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风不动”
1999年年末，王朔写《我看金庸》一文，对金庸作品进行尖锐抨击，金庸旋即在《文汇报》作出回应，回应文开头这样写道：
王朔先生……《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随即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人们随随便便，那是他的品格、个性，不必重视，不值得去责备他。”这是俞曲园的解释，近代人认为解得胜过朱熹。）
这“八风不动”，金庸谦虚地说他尚“做不到”，但总还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吧？而这篇“太极推手”式的回复在当时很是博得一般读者的赞扬，事实上他自己“不动”，光凭当时众多金庸迷的“讨伐檄文”，的确够王朔喝上一壶。
之所以想起这桩八年前的公案，想起金庸推崇的“八风不动”，是因为读了点新修版《金庸作品集》。这套新修版，网友或许更多关注的是金庸对情节一些大的增删，并且多持批评性意见。其实新修版较之老版还有一大区别，那就是在很多回的回末（有的是回中），金庸增加了许多注释，而且篇幅都不短，颇可读一读。
这套书我没有一一翻阅，这里仅挑《射雕英雄传》来说说。新修版《射雕》的长注，对专家、读者针对老版《射雕》的批评意见作出了辩解与驳斥，但我认为大多并无回复的必要，且有违他所推崇儒、释两家“无责”、“不动”的箴言。
如第七回回末注释，“香港有评论者称，世上无白色骆驼，《射雕》中之白骆驼不成立”云云。这本是不懂小说艺术特点的妄言，不值一驳。但金庸却“狮子搏兔用全力”，近证诸身（称自己在新疆、内蒙、土耳其“都曾见过”，“且曾骑过”），运证诸书（引《清文献通考》所谓“九白之贡”），又扯到“睹骆驼，言马肿背”的俗语，暗含讥讽。
又如第二十四回回末注释，提到“有一位物理学教授”写书评论金庸小说，其中认为“大金国王子完颜洪烈对包惜弱用情深至，不合游牧民族贵族暴虐粗蛮的性格”云云。（南窗按：此当指阎大卫《班门弄斧论金庸》中《<射雕英雄传>：大金国皇子能这样柔情吗》一文）。这篇注释扬扬洒洒两千余字，遍引中西方关于爱情方面的名著作为例证。“物理学教授”的观点自然有些迂腐可笑，金庸所说的也是正确的常识，但总觉得这篇长文作为注释与原著无甚关联，而且金庸在文中屡屡暗讽对方的“理智”、“科学”，也显得小家子气。
上述两例注释金庸多少还占理，而有的注释却有些画蛇添足，节外生枝。如第三十回《一灯大师》回末注。文字不长，全载于下：
注：黄蓉与朱子柳（“渔樵耕读”中之书生）在桃源石梁上之对答，包括引述《论语》、《孟子》、谜语、对子等多出自明代冯梦龙所编纂之《古今谭概》一书。我国古代笔记之内容，多为记录历代逸闻、趣事、名言、隽语等等，六朝《世说新语》为其中表表者。《古今谭概》所录者多为隽雅妙语，集古人或时人智慧之大成，非冯梦龙所自创，任何一则均无版权，亦不知最早始于何人。如言该等谜语、对子等为黄药师所创而为黄蓉转述，流传后世，冯梦龙闻而录之，再为金庸转述，亦难证其为不然。大理国帝皇世系、立国年代等等，有史籍所稽，不能信笔所之，至于灯谜、笑话、妙对等等，以民间智慧为多，恐难追寻其原始作者。如苏州评弹“唐伯虎点秋香”中笑话、联对、歪解经书等极多，均录自民间智慧，此为中国说部的传统。
金庸承认这一系列“灯谜、笑话、妙对”大都“出自”冯著，但却算不得“自首”，因为早已有人指出。早在1966年，佟硕之（即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即写道：“《射雕》这回写黄蓉唱元曲之后，又碰到一位书生，连篇累牍描写黄蓉的‘才华’，如谈《论语》的‘微言大义’啦，猜谜语啦，对对子啦等等，这些都是抄自前人的旧作，而且是并不怎么高明的作品”。后来“金学”日兴，更有不少学者指出此回素材的出处。如梁守中《“辛未状元”三道试题的出处》一文写道，“其中第四关书生（即‘辛未状元’）所出的三道考难黃蓉的试题，就来自明人冯梦龙的《古今笑》（《古今笑》又名《古今谭概》、《古今笑史》）”，并指出见于其中的《谈资部》，黄蓉歪解《论》、《孟》则分别出自《巧言部》与《文戏部》。又如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七章《整体与细节》也指出，“其实，……这些诗谜、对联以及最后的讥讽孟子之诗，既非黄蓉所创，亦非黄药师所创，而是作者取自明代冯梦龙所著的《古今笑史》一书。”
金庸对这些评论在注释里是有所回应的，下文姑且排比一二。（当然注释针对的未必只限于上文所引诸家。但梁羽生、陈墨等人既是名家，又与金庸过从甚密，金庸对这些文章有所寓目，当无可疑。）
对于金庸化用前人素材的做法，梁羽生认为这些东西“并不怎么高明”，不值得去“抄”。（南窗按：单以这些谜语、对子本身而论，梁氏所言并非全然无理。施爱东《点评金庸》第320页分析“辛未状元”谜时即写道，“一个好的谜语，讲究字字有着落，朱子柳这则谜语明显未能做到。像“胸中”、“手”、“归”等词，不仅是闲字，而且对猜谜者有误导作用，这种谜是很难猜的。黄蓉一猜就准，那是金庸对她的厚爱。”）而梁守中则认为，冯著的“一首谜诗和两副妙对,本来是零碎分散的,读来虽可一笑,但却比较单调, 但经过金庸的妙手组织后,成了三道考题,便十分有意思了”，称赞金庸“巧于利用古书材料,充实他小说的内容……凡能用者,都可小大由心,变化运用。”陈墨则说：“将前人书籍中的资料，运用于小说之中，如此得心应手而又天衣无缝，实在让人叹服。”梁羽生雅善诗词、联语，所以他更看重这些素材本身的优劣；陈墨等的着眼点在素材与小说本身的契合度上，欣赏金庸的“点铁成金”。金庸的注释则坦承这些素材的确取自冯书，并从中国通俗小说历史的角度强调，“此为中国说部的传统”，并非他金庸自我作故。
陈墨还在文中指出，这些素材“既非黄蓉所创，亦非黄药师所创”，而出自明代人的著作。这却是金庸不得不辩解的。梁羽生当年讥诮金庸笔下“宋代才女唱元曲”，就搞得金庸很没面子，虽然在三联版《射雕》的注释中承认“樵子及黄蓉所唱‘山坡羊’为元人散曲，系属晚出”，最终还是不惜在新修版里通过增删正文的方式来自圆其说。（详见拙文《“宋女唱元曲”——也说金庸小说中的“时代错乱”》［订补2］）如果这些谜语、对子果然是冯梦龙所作，不又犯了“时代错乱症”？金庸于是辩解道，“《古今谭概》所录者多为隽雅妙语，集古人或时人智慧之大成，非冯梦龙所自创”，即所谓“编纂”之书，而非独立著述。这一点金庸是正确的，于是他下文信心满满地开起了玩笑：“（冯书）任何一则均无版权，亦不知最早始于何人。如言该等谜语、对子等为黄药师所创而为黄蓉转述，流传后世，冯梦龙闻而录之，再为金庸转述，亦难证其为不然。”仿造金庸的玩笑话，我说金庸这里是特意揶揄陈墨“既非黄蓉所创，亦非黄药师所创”一句，恐“亦难证其为不然”。
但事实上，如黄蓉问书生孔门七十二贤，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段，就并非“不知最早始于何人”，自然更不存在“为黄药师所创……亦难证其为不然”。这则歪解经书的故事，见于托名隋代侯白的《启颜录》（据敦煌卷子本，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
动筩（南窗按：指北齐名优石动筩，筩为筒的异体字）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难云：“孔子弟子达者有七十二人。”动筩因问曰：“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着冠？几人未着冠？”博士曰：“经传无文。”动筩曰：“先生读书，岂合不解孔子弟子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者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以知之？”动筩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岂非七十二人？”坐中大悦。博士无以应对。
亦见于《太平广记》卷二四七，故后世流传很广，如江盈科《谈言》、曹臣《舌华录》等都有收录，甚或京剧《连升店》也提到这个段子。
又如黄蓉所吟那首“乞丐何曾有二妻”，也并非“不知最早始于何人”，王培军《小说旁证》引清人潘永因编纂《宋稗类钞》卷六一则故事：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一日有达官送酒数斗，泰伯家酿亦熟，然性介僻，不与人往还。一士人知其富有酒，无计得饮，乃作诗数首骂孟子。其一云：‘完廪捐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丈人尚自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又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李见诗大喜，留连数日。所与谈莫非骂孟子也。无何酒尽，乃辞去。（南窗按：李泰伯即李觏，字泰伯，北宋思想家。）
由上面两个例子可知，金庸太托大了，注释画蛇添足，反而遗人话柄。
“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这是佛印和尚揶揄苏学士的句子，当年何东、易中天等评述王、金之争时都曾引及。王朔“王八拳”式的文章也当得是“一屁”，诙谐机智如苏轼不能忍，金庸作出回应也算人之常情。但在新修版的注释里，金庸对评论者关于其小说很多与史无征或“时代错乱”处的评论也非常在意，或广征史料，或曲为之说，甚或移的就矢，删改正文。“八风不动”诚非常人能及，但“见风就动”似乎也离自己所期许的境界远了些。
插入表情