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之前，詹姆士还是个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不知道自己的兴趣，不停地从一个学科转到另一个学科，活象一个花花公子，对貌美如花的女郎没有恒心。直到30岁，他才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而后一发不可收，在心理学和哲学上取得最大成就，除此之外，他还收了一个很有出息的学生，抱歉，这个学生不是李普曼，而是桑塔亚那，他先是追随詹姆士学习，而后反出师门，高举理性主义大旗。整天和老师唱对台戏。活脱脱一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再后来，他俩对犹太青年李普曼发生兴趣，各自用自己的理念教育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犹如东邪西毒，青年李普曼几近精神分裂，好在他足够坚韧，没有轻易皈依其中一种。但是，直到他32岁那年他写下《舆论》，我们还能发现，在这本书里，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相互斗争的痕迹，从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桑塔亚那对李普曼的影响似乎略占上风。这是我论文写作中一条小小的、有趣的线索，我并不想将其展开。一是时间不够，还有，我的兴趣发生了转移。我在关注更为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李普曼的阅读轨迹。我固执地认为，一个人的写作水准代表他的成熟，而成熟又与他的阅读有关。在论文后期，我读着李普曼读过的书，得到莫大的快乐，这种乐趣刚好抵消论文写作给我带来的痛苦。我想说的是，在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我都在怀疑自己论文的价值，并为找不到意义而感到痛苦，直到我读到张无常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博士论文根本就不存在创新。真正的创新，是天才做的事情。有些人以为自己能够创新，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他读的书太少，没发现别人已经做过这个问题了；二是，他所谓的创新，完全是个错误。这段话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虚无情绪。后来，我仔细思索，如果我的文章真有价值，那么就是强调，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注意舆论自身的缺陷，尤其在人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舆论上的时候。
本文的结构模仿孔飞力教授那本杰出的著作《叫魂》和李普曼的《舆论》。必须承认，这种模仿并不十分成功。我拙劣的模仿只想对两位真正的大师致敬。除此之外，文章的深度不足，客观原因是时间不够，这样的文章不是几个月就能写成，何况动荡的外部环境也不能使我安心。主观原因是写学术论文并非我所长，我的兴趣远在四面八方。不过，文章已成，我要对它负责，就像对我的儿子一样，纵有千般不好，我都会为他辩护。
通常，后记要表示对若干人的感谢。在这一方面，我并不特立独行。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们。尽管我并不乐意把仅仅比我年龄大的人称为老师，但是，我认为，下面几位还是配得上老师的本来含义。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许小平先生，许老师以豁达著称，但他并不在每一件事情都持超然的态度，比如东东的学业，还有我的前途。还有，比学业更重要，许老师一直指导我如何有美感地生活．
我要感谢我的师母董英老师。董老师在生活上对我关怀倍至。我的身体她总是放心不下，于是采取了相关措施。冬天我去他们家，回来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脂肪摄入过多的症状；而夏天，就会表现出维生素摄入过多的症状。
我要感谢李惠民老师。在大四之前，我不知道谁是李普曼，后来机缘巧合，得以李老师面传心授，学生加我一共就两个人，绝对博士后待遇。在听到那些离谱的观点后，我先是迷茫，然后觉得,李老师为我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我要感谢杨魁老师。在听了杨老师的课之后，我只能篡改鲍伯的那首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称为一条硬汉；一个人要读多少书，才能建立杨老师这样的知识体系。感叹只是一个方面，我也作出了积极的尝试，于是，我经常拿着一本高深的书，十分钟后发现自己已经睡过去，我气急败坏地接着读，然后又睡过去。
我要感谢李文老师和陈新民老师对我在学术规范上面的指导。李老师还提出我参考书目较少这一问题。我从谏如流，尽管我的智力只是正常，但我终于增加了自己的书单，挑战自我。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些书的高贵之处在于，不是谁想读就能读懂。
我要感谢阅览室的羊苹老师。如果把羊老师和本部图书馆那些官僚对比，更觉得羊老师的可敬。羊老师熟知每一个学生的名字，她把阅览室办出了家的气氛。
我还要感谢新闻院的其他老师，那些对我有帮助的老师。
我并不感谢新闻院的所有同学。那样太虚伪了，感谢每一个人等于谁都没有感谢。根据犹太人的二八原则，真正对我有启发的只占总人数的20%。这20%聪明、敏感又脆弱，他们看到我的文章后，一定把自己归类到剩下的80%。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你就属于这20%。
这是精编版的,简版将放到我的硕士论文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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