力暗杀异见分子和批评者的先河，后来的国民党接班人也多循此旧例，早期的中国报人，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一再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史量才（1934年11月14日在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被蒋介石的特务人员拦车枪杀）、邵飘萍（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罪名下令枪杀于北京天桥）、林白水（因猛烈抨击军阀张宗昌及其部属潘复，林白水于同年8月6日在北京天桥被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两人被害相隔不到一百天，同样魂断天桥，所以当时有“萍水相逢百日间”一说）、杨杏佛（因参与民盟活动，批评政府关押陈独秀等进步人士，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枪杀。）等著名报人，先后都倒在了暗杀和屠杀之下。
暗杀黄远生案真相大白时，是在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

                             国父的另一面

    黄之死，与被“革命党误为袁党”实际上没什么干系，完全是因为孙中山无法容忍异见的批评。孙中山为何要以暴力手段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如揭露和讥讽“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因黄远生文笔了得，在海内华人中的影响广泛，从而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孙文党得国的计划，孙大为恚忿，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无意中达成一石二鸟的效果，即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消声钳口，还让袁世凯替他背了70多年的“黑锅”，维护了自己的光辉形象。
    那么，究历史旧账，孙中山到底有没有黄远生讥评讽议的这些事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这些历史没有修入后来的国共二党“正史”中。但好在那时中国已经处在资讯发达，观点多元的时代，相关的信史记载还真不少。
    如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0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20－30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
1908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因经费问题闹翻而退出同盟会，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批评孙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
    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约》后来被披露后，类似的记录共10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文件均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而非稗官野史。
    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另如有记载：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文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百万日元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
    “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
    “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
    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曾作过连续追踪报导。“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约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另如民国元年，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政府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种之权利”。
    民国三年，孙致大限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颇多相近之处，条款的屈辱损国，更有过之。革命党人的作派，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还要来得“前卫”。
    孙中山当年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处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订立《中日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由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陈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等记录(另一日方签字人估计是补签的)。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的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孙中山一再接受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其出卖东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其与“9·18”事变后，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有关乎？这是历史的一大悬案，只能望将来日本解密相关资讯，才能还历史之大白。终张学良一生，只承认是他自己软弱放弃了东北，而不敢提国民党在革命和谋求执政中，与日本人的历史渊源、政治交易，更不敢提坊间传说蒋介石予张的“不得抵抗”的手令，其与放弃东三省换取日本支持得国有关乎？如果是，那东北不抵抗的真相就将大白。
    近年解密的史实是，“七·七事变”实为中国军主动挑起，这当然与丢失东三省、国民呼吁抗击外侮的民族怒火郁积有关，更与关内即中国，日本但有异动，即决不退让的国策有关。关内关外国策大不一样，这与执政党上台的背后密约有关。所以关内战事，一触即发，国民党以当时并不强大的柳弱之资，不惜在上海、南京、武汉连续对日发起自杀式大决战，这也是被欺压民族集体怒火喷发的历史必然。
    关于孙文谋国与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求得日资的支持这些糗事，当时的时政一枝笔黄远生怎么会没有讥评讽议？就刺杀黄远生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容忍的肚量，是远远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生弃其而去，也能以敬才的优待，软留一旦叛去即将至其致命一击的蔡锷于京。孙中山时为一在野党魁，竟容不得一介报人，必欲以暴力谋杀肉体消灭之。
    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鲁迅早年有评论说“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袁氏当国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政治野心如杨度，无一不是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同时的孙中山、段祺瑞、和后起者蒋介石、毛太祖之流望尘莫及的。
    这里再说说被历史涂抺得面目全非的袁世凯。近年真实还原历史面目的只有《走向共和》。此片在央视播出时，曾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因为它几乎颠覆了近现代渐成一统的史观。里面多有还原“国父”一些负面形象，也为北洋派诸公小小翻了翻案。让我们找到了李熬北大演讲时借古讽今、说“我们有什什么资格骂北洋人物”的一点根据。因为后世的诸党所为，很多方面并不如北洋当政时期。
    如吴佩孚段祺瑞等北洋人物宁守清贫至死不当汉奸的高洁。
    如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辞，而且直致其终了辞世，也没有加害过章氏的容人之量。
    如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袁世凯慷慨应允，并致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垫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着那没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袁府讨帐。袁世凯此时四处起火，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拖赖，后赖不过了说让周妈先回湘，钱随后汇到。谁知这周妈是典型的“长沙里手”，天天到袁世凯府上缠讼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不是保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好歹也是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钱？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当袁下不来台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头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杀人无算的一世枭雄袁世凯竟然被拿住了，毫无办法，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翼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完喝完，周妈照样讨债不误。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不得不如额尽付剩下的另一半“劝进费”。这是民国年间流传很广的袁世凯真实的糗事，但换个角度看，也不失胸襟诚信。
    1912年黄远生借黄兴评价孙中山，在10月5日发表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教仁）系而兼黄（兴）系，绝对不愿为孙（中山）系也。”起孙总理于地下，不知他看到他死后十数年间日寇在中华大地的横行、国民党一分为二，汪伪在抗战中续承总理遗志继续对日“亲善”，而以蒋中正为脊梁的黄埔精英们，领导民族不屈不挠铁血抗日的作为，会有何辩解和感想。
    历史也证明了黄远生的眼光。1924年，孙的“党在国上”的理论新鲜出炉，三民主义事实上束之高阁，党在国上被演绎得炉火纯青。如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孙文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打指模、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具状宣誓效忠，予生杀予夺之大权于他一人。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见民主转眼成个人一言堂的专制独裁，皆弃之而去。
    孙中山以有组织的暴徒手段来对付“敌人”，是当年在南方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在1923年香港《华字》一社论里，批评孙中山有“北方军阀尚讲体面，有点刚直念气；南方军阀无赖而又阴狠”之语
    为一党执政和控国之私，可以出卖国家领土和国家利益，为将民主共和巧妙转换为个人专制执权，不惜利用权力和假革命崇高之名，要求同志予生杀予夺之大权于自己，并以威势迫使同志宣誓效忠一人，孙中山就是先例。这个党国的政治遗产日后为国共两党予以承继，并发扬光大。共和民主宪政也因党国之祸而一直空遗梦想。
    但黄远生这位中国新闻第一人，虽然因为他时政批评铁笔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以他的鲜血，为后世揭示了“国父”真实的另一面、以鲜血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提醒我们人性的阴柔险诈，政治人物不可以世俗道德衡量之，世事的复杂多变，看问题切忌单一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